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鉴真在开元寺驻锡期间，看到广州城外的景象是：“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种类极多。”而广州城内的景象则是：“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

一道不算很巍峨的城墙，便隔开了两个世界，内外形成鲜明对比。朝廷在贞观元年（627）设岭南道，辖境包括今广东、广西两省大部、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岭南道署设在今越秀区省财政厅位置，即隋朝时广州刺史署所在。署衙内设有绥南府和番禺府。一万五千多将士的经略军驻扎广州城内，军中的副使、司马、判官、功曹、书记、参谋诸署，均列于岭南道署内，另巡察、按察、巡抚诸署则在道署外。韩愈有一首诗《送郑尚书赴南海》，描写城中官衙盛炽的威仪：“番禺军府盛，欲说暂停杯。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

城内门枪森严，官威熏天，民居集中在城墙脚一带，仄狭浅陋，生活很不自在。而城外花天锦地，满眼繁华，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机，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商人都不想住在城里，他们有的是钱，要盖渠渠大屋，最好是在城外。除非遇到什么商业纠纷要闹上公堂，平日与官府没什么交道打，见得最多的是收税的官员，对他们花些财货打点就可以了。在城外多少有点“天高皇帝远”的感觉，自由自在，饮酒，品茶，逛街，和朋友玩玩樗蒲，日子过得很惬意。

樗蒲是一种流行百年的赌博游戏，有点像后世的掷骰子，人们对它的喜爱，几近病态，甚至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五木经》，介绍它的玩法。另一种热门赌博是打双陆，在棋盘上以掷骰子点数决定棋子移动，先把所有棋子移离棋盘者为胜。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里，记载有个人带着双陆渡海，途中翻了船，他手持双陆盘，口含双陆子，在海上漂了两昼夜，宁死也不丢双陆。

朝廷虽然禁止赌博，但官府没有严格执行，因为官场中也有不少人沉溺赌博，连宫禁大内也不例外，没听说过哪个官员因为放任赌博，而受到惩处。广东人似乎特别好赌，各种流行的赌博还有掷骰、围棋、象棋、斗鸡、斗鸭、斗蟋蟀等，五花八门，不可胜举，甚至扯根小草，都能用来赌输赢。有钱就赌钱，没钱就赌衣服、赌家什。有一句讽刺赌风盛行的话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咸通年间（860－874）的作家裴铏，在小说《崔炜》里描写，七月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中元节即七月半祭祖节，又称施孤、鬼节、斋孤，道教称七月半是地官诞辰，祈求地官赦罪之日，冥府大开，放出全部鬼魂，已故祖先可回家团圆；佛教中称为“盂兰盆节”。中元节前一天是“烧衣节”，家家户户具酒馔、剪楮衣，祭祀祖先。中元节当天，几乎倾城而出，到寺庙上香，追荐故亲。

开元寺在西城外，紧挨着光孝寺和蕃坊，成了一个盛大的圩场，各种摊档、店铺，密密麻麻，从寺内一直排到寺外，摆卖各种名花珍果、元宝蜡烛、珠玉古玩、沙煲罂罉、糖果小食，无所不有。山门内外，人如潮涌，语笑喧呼，盈街塞巷。人们围成一堆一堆，有的斗鸡赌博，有的舞刀弄棍，有的搭台演百戏，表演吞刀、吐火、顶水缸，或是戴角披毛，模仿动物舞蹈，敲锣打鼓的喧豗，伴随着寺庙的钟鼓声，回荡大地。

在广州人看来，什么都可以赌，什么都可以卖。到街市上逛一圈，可以见识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商品。一段形状奇特的木头可以卖钱，一块颜色斑斓的石头也可以卖钱，连鸡爪子、猪骨头、死鱼烂虾、死蛇烂鳝、枯蓬断草，也都摊在路边，招徕买家。从海里捞到的死蜈蚣，更是奇货可居，卖家唾沫横飞地吹嘘，这条蜈蚣大到仅一只爪，就有百二十斤肉。广州人喜欢用蜈蚣泡酒，认为可以解毒消疮，蜈蚣越大药效越好。乡下佬从山里抓到一条罕见的两头蛇，用笼子装着在路边展览，交钱才准看，又有大批人围拢过来，扶肩搭背，交颈并头围观。有个老太婆，声称自己采得异草，用秘方制成“媚男药”，专卖给富家妇女，竟然不少人掏钱争购，甚至用金簪、耳珰等首饰交换，惹得周围的闲人哄然大笑。

