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细致地描述了这个水上的壮观场景。他写道：“河面上挤满了本地船只，包括那些现在差不多完全绝迹的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当时它们航行于中国南北各口岸、西里伯斯岛、婆罗洲、爪哇、新加坡，以及马尼拉等。一长列盐船排在河南岛岸边，这些船从电白和澳门的西南海岸把盐运到这里。”他说，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疍家艇和内地来的船艇、官府的巡逻船及花艇等，数量十分惊人。“此外，还有舢板，以及来往河南的渡船，还有一些剃头艇和出售各种食物、衣服、玩具及岸上店铺所出售的日用品的艇等；另外还有算命和耍把戏的艇——总而言之，这简直是一座水上浮城。这条江给人一种极好的感觉——毫不停息的活动，低微的噪音，生机勃发和愉快欢畅。”这是站在一个旅游者角度的观感。乾隆年间随马戛尔尼使团来过广州的安德森（Anderson），以敬畏的语气总结：“在这条宽阔的河流航行所带来震撼让人无法形容。”

仿佛那是一个王法管不到的水上独立王国，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和运作模式。陆上人家与水上人家，从来都很隔膜，一想到在这种“冇王管”的地方，有多少阴暗的角落，隐藏着多少贫穷、堕落、污秽、狰狞、罪恶的事情，就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这里并非法外之地。水师的船只在珠江水面巡逻，维持治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巡警总局成立，局址设在城北飞来庙，其后迁到南朝街。广州从此有了警察，他们大多是从绿营中挑选出来的，头戴草帽，身穿蓝布衫裤，打黑布绑腿，脚蹬草鞋，胸前佩一枚椭圆形的黄铜胸章，刻着“广东省城某某分局某某号”字样，腰间配一把五响手枪，还有警棍和警笛，开始在街道上和水上巡逻了。

警察的饷银是每月广东银毫八元。这些钱部分就是来自妓女们交的营业税。光绪三十四年（1908），巡警总局改组为广东巡警道，专管全省警务，诸如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包括疍民。水上警察部设在海珠岛上。但面对数量庞大的“水上城市”，警察数目简直少得可怜，作用十分有限。

疍家的身世，蒙着某种神秘色彩。最悲壮的传说是，秦始皇平定岭南后，一些不愿臣服的越人逃到海上，从此不践秦土，过着浮家泛宅的生活。比较浪漫的说法是，疍家起源于周秦，是范蠡和西施漂泊江湖繁衍出来的后人。比较怪力乱神的说法是，秦始皇发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莱神仙及仙药，结果仙药没求到，这帮童男童女却在海上开枝散叶了。还有人说，疍家和秦始皇没关系，他们是“五斗米道”卢循的遗种，另外一些人反驳说，疍家和“五斗米道”没关系，是大元留下的色目人子孙。总之，在陆上人眼里，疍家是一个“异类”。

高度密集而狭窄的船上，居住着数以万计的“河疍”（以区别于海边的“海疍”）。疍家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香港各地，广州的疍民数量，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1930年代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差不多一百年前，有些外国人以为他们（在广州）约有十万人。十余年前，又有些外国教士在广州河上传教者，以为他们约有三十万人。别有一位在海关当职的西人，以为他们约有五十万，也不算多，可是这种估量，和政府方面的统计，相差未免太远。据广州水上警察局的报告，从民国十七年（1928）至二十一年（1932）疍民的数目，约有七万人左右，但是这个数目，完全是根据着疍民之亲身到局报告者而言。”

以官方的统计方式，结果与事实，往往有较大出入。老百姓素有“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的观念，不会主动向官府报告自己的家庭情况，害怕按人头征税，能瞒就瞒。因此，近代学者陈序经估计，1940年代中期，珠江流域及广东沿海的疍民，不少于一百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仅广州一地，还有六万多疍民。

疍民与广州人的渊源，从史籍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有关疍民的最早记载，见之于《晋书》：“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如果按每户四人计算，就有二十万人。明人顾炎武后来注释，所谓“不宾属者”，乃指“蛮蜑杂居”者。而“蜑户”一词，最早见于宋代《太平寰宇记》：“蜑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载于该书卷一五七《岭南·广州新会县》内，可见疍家在史书上一出现，就与广州有不解之缘。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说：疍人“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让人更联想到南越人“断发文身”的习俗，两者关系，呼之欲出。

