除了剧情备受关注，《梦华录》展现的宋代生活场景，更是引起不少网友对这个繁华年代的好奇。那么在宋朝，广州人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穿粤”到宋朝，一起感受一千年前的广州风情。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这个字对于宋朝的广州老板来说极其重要，皆因无论做大小生意，都必须遵循当时的行会制度。

宋代，由于里坊制被废除，城内的坊墙逐渐消失，广州城内形成了一系列开放式商业街区，加上宵禁制度的崩溃，广州的商贸业空前繁荣，街头巷尾商店林立。

不过，生意人在广州开店大有讲究，选址就是首要问题。根据当时官方规定，商铺须分“行”经营，每一条街上的商铺，做的几乎是同一种生意。

例如纸行路，留存了古代广州纸业的繁华记忆。根据《诗书福地》一书记载，南宋以前，纸行街已有经营纸业的作坊，街道故此得名。后来，从纸行路、诗书街到天平街（如今的天成路），大大小小的纸行临街而列，形成了一条纸业专业街。

其实，广州一些流传至今的老地名，像米市街、绒线街、雨帽街、玛瑙巷、象牙巷、绣衣坊等，都保留着关于行会制度的独特印记。

除了选址，宋代广州人经商还需要遵守很多规矩。例如，宋代的南濠街（今海珠中路）茶楼林立，若有人想在这“美食一条街”上开店，就必须向官府提出申请，同时交一笔钱，加入茶楼业的行会。

有了“会员”资格，才能开张迎客。经营茶楼期间，以什么样的价格采购茶叶，请几个帮工与学徒，工资多少……这些事，全由行会的话事人“行老”决定。

同时，每个行业都有只在行内流行的暗语，被称作“行话”。为了保守商业秘密，各行各业编“行话”时都是各出奇招。

例如，一些行业用“丁不勾、示不小、王不立……”来指代数字；还有一些行业采用典故的方式来表示，比如“桃园”为三，“竹林”为七，“魁首”为五……这些暗语，外行人看起来可谓是一头雾水。

除了本地商贾繁荣，宋代广州的经济兴盛，还体现在海外贸易上。

由于“丝绸之路”先后为辽、西夏、金几个政权所阻挡，东南沿海地区比较安定，因此宋朝政府积极发展海上交通。在沿海各港中，广州的对外贸易最为发达，广州因海外贸易获得的税收，也远远大于他港。

中外商船云集广州，运来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白豆蔻，换走各种精美瓷器、丝织品、糖、酒、茶和米，销往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新加坡、伊拉克、埃及等地。

北宋人郭祥正惊叹广州市场：“斛量珠玑若市米，提束犀象如肩柴。”意思就是，卖珠玑像卖米一样，整斗整斗地量；卖犀角、象牙像卖柴一样，用扁担挑着满街走。没见过世面的人惊为奇观，但当时的广州人却司空见惯。

为了更好地管理海外贸易，广州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市舶司，功能上相当于今天的外经贸委加海关。

当时，来到广州的外国商人都受到市舶司的款待，每逢大宗生意往来，市舶司就要按例设宴招待外商，连船上的艄公、水手都有份。

据说，宴席上有龙虾水蟹、鲟鱼瑶柱、象鼻鱼脍煲牛头、冰镇汤圆荔枝膏等地道岭南美食。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广州市舶司每年招待蕃商吃喝，都要花掉几百两银子，希望通过免费大餐“招商引资”。

“蕃坊”成为了宋代广州城中的一个独特景观，他们的民情风俗给广州注入了一种奇特的异国情调。这里有戴20多枚耳环的波斯妇女，有“西装革履”欧洲人，还有嗜嚼槟榔的东南亚人……

由于居住在“蕃坊”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最多，这里还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清真寺——怀圣寺。现在，光塔路就是以坐落在这里的怀圣寺光塔而得名。

对于外国友人的生活习惯、宗教礼仪，宋朝的广州人不仅非常包容，甚至有人模仿起他们的衣着——头戴白巾，脑后垂长带。后来，宋刑法指出：“广东之民多用白巾，习夷风，有伤教化，令州县禁止。”

一些广州人还想模仿番客使用外国香料。其香味非常浓烈，走在街上，往往还没看见番客，已先闻到其香，走到身边时便香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广州有商家想仿制大食国的蔷薇水，但因为没有蔷薇原料，只能改用味道较淡的素馨。

外国人与广州人的融合还体现在婚嫁之事上，不少“外来郎”找了“本地媳妇”。根据《宋刑统》的规定，暂时居住蕃坊的外商，不得与中国女子结婚；长期定居的则可以与中国女子结婚（赵姓除外，因为皇帝姓赵），但不得带出国。

