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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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人口数据不佳，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双双下降，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各路专家和媒体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解读，有人风轻云淡，有人胆战心惊，有人一笑了之，有人言辞激烈。

但无论如何解读，数据摆在那里，趋势也摆在那里。我们在这里不再做重复的解读，只是讲述5个小故事，用来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了。

第一个故事：嘴炮式劝生

1969年出生的上海人梁建章，在公众面前一直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互联网企业携程网的创始人，另一个是积极提倡生育的人口学者。第一个身份为他赚到了亿万财富，第二个身份给他攫取了无数声誉。

这种身份的“硬分叉”发生在2007年。在跟沈南鹏等人一起创办携程之后，没用几年的时间，携程就变成中国最大在线票务公司，并登录纳斯达克。到了2007年，用梁建章的话来说，就是“行业里拿望远镜也看不到竞争对手”。

这番听起像是马云语录的话，换成马云自己，也未必敢讲出来。但携程在垂直领域的地位，那会儿的确无人撼动。于是在2007年，梁建章便功成身退，公司业务扔给一起创业的范敏，自己逍遥地去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了。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梁建章在媒体上的发言，几乎全部与人口学有关。一方面，他频繁与顶尖人口学者发表专著和论文，并兼任北大光华的教授；另一方面，他冲到舆论最前线，为放开生育管制而奔走呼号，变成提倡二胎的代言人。

对于这种转变，有著名商界大佬如此评价：梁建章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创办一个携程网。此番话听着顺耳，仔细品味却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扬梁教授为人民做出的贡献；二是讽刺这两年店大欺客触犯众怒的携程网越来越差劲。

跟创办携程时赌对在线票务市场爆发一样，转型人口学者的梁建章也赌对了生育管制的放开。2011年，双独二孩放开，2013年，单独二孩放开，2015年，全面二胎放开。在人口领域，梁建章享受到了好哥们沈南鹏在投资领域的待遇：从胜利走向更加胜利。

但凯歌并未奏响多久，接下来发生事件就教梁教授重新做人。2015年，响应全面二胎政策的携程，给员工配套了具备日托功能的亲子园。2017年11月，亲子园爆出老师给孩子喂芥末的视频，携程的程序员悲愤地写到：“我在楼上写代码,你在楼下虐我娃。”

此后的事情便众所周知。这件事的讽刺意味在于：一个提倡多生多育的学者兼商人，拥有无数的资源和财富，却连自己公司员工的孩子都无法照看好，那些嘴炮劝你多生的人，有考虑过如何帮你养吗？

父母劝你生孩子，通常还得承担给你出钱帮你看孩子的责任，但在互联网上劝你多生孩子的大v们，一副观音送子的模样，他们动动嘴皮子的成本为零。当然，最大的嘴炮，肯定不是梁建章这种专家。

2017年人口出生率公布之后，包括梁建章在内的诸多人口学者，都对低于预期的数字大跌眼镜，他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解读，字里行间的充斥着黑人问号：

为什么你们不生？

为什么你们不生？

为什么你们不生？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用梁建章2016年在博鳌论坛说的一段话来回答。在这个几乎被销声匿迹的视频中，他是这样讲的：

梁总可谓字字珠玑。所以，老百姓虽然没钱把孩子往外送，但面对这些劝生的嘴炮，心里还是有点儿B数的。

第二个故事：工具式产子

2015年12月，34岁的中科院理化所女博士杨冰，妊娠 26+周，住进了中国妇产科最好的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有长达十余年高血压病史的杨冰，当时还患有胆囊结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龄高危产妇。

这并不是杨冰第一次来到北医三院的妇产科。事实上，2011年她就在这家医院生下了头胎女儿。当时女婴早产 27 周，后因呛奶患得肺炎，被北医三院救活后，夫妻二人担心预后不好会影响智商，遂放弃治疗。在丈夫的申诉下，他们获得了北医三院 45万的赔偿。

在首次怀孕过程中，杨冰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先兆子痫，并引发了头胎女儿的早产。这种极度危险的信号，并未减弱杨冰夫妻要孩子的愿望，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她很快就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怀孕。

第二次怀孕，由于孕前几个月去医院做过放射性照射，担心影响胎儿健康，主动流产。第三次怀孕，是宫外孕，杨冰不得不切掉一侧的输卵管。在她第四次怀孕之前，这位高龄产妇已经完整地经历过了早产、流产、宫外孕和重症子痫。

但在杨冰的丈夫眼里，这些都不能阻止他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这位从农村考上大学的80后丈夫，是家里的香火独苗，在他上面，还有3个姐姐。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杨冰婆家有着什么样的生育观，明眼人不难推断。

