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状况，也带来了语文生活的新变化。巨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使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电视等媒体的传播力远超原有媒体，普通话及各项语文标准获得空前普及。在此背景下，1985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建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随即于1986年初召开，语文工作的任务，转变为以语言文字标准化、规范化及稍后的信息化为重点。这些工作重点，对于普通话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对于新闻出版、教育、窗口行业等方面工作和服务水准的提高，对于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语言文字应用和处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和传播，对于海内外华人之间的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上述简史说明语文政策非常需要时间维度的差别化。
自1985年以来，又有3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则已经迎来了40周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快速发展，语言文字工作面临新的形势，语言资源的保护工作摆到了议事日程，成为语文政策和语文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其社会背景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人口出现经济驱动的多向流动，也加快了城市化步伐。这一进程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缘于战争、灾荒、拓荒等的人口流动形式。在此进程中，普通话作为流动大潮中必要的交际工具甚至谋生工具，也作为流动目的地居民所需的交流工具，成为多数人口的普遍需求，普通话的普及，从政府的有意推广变成了人们的自觉追求。传媒的发达和社会的信息化，不但使流动人口需要以普通话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信息，也使各处本地居民需要以此获取信息。普通话普及率主要依靠自发的力量并借助传媒的帮助而迅速提升。据国家语委统计，到201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73%，大城市普及率超过90%。有些农村地区则只有40%。考虑到中国老龄化程度，2017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可以推算，很多城市地区的中青年和儿童普通话普及率应该已经接近百分之百，例如周元雅（2011）对无锡老城区的调查显示，“受调查的无锡市区15-35岁的青少年从小就习得了普通话，并且几乎都能熟练地使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就大部分城市地区而言，已经很少发生因为普通话不够普及而影响交流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偏远、多民族和贫困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还比较低。这种低普及率也成为劳动者走向市场、参与竞争、摆脱贫困的严重障碍。
当普通话在城镇地区的推广取得空前成果的同时，各地方言则在城镇地区以空前的强度和速度在消退，当然因地区而略有差别。这一消退表现出如下三点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
1）体现语言活力的青少年方言能力和使用率断崖式下降，方言代际传承面临断裂。
从以上统计数据和实例看，上述无名氏的统计图，虽然具体数字似乎有所夸大，但是其反映的熟练掌握方言人数比例的断崖式下降趋势是客观存在的。按此速率变化，这些方言在有限年份内基本消亡的可能并非完全不存在。联合国濒危语言评估指标（见范俊军2006）将代际传承列为第一条，而一种语码掌握人数和使用人数的断崖式下降，昭示的是代际传承的脱节甚至断裂，是濒临危险的明确信号。
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前沿，城市公共场合是普通话通行之处，家庭是方言最后的领地。从陈燕玲、林华东（2011）调查的2009年闽南话情况看确实如此，如泉州一地：
其中在家与长辈交谈说方言的百分比为79，说普通话的只占13.3，两者都说的占7.7。其他四地闽南话百分比在这上下浮动。但是，到2010-2011年，单纯调查泉州中小学生，统计结果显示情况陡变（陈燕玲、林华东2013）：
城市学生与父母用方言交谈的百分比只有占45，已少于只用普通话的49。与祖父母交谈用方言的高于此数，但也低于所有成年人跟家长说话时的平均数。这一统计已经过去了7-8年，按此趋势，今天使用方言与父母交流的学生一定又显著下跌了。而与同龄人交谈——这是最反映说话人内心真实取舍的环境，因为彼此亲密而平等，不需要迁就对方——用方言的城市学生只有9%，两者兼用的也只有5%，86%的人都只用普通话交际了。试想当这一代人成为家长和社会主体时，还有方言的存活空间吗？
再来看看苏南吴语区的情况。据陆英（2009）的调查，苏州家庭三代人之间交流用语呈现如下格局：
从表中可见，祖辈和中间辈之间交流基本用苏州话，中间辈跟小孩辈用苏州话的方言交流骤降到65.9%，比他们与上辈交流用苏州话的比例下降近30个百分点。再看邻城无锡，据周元雅（2011）对老城区180名15-35岁无锡人的调查，在和父母交谈一项中，选择无锡话的有147人，选择普通话一项的有13人，其中11人是20岁以下的中学生，25-29岁之间的有2人。可以看出几乎全部20岁以上的人群和父母都选择使用无锡话来交谈，而20岁以下人群中，有37.9%的人使用普通话来和父母交流，用方言的人数下降得极快，从30-35岁的100%，骤降为62.1%。
