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第N波疫情在这个开学9月再起。两例无症状感染病例，又在今日（9月10日）新增1例阳性病例。不过幸好，没有新增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专家研判，社区传播风险极低。因为这次世界性的灾难，所有广东人都越来越注重卫生防护，健康卫生方面的知识普及更快更广。

对于大规模的传染病的应对，中国从很久之前开始了，比如饮用水需要煮沸、与病人接触时需要使用布料掩住嘴鼻等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使用的口罩雏形其实是由华人医学家伍连德于1910年为控制当时东北鼠疫的传播发明的。

▲图源水印

在清朝末年，由于广州市的疾病、传染病非常挺严重，有很多的传染病，比如花柳、肺痨、皮肤病、疟疾、鼠疫，这些疾病对广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市在上世纪初，开始了真正系统地去保障广州的卫生。

民国时期，广州政府颁布了《取缔酒楼饭店规则》，对当时的茶楼做了一些卫生保障措施。例如当时开设茶楼，是要取得由卫生局发放的营业执照才可以开业。营业执照需挂在营业场所显眼的位置，让往来的食客可以看到。如果有官方人员来检查营业执照和卫生，店家要配合随时接受检查。

▲《取缔酒楼饭店规则》

《取缔酒楼饭店规则》有明确规定，不可以聘用患有肺痨、癫疯、花柳或者是疥疮，这种有皮肤病、传染病的人去做酒楼侍应、厨师，即便是洗碗工、清洁工等不接触到食物和客人的岗位，也是不允许聘用的。

如果肉类放置太久、保存不当导致变质，瓜菜蔬果腐烂，不能出售。酒类或者饮料变得混浊、变质了，不能出售。酒类饮品类含有有毒物质的药材成分，也不能出售。

另外，厨房里面不可以设置便溺之所（卫生间），这也是不符合防疫规则的。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有一种传播途径叫做粪口传播，如果在煮饭炒菜的地方旁边就设置一个厕所，粪便里的细菌和病毒更容易污染厨房的环境，进而污染到菜肴，让用餐的客人得病。

在这份《规则》里面有一条规定，现在的广州人看到都可能会有一种熟悉感，就是客人使用的餐具器皿必须先用热水煮一下，主要是杀菌消毒。那个年代没有消毒柜，因为担心公共场所多人使用的餐具会带有细菌病毒，导致人们病从口入，所以酒楼饭店都会用开水冲洗餐具消毒。

这跟我们现在外出就餐都要用茶水“啷碗”（冲洗碗筷杯子）十分相似，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形式主义，因为一般茶水的温度起不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还有每一桌客人离开后，桌子、椅子都要擦拭干净才可以接待下一桌客人。

这些规则和现在对于酒楼饭店的相关卫生管理条例可以说大同小异，只不过我们现在的要求会更加详细和严厉。但这样一种防疫规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除了酒楼饭店以外，民国广州政府对于街市售卖食物也有明确的要求。在珠三角地区，街市是少不了的生活场所。没有街市，就没有广州的饮食文化。所以国民政府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颁布了取缔饮食物营业规则。

在民国的街市不能售卖什么呢？

第一，不允许售卖鱼生。像现在那些生意红火的三文鱼店在当时是明令禁止的，不过当时市面上也没有三文鱼可供出售的。

第二，不允许售卖雪糕、刨冰、凉粉。

第三，是不允许售卖崩大碗磨水，因为喝了会让人腹泻不止。所谓磨水，就是将柠檬泡水、或者搅烂之后的一种饮品。像冰牛奶、冰奶茶呀、冰果汁这些其他非汽水类的凉水，也不允许售卖。

第四，水果是不得切开摆卖。

另外，各种不在禁售的饮品，必须拿盖子盖着，所有的器具都要清洗干净。而且要在客人明确确定他需要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才能打开盖子舀给他。决不允许店家把饮料事先舀出来，然后强卖给客人。这份规则还是挺详细的，最重要就是为了防止大家病从口入。

清朝末年，广州城的卫生状况不佳，造成疫病流行。当时在广州城是没有清扫街道的清道夫，街道由商店、住户各自清扫或由街道居民自行安排清扫事宜，经费也是自行筹集，政府既不扶助也不干预，完全是民间自发行为。这种自发行为难以维持，垃圾随处倾倒和堆积很容易成为常态，流行疫病也随之而起。

1906年，广东巡警总局设卫生科，这时才有了清道夫清扫街道。民国初年，广州城市卫生管理承袭清末的体制，由警察厅的卫生课负责管理城市卫生事宜。规定市民们要注意卫生，甚至设置了卫生警察，就是警察里面专门有一部分人负责督促市民卫生行为，包括不能胡乱倾倒粪溺，不能够随地吐痰，不能乱扔垃圾，还有管理垃圾的收储行为。

▲1936年，广州市政府派人督责市民做好环境清洁卫生

街道的清扫方面，政府将全市划分为6个卫生区，每个区配备5名职员管理全区卫生工作。清洁队长期雇佣近千名清道夫，负责每天清扫全市街道，这样形成一套常规制度，使广州城市主要街道的公共卫生有了较大改善。

