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在位时间很长，前期在张居正的辅助之下，明朝经历了一次难得的中兴局面，而年轻时代的万历皇帝，也确实曾经有过励精图治的时候。

但在一次定立继承人的争执之中，万历皇帝与群臣的关系迅速恶化，而性格独特的他既没有以雷霆手段一意孤行，也不愿意对群臣的催逼妥协，最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与整个官僚体系对抗多年。于是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个极度诡异的局面：皇帝多年不上朝，而帝国依然运转如旧。

不过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他完全不管事不做事，他只是不愿意出来与群臣面对，但对于军国大事，还是以书面的方式予以批复定夺。只是这样的运作模式时间一长，难免就怠惰丛生，最后难以为继就是了。

而在另一方面，这位不愿意上朝理政的皇帝，却显得非常积极——那就是花钱了。

万历皇帝在中年之后，也许是享国日久，也许是与群臣的对峙令他心灰意懒，反正他对于工作的热情不断下降，而对于消费的热情则不断高涨。这时候问题来了，明朝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古老农业国家，虽然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存了点盈余，但抵不上花销大，这时候早就把张首辅留下来的老本给花光了。皇上要花钱，只好另想办法。

正好在这个时候，皇宫失火，烧了一部分宫殿。宫殿是皇家颜面所在，当然需要尽快重建，但这笔钱按道理是在皇帝内库里支出，万历皇帝这时候囊中羞涩，拿不出这笔钱。怎么办呢？

万历皇帝虽然懒政，但人倒是很聪明的。他早就发现，当时的明帝国除了从农田上征税，还有另外一个财源，就是各地的采矿场。本来采矿在明朝是官府垄断的行业，但到了明朝中叶之后，矿禁逐渐松动，民间有不少私人的采矿产业。于是万历皇帝就打起了矿税的主意。

本来呢，在农业税之外另外开辟税源，征收商业税，倒也不算是不合情理。问题是万历的操作方式不是调整税法，通过官府行政系统去征收——因为官员们都大力反对矿税——而是直接派太监到各地直接征收，而且收入也不进入国家财政，而是进入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据说是用于修建皇宫。

这些被任命为矿税征收专员的太监们直接受命于当今皇上，当然牛得不行，为皇上征税之余少不免作威作福，给自己也赚上一笔。他们在地方上横征暴敛，在各地弄得民怨沸腾，不但引来各地官员的强烈反弹，而且还引发不少民变。

无论这个商业税的设置原本是否合理，但其执行导致明朝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混乱，则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太监虽然在地方上弄得天怒人怨，但他们是为皇上办事啊，所以万历皇帝也很支持他们。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的官员，大凡反对征矿税，又或者弹劾这些太监的，轻则丢官，重则入狱流放。万历皇帝是个很有韧劲的人，无论是不上朝理政还是征收矿税，他都能不顾群臣反对一直坚持。

然而在内心之中，万历皇帝也知道征矿税并不是个好事。有一次他得了重病，以为自己要不行了，就把辅政大臣叫到床边，吩咐说矿税这个事他自己也知道不好，只是修皇宫用度不足才行此便宜之计，他升天之后就取消好了，关着的那些官员也都放出来吧。可见他心里还是有数的。

不过过了不久他的病又好了，于是取消矿税这个事他就抛诸脑后了，一直到他临死前，虽然征收的数额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征收。

据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困难。

人类这种动物有一种本能，就是得到了的东西绝不愿意再失去，既得的利益绝不愿意再放手。所以我们看到万历皇帝明明知道矿税不但遭到官僚系统和民间的一致反对，也知道此税对于明朝的统治有所危害，但习惯了拿到手的钱忽然间没有了，那可实在太难受，无论如何受不了。

所以他可以在觉得自己快死的时候，决定停止征收矿税，可一旦知道自己还有大把日子好过，那这个财源就无论如何不能丢掉。

这也是历朝历代冗官越来越多，赋税和盘剥越来越重的原因之一。那些统治者和官僚权贵们，已经到手的早已习以为常，日常动的脑筋自然都是怎么再多拿一些，怎么可能会想到要把吃到嘴里的给吐出来呢？

果然，明朝晚期频频加收各种费税，又是“练饷”，又是“辽饷”，最终逼出了李自成，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