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给人的印象通常是脏乱差旧，容纳了大量低收入群体，所以很多人将其与外国的贫民窟相提并论。事实上，两者确实有些相似之处，但形成的原因却并不尽相同。

外国的贫民窟是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因无地居住而聚集形成的聚居点，多是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其居民对于所栖身的土地以及房屋都是没有产权的。

在广州就有139个城中村，不少城中村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村民世代男耕女织。

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广州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区像摊大饼一样以越秀、荔湾、海珠三个老城区为中心展开。

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广州的建成区面积为136平方公里，到2018年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为1300.01平方公里，不到40年的时间里，城区面积扩大了将近10倍。

随着城市用地的扩展，越来越多原在市郊的村庄被吞并进城市用地，出现了独特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城中村也就这样出现了。

尽管很多人把城中村比喻为现代化城市的瑕疵，但存在即合理，而且城中村对一座城市发展还有不少的积极意义。

首先，城中村大多租金低廉，成为了诸多外来打工人的落脚点。

例如在棠下村，当地村民仅2万多人，却居住了近30万外来务工人员，涉及社会各个行业；石牌村是华南地区最大的IT产品集散地，为数十万IT从业人员提供低廉的食宿和便利的生活条件；冼村里居住着那些自我调侃“白天CBD，晚上城中村“的年轻白领、新兴创业者们……

城中村为外来人才留在广州、建设广州、发展广州创造了条件，更好地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

一方面，城中村对推动城市发展有着不小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严重。

城中村内多为自建房，本地房东为了尽可能提高房租收入，便尽可能建起更高、占地更大的楼房。于是，握手楼、亲嘴楼遍布成为了城中村的“独特风景”。

由于楼与楼之间过道空间狭小，空气难以流通，这样的环境无疑为气溶胶传播提供了条件。

然而，狭小的空间里却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海珠某街道办事处人员曾透露：“康乐村租房就是租一个床位，一套房可以租出32个床位。”

另外，由于康乐村、鹭江村多纺织生产工厂，纺织厂内一般一二楼生产、三四楼住人，十多人同住一层的情况很普遍。

与此同时，城中村流动人口众多，难以管理，也成为了本轮疫情防控的突出难点。

“全国纺织看广东，广东纺织看中大”，鹭江村毗邻中大布匹市场，这里制衣厂和作坊扎堆，吸引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湖北人，所以鹭江村又被称作“湖北村”。

外来人口流动性大，不仅可以随意出入，甚至可随时跟随老乡同住一屋，这就使得房东、村委难以明晰租户的具体数量与身份信息，同时村内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这无疑提高了疫情防控的难度——有人大半年未做过核酸、有人“红绿黄三色码”混住、有人对抗管理擅自突破“水马”逃离封控区、有人激烈争夺物资、有人依然不戴口罩出摊卖布匹……

例如消防问题，据统计，2009年以来，广州“城中村”发生火灾的数量约占全市火灾起数的57.44%；2012年海珠区康乐东约大街一握手楼发生火灾；2018年天河区石牌城中村一出租屋起火……

由于占道摆摊的美食档、数量庞大的电动车使得城中村内的羊肠小道更加水泄不通，因此一旦发生火宅，消防车辆能否进入也是一大难题。

2008年白云警方分别在同德西槎路抓获卖淫嫖娼嫌疑人、在棠景沙涌北新街5巷某出租屋内包围赌窝，抓获20多名涉赌人员、在大罗村某民宅抓获13名吸贩毒嫌疑人。

面对这次城中村内艰难复杂的疫情防控，广州各个基层部门也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例如比较土豪的城中村，就通过涨工资、加补贴的方式招募志愿者前往“重灾区”支援。

各位自己友，

你们怎么看广州的城中村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