总体而言，大宋年间，朝廷与官府对外国人是非常宽容和优待的，外国人与广州人也能和平共处，广州已逐渐具有国际城市的雏形。

由于广州是财富汇聚之地，加上远离主流文化中心中原，所以在宋代，外地人对广州持有“斗争射利，未尝知学”的偏见，认为广州是文化教育的“沙漠”。

其实不然，广州教育制度在宋朝已经比较完善。在宋朝庆历(1041～1048)年间，广州在西城番市附近，将一座孔庙改建为学校“广府学宫”。后来经过多次迁移和扩建，广府学宫的范围涵盖如今中山路、文德路、文明路至府学西街之间的一大片区域。现在，第13中学、中山图书馆少儿部、文德路小学、第一工人文化宫等都在其遗址上建成。

而除了府学这类“公办学校”，宋代的私立书院更为蓬勃。自古以来，教育都是“立学官，取仕家子弟”，但宋代书院的出现，打破了官家对教育的垄断。嘉定十七年（1224），广州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禺山书院诞生，位置大约在今城隍庙西侧。

学生哥们苦读圣贤书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科举考试。其实在宋代以前，广东科举考试没有固定场所，大多在佛寺中举行。到了宋代，广东兴建贡院，科举中的省级考试逐渐有了固定场地。

为了防止作弊，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封卷制度。“阅卷老师”不仅看不到考生的姓名，还无法通过辨认字迹徇情打高分，因为誊录人员会将试卷用朱笔誊写，再送给考官评阅。

而且考官都是朝廷临时委派的，获任后要马上赶去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这也被称为“锁院”。

宋代的省试和现在的高考有不少相似之处，十分讲究公平性，学生哥若想贿赂考官可谓非常之难！

广州学子如果能中举，还会经历一个特殊的仪式——簪花。新科进士入朝谢恩、祭祀孔圣、拜谢恩师、座主时，都要簪花。活动结束时，有些大胆的贫民、乞丐、娼妓，便在半途哄抢他们头上的花朵，以沾一点喜气。

簪花成为一个与科举高中相关的特殊符号，因此广州男人簪花的风气大盛。辛弃疾的词写道：“今夜簪花，他年第一。”正反映了宋代读书人的心理。

另外，有意思的是，宋代的广州已经有国际学校 “蕃学”，以及面向这些“外国留学生”的科举考试“宾贡科”。

蕃学会选择既有学问、又熟谙外商生活习俗的博学之士为老师，招募外商子弟，学习中国文化。若通过科举考试，外国学子还可以进入仕途，因此蕃客们也热衷于送孩子到蕃学读书。

读书辛苦，开店不易，那什么是宋代广州人最向往的职业呢？答案大概率是包租公了！据说，当时广州流传一句话“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意思就是盖房出租当房东，赚钱轻轻松松。

包租公之所以能摁摁脚搵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朝广州的租房需求非常之大。据史料记载，宋朝商品经济发达，村民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就往城市跑，做点流动生意。流动人口一多，房屋租赁业自然就发达。

而在这些流动人口里，很大一部分是上文提到的外商，除了决定长住广州、为此置地盖房的少数人，其他像候鸟一样的外商，都要租房住。

此外，每逢考试季或升学季，各地学子云集广州，府学周边的房子顿时供不应求，房租应声而涨，还出现了“群租”、“短租”各种名堂。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想起每年高考、考研期间，考场附近酒店的价格水涨船高的情况。

后来，连广州府学的管理者也耐不住赚“痴钱”的诱惑。学校也出租房子，呼做“房廊”。而朝廷并没有反对学校这种做法，毕竟租房挣来的钱，可以用于学校自身的发展，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房东和租客交易，必须经过“中介”。当时的地产经纪被称为“牙人”，也有自己的行会。按照朝廷的规定，租赁必须由“牙人”在中间作保，督促双方签订合法的契约，并且到官府报备，交上一笔“租赁税”，这单交易才算合法。

其实，在宋代的广州城里，大家很少绕过中介直接交易。因为经过正式的租赁程序后，租客们能享受不少福利。

例如，官方规定包租公要给租客五天的“免租期”，让租客安心搬家；包租公不能随意涨租，或者找各种理由把租客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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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宋朝的广州租客还能时不时体验减免房租的“惊喜”。新年期间，包租公一律免租金三日；如果发生瘟疫或饥荒，朝廷也会下令减免房租，有时甚至一下子减免十天半个月的租金。

不过，屏幕前的租房一族不用太羡慕，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包租公们总有办法赚钱……

无论是包租公还是小租客，无论是打工仔还是大老世，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普通人，共同构成了大宋年间的广州生活画卷。相对开明的朝廷统治，生机盎然的经济贸易，充满智慧的城市管理，中外交融的文化氛围，描绘出这个时代广州风貌的底色和基调。

各位自己友，

如果“穿粤”回宋朝的广州，你会考虑做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参考文献：

《广州传》.叶曙明.

《越秀史稿》.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

《宋代广州开茶楼先交“入行费”》.广州日报.

《你可知古代广东人在哪参加“高考”？》.羊城晚报.

《宋代广州租房必须找“中介”》.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