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政协常委曹志伟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向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建议，认为根据多项研究结果，现在的新冠病毒已经“到喉不到肺”，因此应将“新冠肺炎”更名为“急性新冠感冒”。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专家金冬雁也指出，COVID-19的英文全称中并没有“肺炎”对应的单词，而且Omicron出现后，疫情形势已经变化，仍将COVID-19译为“新冠肺炎”是不准确的。

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新冠肺炎”这个名称主要还是在国内使用，而国际上并不流行。世界卫生组织把SARS-CoV-2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统一称之为“COVID-19”，而中文则翻译为“2019冠状病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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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新冠病毒在2019年末爆发至今已经三年多，经历了世界性的传播以及无数次变异，感染者的症状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还用最初的肺炎症状来为这种疾病命名，显然是不合时宜。

新冠病毒的各种特质已经与当初的情况大相径庭，如果依然称之为“新冠肺炎”，也自然很容易让国内的公众将其对病毒的认知停留在三年前，而没有考虑到其不断的变异，依然对其谈虎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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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不少无良自媒体，为骗取流量，更是不断渲染和夸大新冠病毒对人们健康的伤害，从而在各个算法推送的新闻平台上为公众造就了一个信息茧房。

事实上，由于对统计学、生物学、概率论等基本知识的缺乏（很多人读书是只为了考试，而非明理），即便有很多科学证据摆在了眼前，公众对于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还是有着非常多的错误理解。

如果告诉普通人一个数字单位，然后让其回答这个数字是大是小，恐怕大多数人都只能按照自己日常生活或工作所接触到的数字尺度进行评估，这就很容易得出差异较大的答案。

好比“100平方”这个数字，如果以城市人口的居住面积来说当然是很大，但如果以农民的耕种面积来说就肯定是少，如果以牧民的牧场面积来说就更加少之又少，如果拿渔民捕鱼的范围来说就更加微不足道。

所以，当我们谈起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时，也只有与其之前的数据相比，以及与其他传染病对比，才能得出结论，而这也是统计学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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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卫生部在11月17日通报9月1日至10月15日各年龄新增病患的新冠疫苗接种情况，其中关于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数据与流感病毒造成的死亡数据对比，就值得我们参考。

从9月1日至10月15日的死亡数据来看，新冠病毒的病死率很低。有疫苗基本保护的，病死率为0.021%；即便是未有疫苗基本保护的，病死率为0.062%。而相比之下，流感病死率是0.1%（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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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有疫苗基本保护”，指的是接种三剂mRNA或重组蛋白疫苗，或四剂科兴灭活疫苗。

也就是说，即便没有疫苗基本保护，新冠病毒的病死率也只是流感的一半多一点点；如果有疫苗基本保护，新冠病毒的病死率甚至降至流感的五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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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尽管没有像新加坡那样详细的统计数据，但很多公开数字还是不难从新闻中获得。

例如，北京市前几天一共出了3个新冠死亡病例，但在此之前，尽管内地不同城市的疫情此起彼伏，但中国内地已经半年没有死亡案例了。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死亡病例的年龄分别是91岁、88岁和87岁，大大高于北京市平均寿命的81.8岁，而且他们全都有严重基础病。

▲北京地坛医院院长金荣华介绍病例情况，图源网络

如果在不同年龄组当中比较，无论有无接种疫苗，年纪越大，死亡风险越高。但不要忘记，对于任何疾病或意外而言，年纪越大的人死亡率越高，都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从广州自10月22日开始的这一波新冠疫情来看，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目前12万余例感染病例之中，95%为无症状，其余都是轻型感冒症状，只有除2例重症，年纪为60岁和80岁的人士并患有基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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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随机在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之中抽出12万人，恐怕也有不少是老年人，需要住院卧床的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太担心流感病毒会造成死亡的话，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太担心新冠病毒造成死亡。如果我们担心新冠病毒造成死亡，那么更需要担心流感病毒造成的死亡。

