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论是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达、技术的先进、制度的完备……宋朝都遥遥领先于周边的各个政权。说句稍微不客气的话，无论是契丹的辽国、女真的金国，还是蒙古，与宋朝相比真的就是野蛮人。

在我看来，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一方面固然在于文化的发达程度，而更重要的是否用暴力去解决问题——人类的所有“文明”，都建基于用尽可能“非暴力”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

然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这个高度文明的政权，却屡次被门口的野蛮人打得头破血流——在冷兵器时代，技术的先进远比不上勇猛的战士与奔驰的战马。

当然，宋朝的“文明”，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这个朝代对“文”的高度重视，对“武”的极度压抑，其实是出于统治者自身的安全考虑。赵匡胤和赵光义都亲历了五代的骄兵悍将，甚至他们自己就是叛将起家，他们的“文明”，无非只是对武力夺权篡位者的畏惧。

然而，这也造就了宋朝的“文弱”。当然，这样说也许不算公平，毕竟在天下无敌的蒙古人面前，南宋抵抗了四十年，还让一位蒙古大汗死在战场之上。但除了短暂的南渡时期，宋朝在军事上确实乏善足陈。

尝试扭转这个局面的尝试来自于宋神宗时代。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正是宋神宗在不改变压抑武将的前提下，进行的富国强兵的尝试。

其实，当时大部分人并不反对改革，但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政策却很难得到老成持重的大臣们支持。为了达成变法的目标，神宗和王安石不惜破坏仁宗朝以来宽容的政治传统，以“支持新法”为红线，强迫大臣们站队，继而党同伐异。

王安石是个极度执拗的人，他相信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和亲自实验的新法是绝对正确的。但无论是他还是神宗，都没有考虑到执行的层级和环节一旦拖长，再美好的政策都有变形的危险，继而对民生造成伤害。他们看到的，只是财政收入的增加。

优良的政治传统建立起来很难，打破却很容易。在王安石之后，宋朝的朝廷再也没有宽容，只有站队和互相攻击，只有赢者通吃和为所欲为。

而变法带来的财富，也没有带来“强兵”的结果。宋朝的军队依旧赢弱，每次尝到一点甜头之后，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说到底，将领和军队没本事造反，自然很难有本事打仗。更何况决策权都还放在皇帝和文臣手里，这些人读两本兵书就以为自己是诸葛亮，不把自己搞死才怪了。

无论是神宗也好，王安石也罢，他们都不想去触动宋朝文弱的“因”，却想要得到不一样的“果”，当然只能失望。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把宋朝虽然文弱但还能立足的“根”——宽容的政治传统与优良的纠错机制——给挖掉了。

这样的文明，也就只能是腐烂的文明，再也挡不住生猛的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