对广州疍民有深入研究的近代学者伍锐麟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对这个水上王国，描述得非常细致，他形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世界”。疍民的船和陆上人的房子一样，排列成行；经营的职业，也和陆上人一样，应有尽有。陆上人的寓所与商店是分开的，他们也一样。伍锐麟写道，陆上的商业分成不同区域，物以类聚，而成为十三行、打铜街、故衣街等，水上城市也一样物以类聚，“比方柴船是和柴船聚在一处，货船是和货船聚于一处，娱乐艇又和娱乐艇聚于一处。此外小贩艇、过渡艇，以至神道艇，形形式式，举不胜举。而且他们一切的起居、饮食、婚姻、丧祭，无一不在水上”。除非他们自己喜欢，否则他们不必跑到陆上，就可以解决生活的一切所需。“总而言之，”伍锐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是自成一个世界，别有一个天地。”

历朝历代，都把疍民视作贱民。坊间一直有所谓“下九流”之说，即一优（戏子）、二娼、三皂（差役）、四卒、五批（修脚甲）、六捶（捶骨）、七奴（包括门房）、八疍、九剃（理发）。疍民被人挖苦是“疍家獭”、“水流柴”，不得与岸上的人通婚，不准读书考取功名，甚至不能穿鞋著屐上岸。她们在珠江摇着一只小艇，卖艇仔粥的，卖河鲜、生果、饼食、鲜花的，开妓艇卖唱卖身的，摆渡过江的，终日漂来荡去，吆喝兜客。

雍正七年（1729），胤禛皇帝颁旨准许疍民上岸定居：“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许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这是破天荒第一回，有能力的疍家纷纷弃船登陆。上岸以后，便迅速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一切与身世有关的印记，都竭力抹得一干二净，甚至不惜改名换姓，依附于当地大族。因为疍家身份留给他们的记忆，实在太过凄凉了。

大部分疍民在陆上无田无地，也缺乏其他谋生技能，往往还是离不开船艇，只能聚居于珠江两岸和增埗河边，在城西第一津、黄沙、如意坊和城东大沙头、二沙头、猎德、冼村，以及河南、芳村的河涌岸边，搭建水棚栖身，生活颇为艰难。有手艺的男人，就去做斗木佬、泥水佬；没手艺的，只能靠膊头揾食，在码头、栏口做苦力，担担抬抬，或运私盐、捞鱼虾，女人去棹艇、削竹、编织、缝纫，或以晒咸鱼为业。连这些也做不了的年轻女子，很多便沦为公娼私娼。清代禁止“淫业”，但由于从业人数太多，仅广州一地就有七八万娼妓，禁不胜禁，官府索性以税代罚，向妓寨抽取“花捐”，纳税的妓女，就成了公娼。

道光年间，谷埠汇聚了无数脂粉寮，也就是伍锐麟说的“娱乐艇”。低级的自称推拿艇、酒菜艇，乌篷船头挂着一盏荧荧小灯，随波漂荡。穿着大襟衫的艇妹，一边摇橹一边唱：“买花哩，买花哩，买到桥头一朵花。”穷鬼男人趁夜色爬到艇上，一壶比水鬼还淡的酒，一碟南乳花生，和艇妹打情骂俏一番，听一两段《叹五更》，说些胡编乱造的故事，就消磨了一个晚上。广州人把这叫做“蠄蟝局”。

高级的“娱乐艇”叫紫洞花艇，错彩镂金，灯彩辉煌，极尽纷华靡丽。出身官宦家庭的公子哥儿张心泰，在《粤游小志》这本书中，描写紫洞花艇：“艇有两层，谓之横楼，下层窗嵌玻璃，舱中陈设灯洋镜，入夜张灯，远望如万点明星照耀江面。纨绔子弟，选色征歌，不啻身到广寒，无复知有人间事。”当过番禺县教谕的刘世馨在《粤屑》中，也有类似的摹述：“裙屐少年，冶游公子，日集于楼船寮馆之间，庖厨精美，珍错毕备，喧闹达旦。当夫明月初升，晚潮乍起，小艇如梭，游人若市。卖花声过，素馨、茉莉之香，阵阵扑鼻，莫不往来穿插于曲港之间。十里繁灯，朗争星斗，而亭台箫鼓，画舫笙歌，锽聒杂沓之声不绝，真消金之窝，迷魂之阵。”

中国传统，并不特别歧视妓女，士大夫甚至视携妓冶游为名士作派。懂得琴棋书画的妓女，尤其受到追捧，在小说、戏曲中，往往成为可歌可泣的主角。清初广州就有一位名叫张乔的妓女，与陈子壮、黎遂球、陈子升等诗人来往密切，经常在他们的文期酒会中，侍奉笔砚，互相唱和。她死后葬在白云山梅花坳，出殡之日，超过百名骚人墨客前来扶柩，每人一花，环植其冢，并赋诗一首，以寄哀思。张乔墓被称为“百花冢”，是后世文人凭吊的一个景点。但紫洞花艇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高人逸士的足迹，也没有出过张乔这样的名妓，充其量就是一个纨绔子弟的销金窝。对粤菜和粤乐的提升，也许还有点贡献，其余皆不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