以上数字凸显的，不是各年龄层在家庭中使用方言的总体比例，而是青少年相比上代人使用方言比例的下降速度。这些数字大都是10年前的数据，根据这种下降速率，今天的青少年在家庭中使用方言的比例肯定是进一步显著下降了。
仅仅使用方言并不能充分显示方言的生命力。表达能力是一种语码活力的重要体现。
以上所说的三项——有方言能力的人断崖式下降、家庭和私人环境的方言使用急速消退、方言社会功能域缩减为严重受限——任何单独一项都会对方言的持久生存构成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威胁。而现在是这三大现象并存，方言实际上大面积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这代人无所作为，很可能大量方言就在我们能观察到的时间跨度里或者说眼皮底下走向实际上的消亡。当前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记录保存式的保护，而是对方言活态的拯救。
在此背景下，大量保护方言文化的措施被提出和实施，除了将方言资源进行多媒体的典藏这一最大规模的语保工程外，还有：让方言知识走进课堂，编写方言教材和词典，进行方言比赛，开设报章方言专栏，举办方言培训班，增加方言电视节目，观赏或参与方言类文艺活动，等等。
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方言保护都有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举措和活动均非治本之道。它们的共同特点，或者说弱点，是用对待一种外语的方式来对待方言，试图像教学外语那样来解决方言的传承问题。
但是，方言对于本地人来说，不是外语而是母语，不是第二语言而是第一语言。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外语是需要专门的教学来习得的，是要通过人们有意识的努力来掌握的；母语是在语言交际的自然环境中自然而然、轻松愉快地掌握的，无需专业性教学，也无需特别的努力（参看刘丹青2015）。方言保护和传承的最关键因素，是要创造母语获得的条件，让儿童在正常的母语交际环境中轻松地掌握。这种环境，早期主要由父母为主的身边亲人或加上保姆等构成，稍晚还要加上同龄玩伴间的交际。到儿童踏进小学课堂之前，母语的基本内容已经在没有老师参与的情况下系统获得了。
方言能力和方言使用在青少年中的断崖式衰退，主要源于方言交流环境的缺乏。由于普通话社会功能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包括上学之后必然以普通话为首要交际语言和唯一教学语言，使得很多家庭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普通话的单语环境中，即使家庭成人成员之间用方言交谈，面对孩子也换用普通话，哪怕是家长或祖辈不标准的普通话；家长所教的第一批词语、第一批句子，都是按普通话发音的。有的家庭在孩子已经好几岁之后，才让孩子有机会学大人一样用方言说法，有的家庭永远不提供这种氛围，只要涉及孩子，一律使用普通话交流。这样，常见的情况之一是方言的非母语化，更差的情况则是方言像是一种略能听懂而不会说的外语，听懂只是因为在身边长期存在（限于成人们之间交流）。
逐渐走出家庭之后，方言的陌生化一般更为加剧，因为幼儿园通常提供更纯粹的普通话环境，有意或无意的方言交际都不被鼓励甚至被制止。很多人直到中学，才滋生一些学习方言的意愿，因为发现成人们之间至少有时候用方言交流，方言似乎成为成年与否的标记，这种感觉使得希望成人化的少年，尤其是男生，可能滋生使用方言的意愿，并付诸行动。周元雅（2011）对无锡青少年的调查也反映了这种心态。但是，由于学校对方言的禁止，以及随处可见的“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一类宣传牌，将说方言与不文明行为直接挂钩，使青少年最重要的交流渠道——同龄人交流没有方言生存之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方言迅速走向衰落甚至衰亡是非常可能的。
无论家庭还是学校，进行普通话单言培养的初衷，都基于一个信念：说方言会干扰普通话的获得。但是，这个观念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拥有双语能力是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常态。例如，根据Harris等（1992）世界上多数人生活在双语甚至多语环境中。而Marian and Shook（2012）《双语人的认知收益》一文，以心理学实验证明，双语双言甚至多语多言成长的环境，能培养出更有智力优势也更有交际能力优势的孩子，甚至在年老之后能延缓大脑衰老的时间。学者们已经观察到这种优势的具体的心理学机制和神经语言学机制。家长们，尤其是自己说方言的家长们剥夺孩子学习和使用方言的天然条件，是一种对孩子健康成长的不良干涉。我们应当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破除家长和教育者的这种认知误区，让孩子们回到由方言环绕的成长环境中。在当前普通话如此强势的环境中，家庭的方言小环境根本不会影响儿童普通话的习得。
当然，要深刻改变方言业已萎缩的格局和快速衰亡的趋势，仅仅依靠宣传、依靠家长的自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语文政策和措施滞后的一面，用好历史留给我们的可能并不很多的窗口时间，立即以语文政策的差别化来扭转语言保护的被动局面。
时间维度的差别化和空间维度的差别化，本质上是相通的。当各地语文生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时，用不同时期的语文政策来应对这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就自然会表现出空间维度的差别化。
