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铁路逃来香港的难民
世界经济尚未从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中复苏，1937年又爆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英镑、美元相继贬值，累及香港经济也一蹶不振，银根收紧，市面陷于萧条，商界哀鸿遍地；深水埗、旺角、九龙城大量新建楼宇，十室九空，租金一减再减，亦无人问津；酒楼、茶居门可罗雀，店家绞尽脑汁，推出各种优惠来吸引食客，仍难以维持。但随着难民潮的到来，香港房地产竟因祸得福，出现了某种畸形的繁荣，市区的空置楼宇，几乎被租赁一空，租金逐日飞涨，以致港府要出台规定，限制业主以加租方式驱赶旧租客。
在1938年6月4日的《申报》上，刊出了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广州避难市民，来港者近十万众！”为了控制来港人潮，在广州沦陷前，港英政府作出规定，凡来港者，必须每人持有港币至少20元或同价的财物，才准许入境，搭船与火车一律。在6月2日的《申报》，载有一条令人心酸的消息：
敌机向广州市区施行强暴投弹，毁我非武装区域，故连日逃难来港者达三万余名。昨日下午3时40分，由广州开来之轮船，有佛山、东安两轮，载来搭客三千人有奇。而未有20元之搭客，被带往警署暂留查问者，约在70人。据逃港之难民谈，彼等在广州落船时，多数乘夜在西濠口等候，否则无法落船。火车原定下午5时50分在省开行，但正午12时以前，车站已挤满搭客等候。
6月3日的消息：敌机接二连三惨炸广州，故逃难来港之难民，有增无减。昨日到港之轮船，有泰山、西安、天一、广西等轮，西安、天一两轮于下午3时10分抵港，载来难民二千余人。泰山轮则于4点30分抵港，载来难民亦有二千余人之多。广西于6时到港，载来难民九百人。其中无20元备款被逗（扣）留者有百人，由囚车送往警署留讯者。此次逃避来港之难民，而未有携备20元被留者，连日甚伙。
1939年徒步抵港的难民
1940年徒步抵港的难民
表面繁荣的下面，是危机与苦难的日益加深。这种情况，日甚一日，持续到广州沦陷，省港之间的水陆运输交通，被完全切断。但民众翻山越岭，泅水渡河，穿越边境者，依然络绎不绝。在1939年3月2日的《申报》就曾报导：“自日机惨炸深圳后，避港难民，又突激增，据警务总监司徒永觉氏称，去周内截至去月廿五日止，本港新界难民增加人数，共总三千有奇，悉由政府各难民所收容。其中有四名为军人，其余悉属平民云。兹将去周各难民营人数录后：京士柏1428人，马头涌780人，北角1524人，锦田2633人，粉岭北站989人，粉岭南站1284人，槎坑577人，共9880人。而去周则总共仅有6996人云。”
这只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百多个星期中的一个星期的情况。这类消息，充斥香港各大报章，充斥着几乎每个星期、每一天。据3月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滞留在港九及新界各难民营里，已超过一万人，还有大量露宿野外，或流入市区的难民，处境更为艰难，却无从统计，情况在在堪忧。
内地每一次遭逢天灾人祸，香港人总是在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潮，香港各界踊跃发起救助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上流社会举办各餐舞会、赛马会为难民筹款，下层社会则以卖花、街头义演等形式筹款，或走街串巷，沿门募捐，然后把各界捐出的帐篷、衣物、被褥，送到难民手中。
在元朗接受慈善团体赈济的内地难民
1938年8月，在深水埗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有两个菜贩子，激于“火一般的热心”，决定把自己的衣服拿去典当，然后用这笔钱购进了一批蔬菜，在市场上义卖。当“义卖捐款救国”的标语在摊位前一贴出，人们便“呼”一声围了上来，小贩呼吁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国内抗日救国。菜很快被抢购一光，许多人是用高于市价的价钱来买他们的菜。收市以后，小贩把一天所得全部捐了出去。
这两个菜贩的义举在附近的村民和街坊中迅速传开，第二天开始有一些小贩效法他们，第三天加入的人更多了，有七十多位深水埗小贩，联合举行义卖。“义卖冬瓜二十担捐款救国！”“义卖萝白，赶走萝白头！”“爱国人人有责”的横幅和标语，红红绿绿，琳琅满目，挂满了市场和街巷。附近工厂的工人闻风而来，争先恐后，掏出仅有几个斗零，参加义买义卖，现场人头攒动，喧呼盈天：“饿死再说罢，打日本鬼要紧呀！”“连本带利，捐给政府，大家要齐心来买啊！”
1939年一位女學生於中環賣花籌款賑濟内地难民
有一些小学生组成了“跪救团”，沿着深水埗的街道，逐个商店门前跪下，恳求大家出钱救国。此情此景，见者伤心，闻者落泪，最后往往是孩子与围观者哭成一片。有一些到街市买餸的女佣，感动得泪流满面，当场摘下自己手上的戒指，捐了出去。
