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中庸”是个贬义词，觉得所谓“中庸”就是不上不下普普通通，没有进取之心，凡事满足现状的人。
当然，那时候也觉得“保守”是个贬义词，是顽固、封闭、不思进取的代名词。
但随着年龄渐渐增长，我开始意识到“中庸”也好，“保守”也好，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而且很可能是极可宝贵的态度。
在人类的历史上，取得过很多的进步和成就，这些成就也许大都与“中庸”和“保守”没什么关系。但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巨大的祸乱，则大都是因为缺少了“中庸”和“保守”。
极端，是人类很容易犯的错误之一，也是为祸最烈的错误之一。人类很容易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觉得自己完全正确，继而有一种将所有反对者都消灭殆尽的冲动。
太近的事情就不说了，还是说王安石变法吧。
王安石外号“拗相公”，是个自信爆棚的人。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摆明了就是觉得自己的办法很好，别人说啥他都不听。
王安石变法，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改革，核心是经济，要解决北宋当时国库空虚的问题。如果说到对经济的理解，王安石确实比当时朝廷上的很多大臣都高明。
问题是，再高明的见识，再好的政策，也是要人去执行。而在古代皇权体制之下，层级越多、执行的链条越长，政策的扭曲程度就越高，很容易就会导致原本意图有利于民众的政策，最后反而伤害了民众。
王安石的性格让他不能接受任何反对意见，也看不起那些反对他的人，所以他只能利用皇帝赋予的权威，把反对变法的人都赶走，起用那些愿意执行新法的人。
所谓“极端”，就是王安石这种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那些能够对新法不合理之处提出修正的人，都被驱赶殆尽，新法看起来得到了雷厉风行的推进，实际上却成了一辆失控的列车。
而更可悲的，是反对新法的领头人司马光，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人。他认为新法既然引发了这么多问题，当然是错的；既然是错的，那当然应该赶紧废除。所以等到他执政之时，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新法有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全部废除。结果，宋帝国在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折腾，好不容易稍微适应了，又重新再折腾了一次。
而这两次折腾，更加剧了北宋朝廷的分裂和内斗，极大地损伤了帝国的元气。
实际上，王安石的新法有很多合理之处，如果执行得当，确实对北宋朝廷有很大帮助；当然，新法也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需要不断调整修正，也需要执行者因应情况变化去灵活变通。但在王安石和司马光那里，不是“新”就是“旧”，只能二选一，不能折衷也不能调和。
而苏轼，就是一个主张调和的人。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时候，他认为新法问题很多；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时候，他又觉得新法有可取之处，不应该尽数废除。
结果，苏轼在政治上屡受打击，被一贬再贬。
很多人只知道苏轼的才华，知道他的诗词书画，却不知道苏轼最可宝贵的，是他在政治上的“中庸”和“保守”。
苏轼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设计，没有一步登天的改革。要把事情做好，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不断调整不断修正。所以他既反对新法，也反对废除新法，因为他知道世界不只有A和B两个绝对的选项。
可惜，对于很多人来说，世界必须只有A和B，你不选A就必须选B，你跟我的选项不一样就是我的敌人。这样，他就不需要思考太多复杂的具体问题，只要站队和发泄就够了。
大概这也是极端受欢迎的原因吧，毕竟思考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痛苦而困难的事，而接受“自己有可能是错的”这件事，就更令人痛苦了。
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都是才华横溢的人，但我真的希望这世上能够多一些苏轼，少一些王安石和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