▲1937年，广州市夏令卫生运动中清洁队和垃圾车

1912年，广东军政府率先拆除广州部分城墙，修建马路。到1918年，广州建有大马路4万多米长，由于是用砂石铺成的，经常尘土滚滚。市政公所成立后，马上派人从德国购回两台洒水车，由警察厅淋洒马路，减少尘土污染。

▲上世纪30年代的清洁洗射队

除了路面上卫生问题，这个时期的排水系统也因为原始老旧，年久失修，造成渠内淤滞严重，成为广州城公共卫生状态严重恶化的罪魁祸首。像六脉渠，大部分为民居跨占，渠里蚊蝇孳生、污浊恶臭、疾疫丛生。当时，广州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取自珠江、城内的濠涌或井水，由于各种秽水和海水倒灌污染，病菌随之散播，严重威胁着居民的健康。

由于城市排水系统问题最为突出，1921年4月至7月，广州市政府对126条旧式暗渠共计16800米进行了清理和整治。到1931年，又将旧式暗渠改为混凝土水管，并利用城市道路重建的机会铺设了下水道，广州排污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为让居民能饮用到清洁水，1908年8月，增埗自来水厂建成并向居民供水。自此，居民的生活用水卫生得到保障，流行疫病开始减少。

虽然上述的一些城市卫生建设和政策法规执行的效果还不错，但其实民国时期广州政府也不是每个关于卫生的政策法令都能够很好的实施，甚至有些政令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一个笑话。比如曾有有卫生官员居然公开呼吁全城百姓“少出恭”。

事情是这样的，在上世纪初，抽水马桶在广州还未能普及到家家户户，想“方便”还是得去街巷里的公厕。1921年，民国广州市政府决定由卫生局、工务局负责，以投标形式招商承建公厕，承建公厕的商人可得到部分粪水用于售卖牟利。这些粪商负责粪便的收集、清理、运输、售卖，形成一条“粪商商业链”。

▲粪车是都市里的“报晓鸡”，每一天的序幕由它拉开，图源水印

据统计，当时城内共有200多个大小粪商。他们与公厕业主谈妥价格之后，每天会雇用粪工前来收粪，再用船运往周边农村，以每担数角钱的价格卖给农民。据资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广州附近的粪艇有几百艘之多，可见这一独门生意之兴旺。

厕所老板、粪商、粪工……这些名词听上去上不了台面，但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他们。这一条发达的“夜香商业链”除了为人提供生计之外，也维护了老广州大小河涌的整洁，避免了百姓将自家的“出产”排进河涌。

▲粪工是“草根中的草根”，但一旦他们消失，整个城市都要停摆，图源水印

1923年，民国广州市政府颁布《广州市取缔厕所清洁规则》；1928年，市卫生局提出《改良厕所办法》，对私厕进行强行改建。希望能够以此加强对公共厕所和粪商“商业”的管理。

然而，在1930年10月，这条“粪便商业链”重重卡了一次壳，这是缘于官方要搞粪便垄断。他们以一年55万银元的“总价”，将全城粪便外包给一家粪商买卖独家经营，其他粪商不得染指。

此令一出，全城粪商哗然。于是，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在这些利益被损害的粪商的“授意”下，他们雇佣的三千多粪伕、粪妇连同粪桶、粪车一起“消失”罢工了，连粪艇也停止了运作，街边大小茅厕的门口，也挂上了“修整厕所”的木板。

粪工消失近一月，广州城每天怪味升腾，百姓更是抓狂，官方雇佣数百临时工清理各处公厕。可官方人力不够，只管得了公厕，管不了各家“出产”。

一个月之后，风波慢慢平息，粪工们在官方的说服下渐次复工，屎尿专卖制得以突破阻力，于1931年开始实施。

▲图源水印

不过，专卖制推出后，由于缺乏竞争，承包商拖欠承包款、粪工勒索红包、清理逾时等各种乱象比以前更多，令民间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有卫生官员情急之下，居然公开呼吁全城百姓“少出恭”。这一次的改良如此虎头蛇尾，也实在令人感叹。

可以看出，由于民国时期引入了西方主流社会的城市建设制度，从制度上对公共卫生所做出的要求和现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卫生防疫转型打下基础。

但无论从政府、社会乃至一般民众层面看，掣肘颇多和流于表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结合了很多人的努力，还有不断的坚持，才有今天来之不易的成果。在最近的疫情中，中国的应对更是和西方社会形成强烈对比，中国已经形成一套自己有效的防疫体系。

▲维护每座城市整洁的清道夫

参考资料：

1、《近代广州警察史话》丛书，该丛书由广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谢晓丹任编委会主任，花城出版社出版）

2、广州文史网

3、广州日报

4、羊城晚报

5、图文资料由粟米搜集整理

本文作者：BOOK導賞星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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