一传十，十传百。深水埗小贩的义卖活动，经报纸一宣传，整个港九、新界都沸腾了。中环也加入了义卖行列。蔬菜行、水果行纷纷响应，沿街的果蔬摊档都贴上了义卖标志，有些小贩还租下房子，举行室内义卖，把义买者的姓名用红纸记下，贴在门口：“张太太购香蕉一只，捐款五十元”、“李先生购苹果一个，捐款一百元”……有一位外籍女士用两百元买下三只蜜橘，现场排队的顾客欢声如雷，无不投以崇敬的注目礼。
西环也加入了义卖行列了，上环也加入了义卖行列了，洋货摊、鲜花铺、报馆、饮食、运输等行业都加入义卖行列了。人们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货运汽车有义运，码头工人有义挑，飞发铺（理发店）有义剪。而且义卖活动，迅速从个人行为，发展成集体行为。几十家腊味店联合起来义卖，募得七万多元。酒楼茶室五行公会召开全体同业大会，一致通过举行定期义卖，统一行动，张贴标语，许多酒楼还专门设计了“轰炸东京”“水淹东瀛”等菜式，吸引食客。义卖当天，各大酒楼、食店人满为患，一天就募得三万余元。
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街边卖香烟的老妪、擦皮鞋的街童，平日餐风宿露，日洒雨淋，自己也是家无隔夜粮，身少御寒衣，却把极微薄的收入捐了出来。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仅一个月时间，香港小贩的义卖就筹得超过100万港元。对此海内外的报纸争相报导，不仅震撼了全中国，极大了鼓舞了前方与后方的军民，也震撼了全世界，让世人看到，承受着深重苦难的中国人，依然葆有这样坚忍、顽强、勇猛、慈悲的精神，民族有此脊梁，中国是不会亡的。
1939年5月，长洲儿童舞狮募捐，支持抗日。一天之内，募得五百余元港币
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为支援内地抗战和救助同胞，香港人不分城市乡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贱富贵，不分行业职业，有一分钱，出一分钱，有一分力，出一分力。在1938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前夕，华商总会举行了两次义卖，拍卖的物品包括毛巾、衣服、花瓶等，也有钻石戒指一类贵重物品。九龙籐业也宣布加入义卖，从“九·一八”纪念日起，一连义卖两天，各商行积极响应，纷纷捐出义卖籐器。香港各界赈难会、华商总会则联合发动募捐防毒面具。
广州沦陷后迁到香港的中国妇女慰劳会举办首饰抽奖会，奖品包括各种钻石珠宝首饰，全部由各界人士捐出，一元一张抽奖券，筹得款项用于救助难民。演艺界纷纷举行巡回义演。一批国民党的留港中央委员也发起开办平民学校，向本港学校商借校舍，收容难民中的失学儿童，收取最低学费，或完全豁免，务使失学儿童能够继续求学。东华医院一次过拨捐5000元给保育会作为难童的给养费。
当时中国政府发起一人捐献一元，偿还外债的活动，也得到港人的热烈响应。中华艺术剧团举办巡回义演，写信给各慈善社团及学校，要求合作，得到了积极回应。剧团应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会之请，奔赴青山参加该校的联谊会，作为中艺巡回义演的第一站。演出剧目为《放下你的鞭子》。观众约三百余人，都受深刻的感动。
在北角专为内地难民而设的医院
演出结束，即席向观众募捐，以为一元还债运动。募得一元纸币16张，一毫银币510枚，仙士140枚，还有小学生以其价值四仙的食品券五张捐出，合共得港币68.6元。由学生会代表点数宣布后，将款由该校直接交往中国银行。在场采访的记者，感动之余都说：这次巡回义演所捐的数目虽然不多，但以中艺的精神和各社团学校合作，将来一定会有更美满的成绩的。
1937年上海沦陷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从上海撤到香港。不久，她的姐姐宋霭龄也到了香港。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由宋子文任会长，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担任保盟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受宋庆龄的邀请，香港医务总监夫人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司徒永觉夫人，Hilda Selwyn-Clarke）出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傅朗思（Norman H. France）出任名誉司库，廖梦醒、邹韬奋、许乃波等人均参加了保盟的工作。
1938年，宋慶齡和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在香港
在保盟中央委员会下面，设有财政委员会、运送委员会、宣传出版委员会和促进委员会等。 宋庆龄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许多人以得到她的签名为荣，于是，保盟和八办给每一位捐献者的感谢函，都由宋庆龄亲笔签署。
