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这个距离大陆海岸约三百里的海岛，雄踞于茫茫怒海之上，周边分布着八十多个附属岛屿，北面是琉球群岛、日本列岛、千岛群岛，南望东南亚数千个大小岛群，背倚大陆，为七省门户，与山东庙岛群岛、浙江舟山群岛及海南岛相连结，形成东南沿海的一道天然屏障。

李鸿章虽然从未踏足台湾，却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他给朝廷的奏章中，详述对台湾的深切忧虑：“琉球距台北千余里，现日本分兵踞琉球，难保不渐思吞噬。日斯巴尼亚所属之小吕宋，距台南亦仅千数百里，现日国声称调兵船来华，难保不径图窥伺。幸有丁日昌赴台密速布置，钦奉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密谕，已调孙开华、方耀所部各营陆续赴台。臣又商催吴赞诚将赫德代购之龙骧、虎威两炮船由闽驶往协防，藉可虚张声势。丁日昌所拟办法，以静待动，以柔克刚，万一遇有外侮，当能操纵合宜，不至遽有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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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防问题上，丁日昌与李鸿章的看法一致，深信海洋是中国未来兴衰的关键。同治十三年（1874），在关于塞防、海防的讨论中，丁日昌向总署呈递了一份《海防条议》，洋洋万言，剀切陈词，提出强国的八大要务：一、建设纺织工业；二、开采各矿；三、开发台湾；四、设立领事官及派遣铁甲船保护华侨；五、彻底禁绝鸦片；六、设立电报；七、设立银行；八、发展交通。又建议为将来储备有用之才。所谓有用之才，盖有九类：图学、算学、化学、电器、兵器、机器、工务、船务、政务。凡同文馆、广方言馆及出洋学生，皆应就此数大端发奋精研，以底于成。学成后，不得自行就业，只许为朝廷服务。

其中开发台湾一项，提出了台湾设省的构想，令人关注，丁日昌指出：“台地盛产乌龙茶、木材，五金煤炭蕴藏亦富，若能设一大机器局及一大造船厂于此，则材用取之不尽。且该岛北部一带，土地丰饶。闽粤之人佣于彼路（秘鲁）者，无一生还，若招以屯田开矿，利源日开，生聚日盛，数十年后，当可建一行省，固夏夷之防，收自然之利。况五金煤铁等项，非仅利源所系，亦为军事胜败所关，故开发台湾采掘矿产一层，尤为目前军事饷事第一要务。”

丁日昌以尖酸刻薄的措词，挖苦守旧派：“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室家，毙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师宿儒反叱水龙各机器为奇技淫巧，方且斋戒沐浴，罄折俯伏，欲以至诚感格上苍，使之反风自灭；抑或击里鼓召胥徒，礼井泉，分长幼，持杯勺以灌之。心非不诚，法非不古，而财物之烬于火，人命之毙于火者，已不可救药矣。御今日之外侮，而仍欲以昔日之兵器者，何以异此。”

这篇条议，李鸿章看过多遍，一字一句都说到他心里去了。每看一遍，都有三伏天吃冰西瓜的感觉，痛快淋漓。

光绪元年（1875）正月十四日，元宵前夜，李鸿章怀着兴奋心情，给丁日昌写信：“惠示议复总署六条大稿，披读再四，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一鼻孔出气，而筹饷条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新疆、铁路；用人条内推及农商受害，需停止实职捐输，此皆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笔，发挥尽致，其比喻处，痛快处绝似坡公所谓现出全体怪象，虽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

台湾原住民

李鸿章对丁日昌推崇备至，逢人说项。他对王凯泰说：“开矿则理大物博，果以西法行之，为利甚溥，惟官本商股先须重费，而徐图后效亦虑信从者寡。雨生谓须从公司、银行生根，深得洋人三昧。惜中土无人提倡之耳。”给沈葆桢写信时又说：“总署复奏时，本拟请简雨生为帮办大臣，旋改由外请简，因为意见相合，于事有益……弟与雨生共事最久，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惟办事过于认真，应物每多疏略，动招忌怨。”

沈葆桢也很器重丁日昌，推荐他出任福建船政。丁日昌身体有病，在上海办理滇案，时常吐血，但为酬李鸿章、沈葆桢知遇之恩，扶病赴任。在李鸿章看来，丁日昌的才能，远不止一个“船政”，他的想法是：“以后船政与南北洋一气呼应，似可请作两处帮办，于全局更有裨益。”

然而，福建官场太过复杂，保守势力，盘根错节，有“鬼奴”绰号的丁日昌，被目为激进的洋务派，一旦跳进这个漩涡，才发觉处处受到掣肘，嫉妒倾轧，寸步难行。他的身体又不好，应付起来，左支右绌，渐渐便萌生退意，屡次请求开缺。李鸿章十分焦急，写信给沈葆桢说：“雨生函告，明春决意辞退，以闽中同僚水火过深，万不可以久居，乃竟真除是席，义无可辞，事更难处，转代悬虑。”

李鸿章一再劝丁日昌坚持下去。王凯泰病逝和李鹤年调离福建之后，朝廷命丁日昌接任闽抚一职，抚闽、巡台、治船，千里之任，集于一身，且得到李鸿章、沈葆桢支持，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但李鸿章又担心丁日昌事务过繁，身体吃不消，不如集中精力，先经营好台湾，船政可暂交付他人。

李鸿章的细心呵护，殷殷寄望，丁日昌除了慨然受命，鞠躬尽瘁，再不作其他考虑。于是在病榻之上，制定了治台蓝图，对外乃以静待动，以柔克刚，争取时间，对内整顿吏治，清理词讼，振兴农业，创办实业，最终把台湾建成坚固的海上堡垒。由于在内地举办洋务阻力太大，丁日昌有意把孤悬海外的台湾，变成一块试验田，凡新式事业，先在台湾试行，取得成效，树立榜样，再向内地推广，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朝廷规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丁日昌渡海赴台，走遍台南、台北两路，足迹远及澎湖，勘察地形，访问民间。据他描述，“所过之处，男女老幼，夹道聚观，熟番头目，亦皆远道迓迎……百姓无不欢呼载道。”虽然他所看到的台湾吏治，暗无天日，亟待整饬，但民众的热情，为他带来深深的慰藉，他题诗抒发其整顿河山的壮心：

东瀛已是天将尽，

况到东瀛最尽头。

海水自来还自去，

罡风时发时复收。

卧薪尝胆知谁共，

衔石移山且自谋。

饱听怒涛三百里，

何人赤手掣蛟虬。

丁日昌在渡海之前，曾以一折两片，向朝廷阐述开发台湾的方略。台湾事事创始，仅凭督抚每年冬春留驻，不容易办出头绪，省、台之间，风水阻隔，势难兼顾，必须派重臣长驻督办，俟有成效，方可徐议督抚分驻之局。至于所需督办之事，则以购置铁甲船、训练水雷军、建造新式炮台、训练洋枪炮队、开筑铁路、兴办电线、矿务、垦务、置办机器，为头等要事。

朝廷命李鸿章就台湾事宜筹商议奏，李鸿章认为，丁日昌所说的这些，都是急务，但没有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在奏折中，流露出内心忧虑：“丁日昌办事认真，不避劳怨；惟近日肝病颇剧，求效过速。若欲诸务同时并举，断断无此财力；若分缓急、先后择要以图，数年当有起色。”但尽管如此，李鸿章对丁日昌的庞大计划，还是给予了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