从武德四年（621）开始，人们不再使用流通了一千多年的五铢钱，而改用开元通宝钱了。到乾元年间（758—760），又出了乾元重宝钱，这两种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在市场上都可以用。官府在番山西麓设一处钱模翻砂工坊，2000年兴建广州百货大厦新翼时，被挖掘了出来，还有一座六朝时的钱窖。到底有多少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在广州市面流通，从来没有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

对生意人来说，广州的日子，就像一大串铜钱，一年到头叮当作响，好听得像音乐。逢年过节很热闹，商舶埋岸很热闹，新官上任很热闹，商铺开张很热闹，红白喜事很热闹，佛菩萨出生日、出家日、成道日、涅槃日，更是要大大热闹一番。

广州人太多了，城市太繁嚣了。凡亲历其境的人，都不禁猜度，这座通都大邑里外，到底住了多少人？蕃坊有多少人？其中多少是蕃客？多少是本地人？多少是内地商贾？城里有多少人？城外有多少人？这些问题，就像问广州有多少开元通宝一样，难以数清。按官方的统计，贞观十三年（639），广州领十县，共有12463户，59114口，每户平均口数为4.74人；其中番禺县有958户，也即只有4547口。实在难以置信，偌大一个番禺县，怎么可能只有四千多人？广州城一次中元节，到开元寺上香也不止四千人。

历朝历代，广州的人口数目，都是笔糊涂账。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开元年间（712—741）广州有64250户。但《太平寰宇记》《永乐大典》却说，开元年间广州人口为43230户。《旧唐书》则说，乾元元年（758），广州户数为12463，十几年间三级跳，相差甚远，这不太可能。虽然广州领县数目时有变化，如贞观初年领十县，天宝初年增加了三县，但也不至于差得那么远。这些数据有多少瞎编的成分呢？

唐代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从统计数字看，唐初确实出现人口大减。原因之一，是隋末战乱，人民流离失所，迁徙避难，造成户籍统计的困难与混乱。另一个原因，是建中元年（780）推行“两税法”之前，实行租庸调制，这种赋税制度，规定一户逃亡，邻保就要代纳租庸调，结果逼得邻保也要逃亡，形成恶性循环，逃亡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户籍人口自然越来越少。

官府的统计，只反映州县编入户籍的平民，而和尚、尼姑、道士、女冠、官府工匠、乐户、贡织户、官奴婢、杂户、官户（番户）等众多特殊人群，都不计算在内；因为逃避战乱、灾荒而产生的巨量流动人口，原籍已经注销，新居地又迟迟没有登录上籍，也无法统计；更有许多赤贫人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官府根本懒得去登记了；自隋、唐佛教盛行以后，出现了庞大的假和尚、假道士群体，剪发披缁，寄食江湖，以此逃避徭役，这些人也是没有统计的。因人口流动太大，或人手不足、官吏懒政等各种原因，有些州县索性不申报人口，任由付之阙遗。因此官府的人口统计，错漏百出。

可以肯定，蕃坊的人口，从来没有准确统计过，说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都有；附郭地区的人口，也没有准确统计过，连最容易统计的城里人口，都没有统计过。住城里的人，其实不会很多，唐代的广州城，以城墙为界，面积比南越国王城大不了多少，同样是挤满了衙门官署，连墙接栋，几乎不余间隙。留给老百姓居住的，只有城墙根的一些湫隘之地。

唐代的坊市制，把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分开管理。“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坊与坊之间，以墙相隔，定时启闭坊门，实行坊里邻保制。但广州因为城里面积不大，大量人口在城外，他们也不从事农耕，而是经商，所以“坊”也不限于城里。《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里记载：王夫人“以大业三年五月二囗囗于南海扬仁坊之私第”。如果扬仁坊就是后来西关扬仁里的话，那么证明早在隋朝，西关一带，亦被视为“在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