如果说，新冠病毒通过传播会不断随机变异，导致现在的奥密克戎毒株的病死率变得越来越低，那么有没有可能，该病毒又会变异出一种新的毒株，让新冠病毒的病死率变得像2019年爆发初期那么高，又或者变得更高呢？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初中生物课学过的演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所有的生物物种，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都有两个目标：尽可能让自己可以生存得更久一些，尽可能让自己的基因繁衍得更广泛一些。复杂的生物如人类是如此，简单的生物如病毒也是如此。

因此生物在每一次的基因复制（繁衍）中，都会产生一定几率的随机变异。好比你继承了父母各自的基因，但又会产生出一些他们都没有的独特基因。所以，你的外表和性格都有像他们的地方，但也有不像他们的地方。

基因在复制过程中随机变异的特性，使得物种能够演化出多样性，令其在环境出现变化时依然有机会让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生存下来，继续繁衍。

举个例子，某个小岛上有一种动物，原本不会潜水，但在某代的繁衍中有一定数量随机演化出了可以潜水的基因，再形成新的族群，而恰好不久后小岛因火山爆发而淹没，这个可以潜水的族群就跳到水中得以幸存了下来，而没有演化出这个基因的族群就统统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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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作为生物的一种，也是一样会在繁衍的过程中随机演化出不同的毒株。那怎样的毒株会生存得更久，传播得更广呢？

这一定不会是致死性强但传播性弱的病毒。正如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达到可怕的50%至90%，但同时也限制了它往更大范围传播。道理很简单，致死性强的毒株将会与病毒宿主同归于尽，无法再传播出去。2003年爆发的SARS消失，很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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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有那些致死性不断降低，同时保持一定高传播性的毒株，才会在竞争中得以胜出。和人类历史上所发现的众多病毒一样，现在新冠病毒也正是如此，每波流行的毒株都是比上一波的传播性更强，但致死率更低，甚至大部分是朝感染后无症状的趋势发展。

所以，除非经过人工干预，否则只通过自然演变的话，新冠病毒在变异过程中致死性忽然加强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代价就是，病毒变异的次数越多，在人群中清零的难度就越大。就像今年，每次长假期，只要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疫情就必然来一波。

当然，也有人会提到新冠病毒的传播系数比起流感要高，而中国的人口基数比新加坡要大，若不采取现在这样严格的防控措施，将会造成医疗挤兑，而重症和死亡的数量也将会比流感高得多。

人口基数多寡，并不是一个阻碍我们参考别国防疫策略的好理由。中国确实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14亿人，但却只占全球人口的18%，当与另外的82%相比，是不是又变成了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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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系数，在各国都有很大的统计差异，主要是因为各国的防疫措施、卫生条件、生活空间、饮食习惯、疫苗接种率、过往感染率等都非常不一样。

但总体来看，奥密克戎的传播系数确实接近两倍于流感，但却并不算是最高的，例如麻疹、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都要更高得多。另外，如果我们进行大规模检测的话，大家身上带的各种病毒和细菌恐怕也非常惊人，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症状就没有理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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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广州常住人口1800万人之中，有一半的人（即900万人）感染了奥密克戎，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按目前广州12万人感染只有2例重症的比例进行推算，假设广州常住人口1800万人之中，有一半的人（即900万人）感染了奥密克戎，那也只会有150个重症感染者。

但单单是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就有1080个床位，至于若要用到最高级别的ICU床位， 仅仅是广州红会医院新启用的综合楼就有70多张。

▲图源水印

如果我们把新冠病毒感染作为普通呼吸道传染病对待，不要求强制性隔离（当然会建议自我隔离，对任何非甲类传染病都是如此）；不针对阳性病例密接人群和所在区域做核酸筛查及流行病学调查；仅根据病情轻重做治疗处置，而不是因为他是新冠患者就区别对待。

那么，即便是在广州一半人感染的奥密克戎的极端情况下，也并不会对医疗系统造成太大的压力（何况，实际情况是总是一边有人感染一边有人康复。）。正如我们看到现在总人口与广州接近的台湾地区，尽管每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过万，但医疗系统依然可以有条不紊地运作，并没有出现什么医疗挤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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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坚持全民做核酸，一定要筛除所有感染者，采取“应收尽收”的策略，而不允许居家隔离，那恐怕再多的医疗资源都如扔进了黑洞一样，绝对会造成医疗挤兑，不仅会令重症病人得不到最好的救治，同时也令其他疾病的病人都得不到救治。