当时宋庆龄在香港的生活，也相当拮据。她在给国际友人的信中说：“香港的形势很紧张。人们纷纷逃离，以免遭封锁（或封锁的威胁）……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你们看，我的所有邻居都有……只有我听不到新闻广播。我们的所有朋友都预期发生各种可怕的事情，都在准备撤离……人们争着出头等舱的钱去买三等舱的票……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现在要四元钱才能换一元港币，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境况多惨……” 以她的身份和地位，连拥有一部收音机，都成了奢侈的梦想，似乎令人难以想象，但当时的条件，确实如此困难。
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保盟从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收到了各界的捐款总额达到：国币810879.93元，港币185640.11元，美元54437.65元，英镑3417镑8先令9便士，加拿大币3059.15元，1032.32比索，38.75西班牙比塞塔，荷兰盾：7盾。还有大量物资，包括X光机、显微镜、各科手术器材、医疗设备、医学教科书、各种药品、敷料、毛毯、衣服、奶粉、维他命、罐头食品等。
宋慶齡與一架獲捐贈的救護車在中环
1939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捐助的五个卡车底盘，宋庆龄开心极了，汽车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物资之一。她马上批准拨款，在香港安装成五辆汽车，但不能把空着开回国内，总得顺道带点东西回去。当时纽约中国民间救济协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等援华机构捐献的药品、食品、毛毯等物资，只够装两卡车。经宋庆龄奔走呼吁，动员各界人士，很快就募集到五万元，用于购买各种物资，装满了五卡车。保盟派专人押送，经越南海防、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千里，运抵延安，交给了八路军。
在港府的默许之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香港进行着半公开的活动。它不仅向国内运送了大批的物资，而且还协助华侨及港澳同胞组织起各种回乡服务团，诸如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东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会宁团）、香港学赈会回国服务团（港学团）等。这些回乡服务团其实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中共领导人，和各团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指导他们的训练，经常在一起商讨救乡计划。1938 年和 1939 年，两年间，有六百多人经八办输送回国，包括新四军和八路军急需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如司机、医生、护士等。
九龙工人给八路军送来他们捐赠的救护车
1939年5月，宋庆龄、陈翰笙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基督教主教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任主席，委员有斯诺（Edgar Snow）、路易·艾黎（Louis Eli）、普律德（Ida Pruitt）等人，陈翰笙任秘书。在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推动下，马尼拉、纽约、伦敦等地均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社团和国际友人中募集捐款，购置机器设备等，支持中国的工合运动。这些捐款，有部分转送到内抗日根据地，有部分则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用之于指定的工合业务和训练工作。先后募集到的款项约 500万美元。
1940年2月，宋美龄也到了香港，她是因为在国内劳军时遭遇车祸，身体一直不适，到香港治疗和休养。三姐妹都住在沙逊道大姐宋霭龄的寓所。对海内外的华人来说，香港是为国内筹募抗战资金、物资的枢纽站。在国内抗战最艰苦的时刻，宋家三姐妹在香港同时亮相，让人深感香港地位的重要，而更加发愤努力。3月，宋家三姐妹一起从香港飞赴战时首都重庆。宋庆龄在重庆的现身，打破了一直以来关于宋庆龄与重庆不和的传言，对建立和巩固国内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正面的宣传作用。5月，宋庆龄、宋蔼龄离渝同机返回香港。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承认伪蒙古国。苏联立即停止对华援助，调走苏联志愿航空队。中国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沦陷，经济受到重创，加上日本在华南实行“封锁战”，物资本来就十分匮乏，战场上每天的军费至少500万，一年需要18亿，而国家的实际收入，只有三分之一，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苏联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刻，作出此举，不啻在中国伤痕累累的身上，再捅一刀。这时，香港作为中国抗战物资集散、中转基地的地位，便益形重要了。
