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我从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直升成为初中二年级的中学生,因为正值文革,我们没有课上,小学并没有毕业,到复课时,小学六年级学生直接读初三,五年级学生直接读初二,四年级学生直接读初一,我们被安排到广州五十一中学读书,当年的五十一中座落在广州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华侨中学对面,里面一派文革气氛,到处是大字报,在一片高地上有一栋教学楼,楼下有一座武斗逝者墓,高高的墓碑写刻着“死难烈士永垂不朽”,每天上课看到楼下的墓碑,令人心里发毛。这个墓葬没过多久就拆除了。
文革中学校按部队编制来管理,我们初中二年级分开两个连:三连和四连,我分到是四年W排,还好,很多同学都是小学同学,所大家还是很熟悉的。班为排,陈老师是排长,学生班长叫副排长,年级为连,吴老师是连长,还有指导员李老师和上届不用去农村留城的学生辅导员卢某协助管理(相当于老师助理)。
文化课本有语文、数学、英语和工农兵知识(相当于物理和化学)。同学们大部份是穿旧军装,腰间扎着武装皮带,人人都是一副革命小将的打扮。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课,大家的心都散了,再加上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读书无用论”,所以,就算在课室,也是无心向学,老师在前面讲课,大部份同学在聊天或睡觉,老师也不理,总之到点就下课,有时,还没到点,就有个别同学走人。
开学一个多月了,班里的同学有时会莫明其妙地失踪几个,有时也会突然增加一两个。有一天,老师对大家说:今天是欧某某同学最后一天上课,欧同学眼眶里闪着泪花,一言不语,过几天,老师又宣布刘某某同学明天不来上课了,原来这几位同学随家长被遣送回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大家对突然离校的同学不敢表示同情,怕被说立场不坚定。从此,这些同学就和我们没有联系了,但我们现在的同学聚会还提起这几个曾经的同学。
新同学来了。一天,老师向大家说,明天有一位金同学将来报到,并向我们透露金同学在文革中犯了错误,参加某组织,抢车加入武斗,被拘留审查,老师希望大家搞好团结,同时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发现问题及时向工宣队报告。
次日,一位瘦瘦的男生走进课室,边走边向原来的小学同学打招呼,自从金同学来到我们班里,四连W排从此热闹起来,他天不怕地不怕,上课带头不听课,在课室后面唱歌,不知什么原因,金同学很能团结同学,总有一班同学围着他身边转,他还经常想出很多怪招来整蛊老师,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忽然从课室后面飞出来一个粉笔刷;有时老师进入课室,黑板上被人画了只乌龟,小金模仿力极强,他见隔离女排长自以为出身好,盛气凌人,小金就经常学她讲话,看见某排长走路很有特色,小金也常常跟着排长后边,迈着怪怪的步子,连串的恶作剧,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初二读了一年,没有初三,就升高中,当时学费全自费,初中每学期是3元6角,高中每学期是5元。初一初二的学生同时读高中一年级,这种情况,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记得人生第一次上英语课的情景,陈老师给我们上课,他一来到课室,就在黑板上用英语写“Long live chairman Mao”,对大家说:跟着我读:Long live chairman Mao ,我们莫明其妙,不知道什么意思,只好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跟念:Long live chairman Mao。接着陈老师向我们解释。我们的第一节英语课第一句就要读Long live chairman Mao,可是我们连26个英文字母还没学过呢!几个同学还在课室后排唱起了歌,在闹哄哄的课室,我上完了人生的第一节英语课,后来,我的英语知识就没有后来了。
上午是工农兵知识课,其实就是化学课,化学课老师冯老师,胖胖的身体,胸前挂着纸皮牌子,面无表情地走进课室,将纸皮牌小心摘下来,放在课室门后,给我们上课,我记得冯老师讲的是六六六农药,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六六六”三个字,说这个农药如何如何,科学家用了六百六十六天才研究出来,所以命名为“六六六”,下课铃响后,冯老师挂好纸皮牌匆匆地走了,后来我在男厕所看见冯老师在打扫厕所。
读高中的时候才知道,六六六的化学元素符号是C6 H6 CL6,所以才俗称六六六,当时我想,这不是冯老师在误人子弟?后来一想,也明白了,冯老师当时身处那个环境,又如何有心思去教好我们这班革命小将呢?