早产过？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流产过？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宫外孕？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高血压？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

2015年上半年，已经34岁的杨冰第四次怀孕，杨冰头胎所患的症状重新出现，演变成慢性高血压合并重度子痫前期，但家里通过途径得知是男婴，自然要去冒这个险。于是，这位中科院优秀的女博士，在无数因素的催促下，展开了一场跟死神的赛跑。

2016年1月11日凌晨，杨冰胸痛难忍，已在鬼门关上的她给丈夫手机打了11个电话，却无人回应，最后只能打家里座机，绝望地喊道：“你来吧，我前胸后背疼的难受。”这才把熟睡的丈夫从床上叫醒。

几个小时后，杨冰主动脉夹层破裂，心跳骤停，经过多科室的联合抢救，最终带着尚未出世的儿子，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对于求子心切的丈夫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结果。由于之前在北医三院有过成功索赔的经验，轻车熟路的丈夫召集了几十个人，在北医三院的官方说明中，这些人“在病房大声喧哗辱骂，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

不仅如此，杨冰丈夫还搬来了老婆生前的单位—中科院理化所，出具了一份霸气十足的红头公函。由于中科院这种级别单位的卷入，以及北医三院正面硬刚毫不妥协的态度，使事件不断升级，被部分媒体冠以“顶级医闹”。

杨冰的丈夫提出了200万的赔偿，并在自媒体上“声情并茂”地悼念未出世的儿子：他将杨冰头胎出生80多天的女儿称为“女婴”，而对这次胎死腹中的孩子却称“我儿”。至于妻子，丈夫也“感情真挚”地写道：“你走了，谁来每天给我做早饭？”

杨冰的哥哥曾说：“假如让妹妹放弃这个孩子，或许能保住自己的命。”但很显然，是否弃子保命，杨冰的哥哥说了并不算，杨冰的父母也说了不算，决定权在她那个求子心切的丈夫手里。

这种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的糟粕观念，显然不是个案，杨冰的遭遇也在全国再三上演。2014年8月，湖南湘潭一名产妇遭遇羊水栓塞，医生要求切除子宫才能保命，当时在场的婆婆是这样回应的：

跟杨冰一样，湖南这位产妇最终也没能闯过鬼门关。她的死被家属和媒体炮制成臭名昭著的“裸死门”，变成了向医院讹诈的工具。多亏事件调查组做出医院免责的结论，否则这种置产妇性命于不顾的闯关模式，将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

故事回到杨冰身上，那位把她推上鬼门关的丈夫，有房有车中年丧妻，无论是否能拿到几百万赔偿，都将是婚介市场上的抢手货。一位媒体人评论道：“或许用不了两年，在杨冰女士住过的卧室，张自强先生将会娶一位新太太，而他的新太太，十之八九还是要生育的。”

但这一切都跟杨冰没关系了，命运没有给杨冰重新选择的机会。不过，无数目睹此事齿冷心寒的女性，在遭遇类似处境时，一定会做出跟她完全相反的选择。

 

第三个故事：破产式添丁

 

湖南人欧建新出生于1975年的五一劳动节，父母都是农民的他，从小学习成绩优秀。1994年，他顺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入工程系统专业学习，1998年本科毕业，先是去了株洲一家研究所工作，2001年，他跳槽去了日后被万人敬仰的深圳华为。

2001年的华为，虽然已经是一家年收入高达225亿的超级企业，却仍然像一辆以200码速度狂飙的坦克，十六年后的2017年，它的收入还会再扩大29倍。欧建新在华为完成了作为中产的基本积累，2005年，他与妻子在南山区买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

但他并没有完整地享受到华为的成长红利，在华为工作8年后，欧建新辞掉了工作，全职去南开大学读MBA。2009-2011年，是他全职读书的三年，这期间，他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深圳的房价也开始了飙涨之路。

南开的MBA学位，似乎并没有给欧建新带来职业生涯的大幅提升。2011年毕业后，他重新做回老本行，加入了老东家华为的对手-中兴通讯工作。根据日后他妻子丁艳的描述，2017年他的收入是30万/年，对于一个2001年就加入华为的IT工程师来说，这是个相对比较低的数字。

但他们在南山区房子的按揭早已还完，妻子也有20万/年的收入，所以欧建新30万的年薪仍然可以维持一家的中产生活。为了赶上深圳日新月异的房价，他们还在东莞松山湖买了一套房子用来投资，月供9000元。加上一个孩子的开销，家庭收支的那根弦，紧绷，但并不会断裂。

