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被大宋平定，广州在一场大火中，被完全焚毁。

广州人自我疗伤的能力之强，令人不得不佩服。他们不像北方人，每遇到战乱，便大规模往南方逃走，广州也经历过几次毁灭性的兵燹，但从没有出现过向北方的逃亡潮，自古以来，只有北人向南逃，没有南人向北逃。广州人顶多逃到乡下暂避，兵燹一过，马上卷土重来，修复创伤，再建家园。南汉覆亡时，几乎整座城市都被烧毁了，但灰烬还没完全冷却，广州人已经在废墟中，重新开门做生意，努力使生活恢复旧貌。

虽然城墙还是破破烂烂，不时有崩坍的豁口，大风灌入城中，在街上呼呼作响。站在南边的豁口，可以望到日夜奔流的珠江，但城墙边已经搭起了很多新房子。傍晚，又见炊烟袅袅，又见牛车辚辚，又见井台边排队打水的男人与小孩；夜潮涨起时，又闻潮鸡啼鸣之声；太阳底下，各种各样的炒菜声音，劈柴声音，呼鸡唤鸭声音，喝责顽童声音，充斥着大街小巷。

很多倒塌的建筑，都在慢慢重建。能征惯战的正规军大部分已调走，驻扎在广州的，多半是厢兵、役兵，被分派到各个建筑工地，从事清理废墟、搬砖运瓦的工作。一辆辆运载木料、砖瓦的车，从街上轧轧地经过。本地的青壮年很多也被招募去盖房子了。这是广州人最拿手的，曾经在几年间把二十八座寺庙建起来的工匠后裔们，又有大展身手的机会了。

端拱二年（989），人们清理了长寿寺的颓垣败瓦，重新建造庙宇和再塑六祖惠能金身。经过一年修葺，焕然如新，命名为净慧寺。六祖的铜像是仿照南华寺的六祖真身塑造，高八尺，重一千余斤，法相庄严，跏趺坐姿，安详涅槃。而千佛塔则要再等到百年以后，才得以重建了。那年的浴佛节，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殿堂佛像擦拭得一尘不染。寺院里幢幡宝盖招展，香花灯烛如林。给太子佛淋香汤的信众，在寺院内排起了长龙。僧人们齐声唱偈：“我今灌沐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聚，五浊众生今离垢，同证如来净法身。”

就像废墟里的小草，最初顽强地长出一两株，点点青翠，点点生机，然后越长越多，终于连成一片。最明显的复苏迹象，就是珠江上的渡船，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河南庄头的花田，依旧香飘十里；一船一船的素馨花，依旧每天运到河北出售。这些熟悉的小白花，唤起了人们对承平岁月的记忆，他们依旧热衷于买来装扮自己。

少女们的发头盘起了双鬟，妇女梳起高髻，在乌发间簪以鲜花。北方妇女喜欢牡丹、荷花一类大花，但南方妇女只喜欢素馨、茉莉一类小花；步摇镶上珍珠、玉石，显得更加矜贵；有身份地位的妇女出行，头戴帷帽，用薄纱把脸遮住。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小扇子，这是女人一件精致小巧的装饰品，当她们莲步轻移，一颦一笑，从半遮玉颜的扇面后面，透出的是万种风情。

男人也簪花。其实广州男人从汉代就开始簪花，宋代由于朝廷推动，簪花风气大盛。从咸平三年（1000）开始，朝廷每年设春秋大宴，向群臣赐花簪花。新科进士入朝谢恩、祭祀孔圣、拜谢恩师、座主时，都要簪花。活动结束时，有些大胆的贫民、乞丐、娼妓，便在半途哄抢他们头上的花朵，以沾一点喜气。簪花成了一个与科举高中相关的特殊符号。辛弃疾的词写道：“今夜簪花，他年第一。”正反映了宋代士子的心理。

春天百花盛开，人人头上戴花。到了重阳节，鬓角簪上一朵菊花，整个人都好像清爽了。菊花被认为有延年益寿，袪病辟邪和品德高洁的含义，不仅可以用来装饰，还可以酿酒、泡茶，甚至做成菜肴。

尽管天气炎热，但广州男人大部分一年四季都戴帽子，从幞头上可以分辨出他的身份，在衙门当差的人，戴的是直角幞头；马夫戴的是折翅幞头；平民戴的是竹笠；官员戴的是交脚幞头、顺风脚或朝天脚幞头，而普通人只能戴平脚幞头。士人身穿圆领大袖的白细布襕衫，再套上油袜裤和麻鞋，手持青缣扇，这样才显得斯文。和女人一样，扇子更多是装饰品，用来遮挡太阳，而不是扇风。每人身上有个小布袋，专门放扇子的。

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16世纪到中国时，发现“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南宋时已经开始出现折扇了。利玛窦写道：“中国扇子的式样和制扇的用料种类繁多。扇子通常用芦杆、木头、象牙或乌檀作骨，上面蒙以纸或棉布，有时甚至是带香味的草秸。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椭圆或方形的。上等人士使用的，一般是用光纸做的，上面装饰着图案，很美丽地描着金色，人们携带时或是打开或是合起。有时候扇上书写着一些格言或甚至整篇诗词。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

