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少侠(1924~2001),原名冯松彦,籍贯广东高明,是广州象牙微刻创始人冯公侠(1894~1963)的长子和传承人。少侠自小受到父亲的艺术熏陶,16岁起正式随父学艺。冯公侠一向专注艺术创作,深居简出,不理公众事务,所以旧时象牙行业商会的理事活动都由少侠出面参加,少侠实际上是冯公侠象牙店号的资方代表人。1959年,冯少侠加入公私合营福源象牙工艺厂(后随该厂并入地方国营大新象牙工艺厂)当微刻生产工人。
冯少侠与他的妻子关宝群
冯少侠作为一般工人,工资收入低,工作紧张而被动,尤其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期,看到其他进了厂的私营老板及家属每天都被批判,精神极其压抑。更兼大新象牙厂是行业中搞政治运动极“左”的单位,高压手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出了不少冤假错案,很是令人心寒。同工种的工友区越山、何元珠,都曾惹来横祸。前者因对“文革”初期的乱象不满,实话实说,被打成“反革命”,后孤身潜往境外谋求艺术发展才获得新生;后者因把贴上街的大标语画蛇添足错写成反义句,被视为“阶级敌人”,被揪斗和监护了一段时间,其本人和家人几近精神崩溃。另外,还有同厂的工友何矿,因旧时在行会当过小职(据了解他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听闻要进“学习班”(实即入清理阶级队伍的“牛栏”)而惊恐过度,霎时间就在厂内最高楼层五楼的天井坠下身亡。面对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件,冯少侠处处小心提防,一直少理众人闲事,循规蹈矩,总算避过政治风浪。
冯少侠在细刻牙书
其实,在日常生产中,也并非没有风险和压力的。象牙工艺厂不是研究机构,而是有计划经济指标的企业。为了保证全厂生产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厂里实行计时加奖励的办法来刺激生产,即按车间、班组、个人来承包每月量化为分值的指标,按超产的百分比来计算奖励的类别和等级,如果个人指标不能完成,或仅可完成,或超产少,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班组和车间的评奖金额,受到领导和工友们的指责和批评。冯少侠说,他当初到大新象牙厂上班报到前,已有朋友好心提醒:工厂是每天八小时生产的,没有个人自由,你捱得住吗?当时他还不以为然,心想自己有真才实学就不怕,稳打稳扎,见步行步吧。进厂后,他也逐渐适应按时上班的制度。但长年累月,每天八小时都是那么紧张拼搏,承受压力是很大。可以想象,少侠在厂上班的日子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微刻,作为微雕的一种,是在平面上细微的浅刻工艺,广州牙雕行业俗称其为细刻。冯少侠的父亲冯公侠首创的微刻象牙米,早在民国时期就以微刻孙中山《总理遗嘱》全文及题款共154字轰动羊城,后来发展成为象牙米、图章、古书、笔筒、小屏风等微刻系列产品,在广州牙雕行业上独树一帜。但这种特殊技艺,在大新厂这个囊及象牙球、牙舫、牙塔等众多牙雕门类的艺术舞台上,却只能当配角,处于较次要的位置,难有出名的机会,若是成分不好,更不可抱任何幻想。既来之,则安之,背着“资”字沉重包袱的冯少侠,也只好认命了。
微刻象牙米及象牙芝麻(冯少侠创作)
冯少侠的性格本来就沉默好静,有一定的艺术素养,进厂后,一直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地完成厂下达的微刻生产和创作任务。一直以来,他在配合完成其他部门的风景人物花鸟等产品字画部分的微刻工艺之余,也专心致志地搞个人艺术创作。
厂里组织了一个有10人左右的细刻小组,专门担任象牙微刻工艺,少侠是其中技艺之佼佼者。1959年,他创作细刻牙屏《屈原》一套,七屏相连,正中一屏刻屈原画像及《离骚》全文共2489字,其余四屏分别刻《九歌》画图及题款,作品于当年春节参加广州文化公园展出,其精湛的微刻技艺受到一致赞誉,后被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收藏。1963年,他根据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同名传世名画的画意,创作了手卷画式的牙雕横屏《韩熙载夜宴图》,全景细腻描绘官员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投入精力极大。这件呕心沥血的精品佳作被选送出国展览时,更是好评如云。可惜由于当时企业缺乏资料保管和存史意识,这件作品没有拍照,从而留下遗憾。“文革”前期,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少侠以做生产计划任务的产品为主,艺术创作较少。
“文革”后期,工艺美术得到发展,艺人们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勇攀技艺高峰。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少侠的牙米、牙屏等作品的微刻造诣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提高。通常,微刻一粒牙米的字是双面刻的,1977年少侠首次创作单面牙米刻毛泽东《沁园春·雪》词连题款共120字,这一崭新成果,获广州市工艺美术行业优秀奖。1979年,少侠在一粒牙米上刻周总理《雨中岚山》等4首诗,共264字,及在一粒牙米上刻《十八罗汉图》,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的庆祝建国30周年广州市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出获优秀作品二等奖,后选作广东省特种工艺品赴港以及日、美等国展出,备受赞赏。