目前，无差别的或差别化不够的语文政策对方言文化科学保护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3）即使在电视等媒体适当放开方言节目的情况下，仍然严格限制方言节目的功能域，助长方言沦为受限语码。对于最重要的媒体信息源，例如普通的新闻节目、时事评论节目、官民警民交流节目，都限制方言进入，甚至百货公司广播找人，针对不熟悉普通话的老年走失者，也坚决不允许方言播出（2018年5月郑州的事件，参看5月15日《大河报》），方言在媒体受到严重抑制，只能在部分城市出现在文化、曲艺、小品、地方掌故这类节目中，助长了方言只是闲来没事的赏玩对象的观念。而世界上没有任何语码可以仅为满足这类社会功能而长期活态存在。
以上几项，显然不是单纯儿童家长和学校教师所能解决的问题，与长期以来的无差别语文政策有关。而语文政策源于对国家法律的机械理解。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指导我国社会语文生活的根本性法律，保障了通用语言文字的崇高法律地位。但是，通用语言的推广和使用并不以消灭方言为前提和目的。语文政策是为贯彻这一法律而制定的具体规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使用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在普通话普及率很低、严重影响人民交际和国家发展时，必须将推广普通话放在最高位置，适当限制方言使用，尤其在教育、公务、主要媒体等领域。直到今天的中国，仍然有不少普通话推广的后进地区，我们还需要加紧推普，帮助当地人民通过普通话能力的提高共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但是，对于普通话普及已经超过90%、在青少年中已经基本100%的地区，在方言面临急剧衰落甚至消亡危险的严峻局面时，如果仍然严守早期的各种单一强调普通话、不顾甚至压抑方言生存空间的政策，就有认真检讨和调整的必要。
对方言保护治本的差别化语文政策，主要指在中东部经济社会发达或较发达、普通话普及率已经相当高的城镇地区，在以下方面做出关键性调整：
3）设置更多方言服务项目，例如公交车和客运车辆的方言报站、车站问询处等处的方言服务。除了本地方言，有需求和条件的还可以包括重要的外来方言，如当地有影响的非本地权威方言或大规模移民原有方言。司法、医疗等领域也可以设置一些方言服务。
4）在教育、科研、媒体等领域鼓励对多语多言社会和多语多言人群的科学研究和客观报道，提倡社会对通用语言主导下的多语多言环境的宽松舆论氛围。
语言资源保护工作，使我们想到了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写入宪法的基本国策，但是计划生育不等于一胎化。一胎化是特定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形势变化之后，政策调整也是当然之事，只是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可能动作过慢，将特定生育政策和基本国策几乎视为等同，对民间和学界的长期呼声重视不够，动作迟缓。当计生部门终于同意逐步放开双独二胎，单独二胎，以及全面放开二胎后，每一次放开带来的生育率上升都远远低于预期，政策滞后造成很多被动，以致一些学者已经在呼吁引起争议的不生育罚款了。语文生活管理部门，也要注意汲取计生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将特定时期很多限制方言的具体政策，等同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面对方言断崖式衰落甚至有消亡危险的关键时刻，应当果断进行一些治本的政策调整，重在保护方言的活态，而不是仅仅出台一些表面热闹对改善现状益处不大的措施。希望中国流传千年、千姿百态的方言资源，不要在我们这代人的眼皮底下，在我们的不作为中快速走向大面积消亡。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刘丹青研究员于2018年9月19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上的发言稿。
陈燕玲 林华东 2011 闽南方言的现状与未来，《东南学术》第4期。
陈燕玲 林华东 2013 泉州地区城乡学生双言生活状况对比调查，《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范俊军 2006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评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述评
刘丹青 2015 《语言能力的多样性和语言教育的多样化》，《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陆 英 2009 苏州儿童的方言使用现状及幼儿语言教学对策初探，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周元雅 2011 无锡市区新派方言现状研究，南京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Harris, Richard J. & Elizabeth M. Nelson 1992 Bilingualism: Not the Exception Any More. Advances in Psychology 83 :3-14
Viorica Marian & Anthony Shook 2012 The CognitiveBenefits of Being Bilingual, Cerebrumthe Dana Forum on Brain Scienc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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