街上熙来攘往，男女老幼的衣服，白色、黑色、杏黄、茶褐、墨绿、枣红，五彩缤纷；有穿罗衫、短褐、袍子，也有穿褙子、百褶裙，形形色色，以无穷的花样展示出来。在新商铺盖好之前，人们把货物摆在街边的地上叫卖。商品有扇子，茶叶，鲜花，鹅鸭，八角茴香，布帛，农具，竹笠，皮履，柴薪，竹木，缸瓦，果蔬，还有来自雷州、梧州的铁器，瑶民编织的斑花布，山民捕获的山鸡、蚺蛇、黄猄等，令人目不暇给。

有时，闷热得让人喘不上气，突然平地刮起一阵怪风，天色迅速黑暗下来，人们知道要下白撞雨了，一面大声叫嚷提醒别人，一面匆匆把货物收拢起来搬走。一场骤雨果然横扫街头，天际雷声隆隆，雨水汇成一股股激流，但很快就雨过天青了。人们又把货物搬回原地，街头街尾的叫卖声，重新响起，互相应和。

在琳琅满目的货摊上，有一种商品特别受欢迎，那就是来自海南岛的槟榔。普通的人家，每天也要消费超过百文钱槟榔，富裕人家就更不用说了。官府的库房，光是槟榔税，每年就有数万缗的进账。人们对槟榔的着迷，简直走火入魔，甚至客人来访也不设茶，而以槟榔招待。用银盘装着槟榔奉客，是最隆重的礼待；穷人家没有银盘，也会用锡盘；有的盘子还分为三格，一格放蒌叶，一格放砚灰，一格放槟榔。流行的做法，是把槟榔剖开，用水调制砚灰，洒一点在蒌叶上，包裹在槟榔里，细细咀嚼。蒌叶有辛辣味，嚼之不久，便令人双颊潮红。周去非说：“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甚至晚上睡觉时，也要把槟榔放在枕边，以便一醒来就嚼。

槟榔嚼多了，嘴唇发赤，牙齿乌黑，像得了什么怪病，但如果人人都是如此，也就无所谓了。最令人厌恶的是，朋友聚会散后，总会留下一地嚼过的槟榔，狼藉不堪，看上去比肺痨病人吐的血还脏。嚼槟榔也常和男欢女爱搭上关系，因为嚼槟榔会使人脸红心跳，年轻女子脸一红，就让人产生道德的担忧。宋代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记述，苏轼在岭南见“有蛮女插茉莉，嚼槟榔，戏书姜秀郎几间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其放如此。”连坊间的小孩子都会唱：“一口槟榔食嘴芳，二口槟榔食嘴红，三口槟榔去迎嫂，四口槟榔入嫂房。”

嚼槟榔、簪茉莉都很诱人，香料也很诱人。从海外来的名贵香料，朝廷禁止民间出售。街上贩卖的，大都是从海南来的笺香和蓬莱香。广州有不少香料作坊，制作香料的人被称为“合香人”。熟门熟路的人，也能从市场找到少许从蕃坊流出的真腊沉香、大食国蕃香，量少价高，人们趋之若鹜，于是便有假蕃香流入市场，奸商用白胶香制成假的进口香料，几可乱真，但一烧起来，却烟雾腾腾。

酒铺是恢复得最快的行业之一。广州人的酒量大得惊人，他们用南海出的大螺杯饮酒，这种杯里面转了几个弯，可以藏酒，一螺能装三盏多，号称“九曲杯”。有的螺杯较为阔浅，像块荷叶，称为“㶑滟盃”。老友相聚，烹鲜割肥，把盏持螯，有酒不饮胡为乎！

宋朝的酒业由官府垄断，无论酿造还是售卖，都不准商民染指。但宋开宝四年（971），朝廷免去广东的酒税，广南东、西路可以放开买卖。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说：“公私皆有美醖。”酒客们有福了。广西有一种瑞露酒，风味特佳，“声震湖广”，不过那是官宦人家的上等酒。平民百姓更喜欢自己的土法酿酒，以五加皮、防风、独活、薏苡仁、牛膝等多种药材，加白酒浸泡成五加皮酒，既有药效，饮亦酣畅。另一种玉冰烧酒，出自佛山石湾，用上佳的米酒，导入陈旧的大酒缸中，浸入一定份量的肥猪肉，经过陈藏，精心勾兑，酒体玉洁冰清，滋味无比醇和。

酒与女人不可分。卖酒的多是老妇人，陪酒的多是年轻女子。江上浮满了疍家艇，疍家妹一声声招人上艇饮酒。男人上了艇，把帘子拉上，不知在里面捣鼓什么了。在陆上人的印象中，疍家妹都很放荡，整天唱“哥啊妹啊”的淫词艳曲，正经人塞耳疾走。等到那些男人从疍家艇下来时，多半已摇摇晃晃，哼着小曲，醉眼朦胧。