今年年初的香港就发生过这样的悲剧（详见《渐走出新冠阴霾的香港，能给抗疫中的广州带来什么启示？》），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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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往新冠病例中投入多了，意味着其他疾病病例的投入就少了。如果死于新冠病毒是悲剧，那么难道死于其他疾病就不是悲剧？

更别说严格的封控措施，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以及到医院就医所带来不便造成的死亡，这些是更为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因为这种损失无法被纳入统计，而往往被公众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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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程度上，即便是现在只有十万人感染的广州，也已经处于医疗资源的挤兑之中。不信的话，且看看方舱医院中那些生龙活虎的“病人”，以及听听那些不断因为劳累而倒下的医护人员怎么说？也听听那些一直排期不了手术的病人怎么说？听听因为封控而不便诊治的病人怎么说？

更别说在很多城市中，都出现了因为核酸问题而令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抢救而病逝的事件了。

除了对感染和死亡的恐惧之外，也不少人对于新冠病毒的后遗症感到恐惧。

例如国内很多自媒体就骇人听闻地写到，美国当前有2400万新冠后遗症患者，并且有16%严重到无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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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件事，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已经进行辟谣，指这个是过期数据得出的结论，现有数据也表明，现下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带来的中长期危害已经显著减小（详细的文章可以点击：《美国新冠后遗症患者中有16%症状严重以致无法工作？》）。

至于对于新冠后遗症的定义也各有各说法，并不清晰。举个例子，当我们在普通感冒康复后，也会有一段时间咳嗽，原因是我们感冒常见症状是流鼻涕，而经常会有鼻涕流到口腔，就会导致喉咙发炎引起咳嗽。那这个咳嗽算不算感冒的后遗症呢？还是算并发症呢？

▲图源水印

如果看医学数据觉得生涩的话，不妨参考NBA球星塔图姆和戈贝尔，以及足球明星如梅西、C罗、内马尔、姆巴佩、德布劳内、迪巴拉、伊布等，他们都感染过新冠病毒，甚至不止一次，但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得都挺好，并没有影响竞技状态和身体素质。他们哪个感染后表示需要退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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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说他们是运动员身体好吧，那世界各国的政要基本都感染过，有谁因此需要退出政坛了？

即使不信主流媒体，也不信外国人，起码也应该相信国内的医学专家们吧？

▲视频源自网络

网上每当谈论到新冠防疫的问题时，经常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声音，一方主张继续严防死守，一方主张彻底躺平。

但事实上，这都不是科学防疫的态度。所谓科学防疫，不仅仅是使用验核酸、接种疫苗、健康码等科技手段，而是指针对实际情况变化，全面权衡各种利害得失，再进行防疫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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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三年多前，当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的那一刻，采取如现在这样的严防死守策略，那应该是对的（李文亮医生或许也不必牺牲），因为那时候的新冠病毒杀伤力强，传播力相对现在较低；如今三年过去，病毒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杀伤力弱而传播性强，继续维持原来的策略显然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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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世界上也不存在对新冠疫情采取所谓彻底躺平的国家，被标签为“躺平”的国家，不过是对新冠奥密克戎作为普通呼吸道传染病对待，但在疫苗研发和接种，特效药开发，以及对重症救治上却并不马虎，并且已经逐渐恢复了社会正常运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现正是万人空巷的卡塔尔世界杯，向我们展示出了整个人类社会也正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阴霾。

我们要恐惧的，并不仅仅是新冠，它只是无数病毒之中的一种；我们要恐惧的，也并不仅仅是疾病，经济收入和自由生活同样是我们担心会失去的。且让我们拨开偏见带来的迷雾，科学和勇敢地战胜新冠病毒带来的挑战吧！

各位自己友，

你认为该如何科学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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