保盟主动肩起民族救亡的重任，在香港发起“两万条毛毯运动”和“一碗饭运动”，天下风从，应者如云，这与宋庆龄的个人魅力与号召力是分不开的。1941年7月1日，“一碗饭运动”在香港举行了开幕式，市民通过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救济华北的难民。
宋庆龄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讲话
烈日当空，溽暑煎人，但市民仍热情地走上街头，为“一碗饭运动”呐喊助威，他们簇拥着一只大碗的模型，走过上环、中环、铜锣湾、湾仔等闹市区，高呼“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的口号，所到之处，观者如堵。市区巴士和双层有轨电车上，也贴满了“大家来吃爱国饭”，“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的标语。剧作家于伶向全港呼吁：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饭的人，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无力购买“一碗饭运动券”，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
有一家酒楼在门口张贴广告，承诺在运动中捐款达100元以上者，该店用镇店之宝的大红古碗盛饭款待，酒楼还推出巨型爱国饭：碗内有白米一斤，鲜虾肉四两、鸡肉四两、叉烧四两、鸡蛋六个，售价港币100元。许多人争先恐后，踊跃购买，有的家庭还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来吃“爱国饭”、“救灾饭”。其场面之热烈，令人感动。
9月1日，“一碗饭运动”圆满落幕，有150万香港市民参与了这个活动，原计划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港元，共计2万港元。最后纯收入达22144港元，国币615元。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将款项凑足2.5万港元，全部捐赠给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基金。
1941年，香港华商总会募得款项1000万元。香港人捐献的飞机、汽车、医疗用品等物资，部分由宋庆龄或廖承志转交，部分则由一些忠驱义感的香港人自行组织，冒险犯难，突破日军封锁线，源源不绝地运送到内地。
香港人的慷慨捐输，不仅用于支持内地的抗战，而且亦对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有所援助。例如《南华早报》发起的“轰炸机基金”筹得267.1076万港元，英国战争协会筹得70万港元，英国救济中国基金筹得17.28万港元，立法局亦两次向英国捐赠160万港元。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在战前共捐出1000万港元给中、英两国，支援战争。
局势虽然险象环生，但香港人依然是每天都在忙碌，早出晚归，为口奔驰。事实上，香港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一粥一饭，来处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然亦唯其如此，他们对国内抗战的无私奉献，才更显得难能可贵，更值得青史留名。
香港中国青年救护团成员正在给难民看病
除保盟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青年团、妇女会、学生赈济会、同乡会、华商会等，亦纷纷成立或扩大服务，为抗战作出贡献。不仅殷商富户慷慨捐输，就连不少贫苦的低下层市民亦节衣缩食，踊跃参加各类支持抗战的活动。一些本地居民，更组成慰劳会、回乡服务团等，前赴还未给日军占领的地区为抗日出力。人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职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构成了一幅感人至深的全民抗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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