横街窄巷里，永远飘着一股尿臊味，臭气熏天，令人窒息。很多醉醺醺的男人，一头钻进巷子就往墙角撒尿。白天在街边做生意的人，也跑到巷子里撒尿。但人们好像习惯这股味道了，居然不用掩鼻，也能安然经过。当过广东经略司曹的南宋诗人曾丰，在诗作《广州》里描述这座城市给他的印象：“室女环垂额，蕃儿布缠头。阓门罗姥妇，游艇售娼优。曲巷公渝滥，通衢乱溺溲。”

有酒就有赌。“群季杂沓酒盏擎，园林雅洁张棋枰。”听起来很高雅，但也有可能是为了赌博。唐代风靡一时的樗蒲游戏，已经没人玩了。双陆还很盛行，还演变出很多不同的花样。在北方叫做北双陆，还有大食双陆、南洋双陆、日本双陆等，名目繁多，不同地方有不同玩法，广州人也有自己的玩法，叫广州双陆（也叫番禺双陆），包含了啰赢双陆、不打双陆、佛双陆、下囋双陆和三堆双陆等多种玩法。

广州双陆是双方各有十五马，在棋盘上分成黑白两边，白马多用黄杨木制成，黑马多用桄榔木制成。然后用骰子二枚，轮流投掷，根据掷出的彩数，决定双方的行走，白马自右归左，黑马自左归右，以马先走完为胜家。几种玩法，大同小异。上流社会不太热衷双陆，但市井赌徒则玩得如痴如醉，没有棋盘和双陆子的，蹲在地上，划几条线，用小石子也可以玩，有骰子就行。有钱的一掷百缗、两百缗、三百缗，没钱的三几镮也押上。不过，北方人赌牛羊、赌奴婢、赌身家的情况，在广州则极少看见。

在市井中，比双陆更狂热的赌博是斗鸡。在街市经常左一堆人，右一堆人，围着观看斗鸡，人人挥拳跺脚，颈暴青筋，不时爆发出阵阵吆喝声，呐喊声，为鸡助威。蕃坊里的蕃客尤其热衷。斗鸡一定要公鸡，两腿强健，钢爪铁喙，羽毛多是黄赤色的，毛要疏而短，头要竖而小，这样的鸡特别好斗。还要采用特别的饲养方法，并且把鸡冠割掉，以免资敌；把尾毛剪短，方便盘旋走位。一旦下场相斗，便是生死对决，“胜负一分，死生即异”，斗败的鸡即使没死在场上，回家也会被主人宰了吃掉，因为只要败过一次，终身不复能斗。

赌博不仅是单纯的游戏，有时做生意也用赌博方式。市场上流行一种“关扑”赌博，就是由买卖双方约好价格，然后在瓦罐里掷铜钱，根据铜钱落下的正反面，决定输赢，买家赢可以不付钱就把商品拿走，输则要按价格白付钱。南宋人刘克庄的诗写道：“瓜果跽拳祝，睺罗扑卖声。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诗中的“扑卖声”，就是指关扑时的吆喝声。睺罗是七夕时最热销的玩具公仔，用布头、珠片等缝制而成，小巧精致，活灵活现，每逢七夕，是很吸引人的扑卖品。但有时也会关扑大件的贵重商品，比如一辆车，或者一条船。

广州人的性格，外冷内热，民国文人林语堂形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他们在很多方面是粗线条的，不拘小节，不耐繁礼。善于把握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尺度，既不会太密，也不会太疏。他们擅长用多种方法灵活化解难题，此路不通，便另辟蹊径，不会一条路走到黑。他们常打官司，一点小事就闹上公堂。有些商人亏了本，怀疑是翻译故意歪曲译错，见官去！有些陆上人与疍家人闹点小纠纷，见官去！市场上买卖，缺斤短两、东诓西骗，见官去！他们不拿生意交换人情，人情归人情，数目要分明，如果数目不分明，对不起，见官去！他们对衙门并不特别敬畏，更没有那种“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的恐惧感。

在闾陌市井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处处可见。代丈夫打官司的女人，公堂之上，立眉竖眼，指手划脚，说话哇啦哇啦，像在自家厅堂一样，以至被官斥为“咆哮公堂”，拉去鞭笞的，无日无之；广州人不太喜欢大家族生活，富裕人家的父子，更乐于分开居住，各过各的，反而减少了很多家庭矛盾；亲戚朋友有困难，他们也乐于相助，但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不硬充大头鬼，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哪怕是兄弟骨肉有事相求，也要问清原由，不会无条件答应；男婚女嫁，十分开放，即使没有媒妁之言，只要两相情愿，父母也听之任之；广州人对贫富看得很开，三更贫，五更富，无甚所谓，从头再为。他们挥挥手，很洒脱地说：“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成世裤穿窿。”对富人不屑攀附，对穷人也不会看不起。知州章楶形容这些广州人，“朝富暮贫，常甘心焉。”

广州人的种种行径，被初到广州的北方人视为怪诞，但住久了，慢慢也习惯了，甚至觉得可爱了。南宋人曾丰的《广州》诗写道：“绕处无非湿，终年不识寒。家饶安乐睡，市卖喜欢团。倡女青芒屦，渔儿白布冠。北人落南者，久亦自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