初二上学期,学校响应号召,组织初二学生“拉练”到从化县太平公社共星大队建设广州五十一中从化分校,所谓拉练,就是徒步,当年,我们十四岁,打着背包,挽着水桶从广州郊区“榕树头”开始步行到从化,晚上走到太和镇,很多同学脚下打了泡,实在走不动,老师安排我们住在太和镇一间小学的课室里,陪同我们行军的还有一位解放军叔叔,他帮我们挑水泡,用热水洗脚,当时,我的心里是暖暖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到目的地。稍休息了半天,我们集合队伍,分校黄主任带我们走到一座山脚下,指着一片黄土地,向我们展示五十一中从化分校的未来宏图,并说了一句令我至今还记得的话:我们建分校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不但全世界知道,而且……全中国都知道。
我们没有真正上过文化课,就算有几堂课,大家都没有心情去听,每天就是打泥砖,上山斩柴,无论打泥砖或打柴,都有指标,男生多少斤女生多少斤,有时附近的山没有多少柴可打,我和几个同学见到附近山边有木板,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生生地将木板从黄泥土中抽出来,自以为得意,走了捷径,殊不知,被村民在背后指指点点,原来我们挖了别人的棺材板,怪不得煮饭时有一股异味!吓得我当晚没有胃口了。
分校没有娱乐活动,晚上,大家在平板铺上用铁桶敲打着拍子,唱着革命样板戏,不亦乐乎。当时,一日三餐吃包心菜或清水煮罗卜,一个星期才加餐吃一次,每人一片肥猪肉,每当加餐的前一晚,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亢奋,唱歌更加大声,如果临近回家的前一晚,更是不得了,大家兴奋得通宵不眠。
寒冬腊月,男同学要泡在泥浆坑里做人力搅拌机,一齐手拉手,踩泥浆,将踩好的泥浆用水桶将进去,给上边的女同学打泥砖,踩泥浆有多苦,凡是有过此经历的人都知道,寒冬腊月,赤脚泡在冰冷的泥浆坑里,用力去踩,有时泥浆坑里有瓦片,划伤了脚板,只是草草地涂点红药水,去厨房帮厨,虽然脚痛,但看见地面排着整齐的泥砖,仿佛看见泥砖里面闪着自已的汗珠,也就不觉得累了。
初二下学期,我和小陈等几个同学因个子小,老师安排我们去炊事班,炊事班除了一日三餐,有时间也要去打柴,虽然我们要凌晨四点起钟起床,经过一片山林墓地才到厨房做早饭,但我还是喜欢去炊事班,因为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人每餐只有一勺半饭,而在厨房,就可以分两勺饭,还有锅巴吃,特别是周末吃猪肉,我们炊事班的同学还有肉汁可以拌饭呢,有时,我们将锅巴带回宿舍吃,还自嘲是“职业病”。
从化山区的冬天,北风呼呼的吹,滴水成冰的季节,虽然我们住在影田生产队的祠堂里,四面漏风,怎样还是自已的被窝暖,早上六点, 吴连长却不识时务地来叫床,怀着一颗愤恨的心,极不情愿地爬起来,去跑步。跑步回来,经过鱼塘边,无意中看见连长正走进鱼塘边上架设的简陋茅厕解大号,我们几个同学埋伏鱼塘边的树林里,向着厕所的水面扔了几块大泥巴,溅起很高的水柱,直往上冲,这时听见吴连长在厕所里大声骂人 ,但他无法马上出来看是谁这么缺德,我们当时开心地跑了。为了不被老师大早叫床打扰,不记得哪位同学还在宿舍门上放了一桶水,只等老师推门……后来,老师们也很少来我们宿舍叫早了。
大概是1968年的夏天某一天傍晚,我们收工,正在流溪河边洗澡,这时看见几个人匆匆忙忙抬着一个同学下山坡,还听见几个同学在议论,三排容排长被人打伤了,现正在送去太平公社卫生院抢救。金排长是是学校培养的重点学生干部,我想,这下麻烦啦,不知谁这么大胆,连排长都敢打?学校肯定会追查。
当晚,只见老师们和刘工宣及大队民兵营长连长等人在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不知搞什么。晚上照常到点熄灯睡觉,刚睡到迷迷糊糊,忽然被一阵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排长进来宣布,不用打背包,马上穿好衣服,去打谷场紧急集合。我们赶紧赶慢去到打谷场,黑漆漆的打谷场,几盏马灯挂在打谷场边的树上,一闪一闪地像鬼火,同学们分开以排为单位,席地而坐,十几个民兵荷枪实弹地站在打谷场四周,不时有学生纠察在巡逻,将我们围成一圈,萧瑟的山区平添丝丝恐怖。
这时,刘工宣站在前面讲话,我还记得他讲:今天晚上,我们分校发生一宗阶级报复事件,三排容排长被人殴打至重伤,有生命危险,现正在抢救中……这是阶级敌人对我们建设分校的破坏!刘工宣还宣布:我们已经知道谁是凶手,就在你们里面!现在给有参与今晚打人的同学5分钟时间,自已站出来自首,如果要我们一个个捉出来,就不是一般问题啦!附近站岗的民兵将枪栓拉得哗哗的响,
当时,整个打谷场一片静谧,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人人自危,生怕被刘工宣带着民兵抓了去,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这时,从黑压压的人群中站起了一个人,接着又有一个,又一个,这时,民兵们将这几个“自首”的同学五花大绑起来,押送到民兵大队部去了。(这几位同学在民兵大队部关了一晚就回来了)
后来容排长被送回广州救治,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没多久就初中升高中,容排长没有读高中,而是顺利分配到工厂做工人。多年后,我在厂里无意中看见刘工宣来厂找亲戚,我问起他当年影田事件一事,他都承认是靠吓,其实是冤枉了几个同学的。当晚曾发生过两次打架事件,但这几个同学并不是殴打容排长的人,而是其他分校的学生认错人而导致打错了容排长。
中学在农村建分校是文革的产物,庆幸我们从化太平场分校在整个办分校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小伤小事故当然免不了,经过拨乱反正,在农村办分校这举措没过多久就全部停止了,我们的整个初中高中阶段大部份时间都在农村分校度过,虽然生活艰苦,没有学到应该学到的文化知识,但是,从化分校锻炼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身体,使我们树立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品质。
文革的中学对毕业生是包分配工作的,因为不是去农村就是进工厂,69年初中毕业的时候,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学校办公室门口贴了很多决心书甚至血书,要求去海南军垦兵团的,去边远山区的,记得有个同学,患小儿麻痹,行走不便,但他却写下血书,要求去海南,学校就此事大张旗鼓宣传,带动其他同学也纷纷报名去海南,(其实后来此同学分配进了市粮食部门)当时很多出身好都分配进了工厂或校办工厂,调皮捣蛋的同学大多分配去边远山区。
今天,文革早已成为历史,当年在学校唱高调的红小将大部分人已成为外籍华人。广州五十一中学在八十年代已与广州四十六中合并,现在已没有广州五十一中学了,仅发此文,纪念已不存在的广州五十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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