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到一些人在感叹：当今这社会，除了权力与金钱，还有什么能令我们敬畏？这也许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很多人对权力与金钱也谈不上敬畏，只是谄媚与贪婪而已。我们现在无论谈论任何问题，最后都会扯到权力与金钱上，连呼吸、饮水、买房、求职、马路塞车、挂号看病、小孩入学，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离不开权力与金钱的考量，当然也包括文学，包括在这个年代还有没有诗人这样的问题。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说：“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这种感觉我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有的，当然，那时我也不是诗人，只是写了一些小说，便常常因写小说而感到羞耻。眼看周围的朋友，个个下海经商，横向发展，拎着个公文箱满街跑，办公司，签合同，数钞票，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却在绞尽脑汁苦想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类蠢问题，确实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所以当别人问我在忙什么时，我绝对不会说在写小说，只会说：“没啥忙的，没啥忙的，你有什么好介绍，让我也发点小财？”

不过，深究起来，这种羞耻感，也许正是基于对文学的敬畏，认为它与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别人无法理解，所以干脆不说，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清高。但到了今天，这种微薄的敬畏恐怕也荡然无存了。米沃什说：“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人。”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对抗嘲讽，而是就算你扒光衣服站在公众面前，也没人对你的身体缺陷感兴趣，就算你打锣吆喝，也没人想停下脚步看一眼。这成了另一种羞耻。

这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吗？显然不是。我简直不知道现在残存的文学杂志是怎么生存的，除了图书馆订购，还会有个人订户吗？这个问题我甚至不好意思去问那些杂志编辑。同样，现在的出版社文学编辑是怎样做图书的，说出来也令人沮丧，据说大家都感到江郎才尽了，因为想出任何选题，都会被领导一句：“能赚多少钱？亏本你负责？能拉到项目资金吗？”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果现在米沃什以大无畏的姿态挺身而出说：“崇高：清醒地用手无寸铁的肉身来面对人们嘲讽的利刀。”他换来的也许是人们的哑然失笑：好啦好啦，哪凉快哪歇着去吧。你以为人们会嘲讽你，已经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人们连嘲讽都懒得了。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世上的人心是不会死绝的，真正的文学永远会存在。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但有什么依据，我也说不上来。

记得几年前北京举办过几次史铁生作品朗诵会，让我常常想起上世纪80年代，我在史铁生那间简陋的房子里和他聊天的情景。他残缺的身体并不能困住他澎湃的文学热情，这让我长久地感动。当然，如今已没多少人记得这位身残的诗人了。这也是我读到米沃什这段话——“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时，在脑海里出现的一点淡淡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