2016年，欧建新和妻子生了二胎。

新生婴儿，奶粉尿布早教得跟上，需要钱；

两个孩子，九十平不够住要换房，需要钱；

四个老人，养老看病来深圳探望，需要钱；

八口之家，吃喝拉撒的生活开销，需要钱。

事实上，第二个孩子带来的，不仅是作为父母的喜悦，更是某种无形的压力：紧绷欲断的家庭开支，已经不允许职场上出现任何一点挫折。作为妻子眼中的“经济支柱”，欧建新已经如履薄冰，容不得踏错半步。

但事与愿违，2017年12月，欧建新所在的中兴网信公司大规模裁员，42岁的他被公司劝退。此时，如果选择主动降低自己所谓中产的生活标准，并非不能挺过去这道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敢于面对“中年返贫”，欧建新显然已经失去了继续扛下去的勇气。

12月10日，他从公司研发中心大楼上一跃而下。

一个多月后，中国2017年人口出生数据公布，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双降。无数媒体在解读此条新闻时，引用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这句话貌似是一句总结，本质却是一句警告，但已经撒手人寰的欧建新，并没有在该听到它的时候听到。

 

 

第四个故事：碎钞式教育

 

2017年7月，一篇名为《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

作者在文章里描述了她的一位闺蜜，月薪3万，而且有老公搞定家庭支出的大头，所以日子滋润无忧，只需管好自己和孩子的日常花销即可，本来日子逍遥快活，但却突然陷入惨兮兮的状况，只因为：孩子放暑假了。

孩子的暑假花销如下：

10天美国游学：20000元

平时阿姨照看：5000元

钢琴考试培训：2000元

游泳报班费用：2000元

学而思报名费：6000元   

作者的闺蜜一核算，总共三万五，比自己的睡前月薪还高，于是感慨孩子简直就是碎钞机。而且，更让她感到痛苦的是：“你花了心疼得不踏实，不花吧，对不起孩子更不踏实！”

这篇文章刷屏之后，有很多人批评这位妈妈太矫情，“没有3万月薪难道孩子暑假就不过了？”但更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纷纷留言，讲述属于自己的碎钞机故事。

更有甚者，煞有介事的统计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在该榜单上，北京夺得头筹，上海的水平与之相差无几。

除了最后一段用成本除平均收入比较扯淡之外，上述统计基本与实际感受差不多。除此之外，一线城市的单个儿童养育成本，也有人用另外的统计口径，得出类似的结论：

穷养：85万

正常：240万

富养：800万

如果有人问：”能给孩子少花点儿吗？”这时大部分父母都会颓然地告诉你：”当初没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等你有了孩子，就会跟我们现在一样儿一样儿的。你生你也花。”

更形象一点，面对碎钞式开销，有人借用赵本山的话来质疑：要啥自行车？回答者也同样用赵本山的话回答：你跺你也麻。

除了碎钞之外，“赢在起跑线”上的教育模式，也越来越多地粉碎家长的时间和精力，比如去年底刷屏的这幅照片。

类似《月薪三万》和家长学奥数这种内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刷屏，成为“看了后不想生孩子”系列连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这些连续剧的恐吓之下，艰难地做出了如下决定：

养娃不如养蛙

 

 

第五个故事：焦虑式育儿

 

 

 

戴老板去年8月份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内容是无秘上有人展示讲了自己侄子如何吐槽父母，被转发2万次，评论也有1万3千条。

 

 

关于这种孩子，如果你问网友对此的看法，大部分人都会说：孩子看的很透彻，只不过说话太直白而已。但如果你再问：你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吗？绝大多数人都坚决摇头。

我的一位朋友，有了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夫妻二人又决定怀了二胎，事前没跟老大商量。结果儿子知道后大哭大闹不同意，在家到处摔东西，本来以为哄哄就过去了，结果孩子居然说出“不想让别人以后跟我分房子”这种话，朋友听了气的差点儿动手。

当中年男人在焦虑自己的收入职位房子车子时，孩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孩子有这些想法，责任并不在他自己。在一个精致利己的酱缸中长大，怎可能不耳濡目染？只不过，当孩子的天真可爱被焦虑利己所代替，你还喜欢的起来吗？

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焦虑也是。

尾声

 

 

5个故事讲完了。

第一个故事：嘴炮式劝生

第二个故事：工具式产子

第三个故事：破产式添丁

第四个故事：碎钞式教育

第五个故事：焦虑式育儿

出生率下降背后的逻辑，都可以在这五个故事中寻得踪迹。所以，假如依然没有实质性的物质激励和社会风气的大幅改变，要想扭转生育率下滑的趋势，只能得到这样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