上左:插屏《红棉璀璨》
上右:插屏《阿房宫图》
下:象牙片七连屏细刻《屈原》(含《九歌》、《离骚》)
以上均为冯少侠创作
冯少侠之所以在微刻艺术上取得出色成就,除了自小向家父冯公侠学习外,还拜过几位有名气的文学家、书画家为师,学习古文、书法、工笔画等,文学和书画基础非常扎实。由于冯少侠在厂里被视为普通一兵,且带“资”字成分,故少有人在新闻媒体上为他做宣传。少侠也很低调,对内对外一直是使用原名冯松彦,大概不想人们知道他就是冯公侠的后人。1979年他的作品选送参加全市的展览时,才开始报自己的艺名为冯少侠。彼时,根据笔者提供的资料,广州日报记者陈绍熙觉得少侠这一“亮相”很有新闻价值,就在11月9日刊出的《绝妙的艺术——广州市工艺美术品展览巡礼》通讯稿中,加进了赞叹冯少侠在芝麻大小的象牙粒上微刻周总理《春日偶成》等三首诗的一个小插曲“芝麻小于米,更显技艺高超。人们终于发现,今天在芝麻大的象牙上刻周总理诗文的,正是冯公侠的儿子冯少侠。”
但是这没有引起厂方的重视。展览结束后,市工艺公司从中选送一批精品赴港参加广东省特种手工艺品展销会,并派人到现场表演象牙米微刻。表演人员没有展览主办方邀请的冯少侠,而是派了同班组的一位女青年去。这位女青年的微刻技术基本功一般,平时又少刻字,临去之前才匆忙练了一下。但是她家庭成分好,又有上级支撑,厂领导还是宁愿派她出去表演。冯少侠对此亦是接受现实,保持平常心态。
在笔者的持续关注和安排下,1980年间,少侠也有两次在《羊城晚报》见报的机会。一是我与省工艺出口公司样宣科主管欧阳广明合作,在7月4日头版《广东工艺品首次赴美展销》的消息中,着意报道了冯少侠专为这次展销会而创作的微刻中文李白《望庐山瀑布》的四句诗及英文“新年好!”“圣诞快乐!”等节日问候语的中英文象牙米。二是约请羊城晚报摄影记者叶健强来厂采访,在7月23日头版刊登一篇图片新闻,展现冯少侠向女儿冯惠盈精心传艺的现场情景。这篇形象报道,实为当时广州工艺美术行业为表彰先进,鼓励艺人带子女而筹备召开师徒代表会议的前奏曲。不过,少侠也深知厂领导和一些职工对他的偏见,不指望奇迹出现。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行业的师徒代表会议终究与少侠无缘,他们父女倆没有被推选参此次盛会,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冯少侠带女儿冯惠盈学微刻
冯少侠入厂后,除了精心钻研技艺外,还按照厂的安排,承担培养微雕艺术接班人的任务。他在厂里技术公开,毫无保留地授徒传艺,他负责带的青年黎润萍、陈惠玲等学徒,在技艺难度最高的象牙米微刻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均有作品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收藏。本来像冯少侠这样有特种技艺专长和传承关系的艺人,早就应有向子女传承技艺的打算,少侠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只是国有企业是有招工名额的,不是你想进来就进来,虽然在家里也可以传艺,但进了企业才有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等家属退休来“顶职”。少侠的小女儿惠盈1979年高中毕业后,刚好等到与父亲同事的母亲关宝群退休,有了一个顶职的机会,于是她进厂随父学艺。但有的师傅带子女学艺,就不是走这条路,如先将儿子送到集体所有制的兄弟单位艺光象牙厂入职,上班学艺仍是在大新象牙厂,等待时机再转为正式职工,人们戏称其为“曲线救国”。这是题外话了。
冯少侠兢兢业业地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不觉已步入晚年,他渐渐感到在企业参与创作机会的宝贵,自觉抓紧时间创造更多更出色的成绩。1983年5月,他创作牙屏《红棉璀璨》,作品在长18厘米、宽11厘米的牙片上,刻画艳丽的红棉和斑斓的孔雀,并在通花木座中间嵌入一块直径3厘米的圆形小牙片,微刻明清诗人屈大均、陈恭尹、张维屏3人的咏红棉诗12首,连题款共1041字,该作品亦获广州市市花展览二等奖。同年10月,他在一粒牙米上刻苏东坡《赤壁赋》全首共551字,实现超越父辈,超越自我的奋斗目标。收获最大的是,成功地创作了大型牙屏《阿房宫图》,作品上的牙片长20.5厘米,宽10.5厘米,整体连木座高36.5厘米,画面上精微刻画大小不等、形态各异人物约250个,分别在歌舞娱乐,观花赏景等;还有位于屏座中的蛋形小牙片,以楷体微刻唐代诗人杜牧《阿房宫赋》全首共665字。这是他晚年最为满意的代表作。
1984年是冯少侠在大新象牙厂工作的最后一年。为了激励他在生产和艺术创作的岗位上站好最后一班岗,年初《广州日报》工交部主任记者叶达信在我提供资料后与我合作,搞了一篇很有分量的专访稿《微雕艺术后继有人——记象牙米雕刻高手冯少侠》,记述冯氏微雕在始创、发展和传承技艺的历程,并配有少侠向女儿惠盈传授技艺的圆形插图,于当年1月22日在广州日报头版和二版发表。这次专访报道后,他以奉献精神更加主动认真地完成厂里分配的生产和创作任务。如牙雕盆景《迎春》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银杯奖,牙雕《九歌图》(十一件套)获广东省旅游工艺品优秀产品奖,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他在微刻书画配合方面尤为精绝的艺术造诣。这篇专访对他实现被聘入广州市文史馆工作的夙愿,也是一个有力的帮助和促进(该文后收入在《广州日报》创刊50周年出版的《激情年代——老新闻工作者作品选》,该报社每个记者限收入代表作3篇,叶达信选了这篇)。此间,又经过少侠本人一再请求和争取,并有市政协委员和文史馆员多人的提名,他在临退休时终于获准聘入广州市文史馆为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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