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十年新政中，实行官制改革，许多人都认为督抚同城，权责重叠，实际上一切政务由总督主持，巡抚形同虚设，没有存在必要。1905年，朝廷以广东巡抚开刀，首先裁撤，以两广总督兼管巡抚事务。

巡抚裁撤后，广东的权力架构，成为总督、广州将军（统领旗兵）和水师提督（统领水师）三足鼎立。1月11日，广州将军增祺奉旨入京“述职”，由广州副都统孚琦兼署广州将军。

孚琦乃满洲正蓝旗人，由笔贴式充军机章京，历任侍郎，1906年简放广州副都统，以昏庸无能著称，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说他曾收到过几次匿名信，骂他贪赃枉法，应即卷铺盖滚蛋。孚琦气得暴跳如雷，把邮差抓起来，逼问寄信的人是谁，不说出来就把邮差关卡房。这个段子把孚琦的白痴和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即使是编造出来的，也可以看出社会对他的风评，差到了极点，从官场到民间，从汉人到旗人，都把他看成是一个酒囊饭袋。

张鸣岐虽是总督，但新官上任，没有太大的实力，主要靠李准替他看场。李准是四川人，1901年任广东巡防营统领兼巡各江水师，统领军队和巡海兵舰。因与海盗作战有功，朝廷特赏头品顶戴、赐“果勇巴图鲁”名号，从1905年起任广东水师提督。此人骁勇善战，也算是一方枭雄，同盟会的几次起义，都是被他镇压的，因此革命党把他视为头号敌人。

李准

黄兴、赵声并不把张鸣岐、孚琦放在眼里，但对李准，则不敢掉以轻心。在制定计划之初，就把刺杀李准，列为首要任务。除掉他，起义的障碍物就去掉一半了。夏历新年前夕，正当统筹部在物色刺客时，一位从庇能来的党人，自告奋勇，要到广州杀李准。此人名叫冯忆汉，长得相貌堂堂，像条好汉的样子，他把胸脯拍得噗噗响，自愿当此重任。黄兴大喜，马上让人教他怎么使用炸弹。

当时广州指挥部尚未成立，大批党人尚未潜入广州，正是行动的好机时，万一失手，亦不致影响太大。但黄兴屡次催他行动，冯忆汉却总是支支吾吾，从腊月一直到正月，还说没学会怎么用炸弹。黄兴警告他，暗杀行动，不宜离发难时间太近。

冯忆汉的一百条理由都用尽了，正月也过了，他再也拖不下去，只好乘船去广州了，却到3月才回到香港，自称堕水染病，回乡下调理身体去了。赵声气得火冒三丈，几乎要大骂他一场。冯忆汉表现出痛自创艾的样子，作发愤状，一跺脚说，这次一定能行！至迟不会超过4月18日，请静候捷报！他领了一笔经费，昂昂然再赴广州，结果黄鹤一去不回头。

4月8日，燕塘举行飞机飞行表演，孚琦刚好要到燕塘勘测旗地，便带同家眷前去观看。关于当天燕塘究竟举行什么表演，历史的史书上，有多种版本，最常见的是说当天由中国飞行家冯如表演飞机飞行，因飞机碰触机场附近竹树坠地，造成机毁人亡。也有人说飞行表演顺利完成，冯如是民国成立以后才去世的。还有人说那天是表演热气球升空，冯如操纵气球时，机械失灵，他被迫从气球上跳下身亡。包括当过孙文的机要秘书，民国后又担任过稽勋局局长，专责汇集革命史料的冯自由撰写的《革命逸史》，也说孚琦是去看冯如的飞行表演。

其实他们都错了。

冯如是中国第一代航空家，广东恩平人，12岁到美国谋生，1907年他在奥克兰设立飞机制造厂，1909年正式成立广东飞行器公司，任总工程师。1911年2月，冯如带着两架飞机，雄心勃勃返回中国，准备在国内发展航空事业。他到广州后，在燕塘修了一座小型机场，用于飞行训练的。他是1912年8月在同一地点进行飞行表演时，坠机身亡的。

4月8日这天，在燕塘机场进行飞行表演的，并不是冯如，而是比利时飞行家查尔斯·范登堡（Charles Van Den Born，旧译云甸邦），他刚在香港完成了驾驶费文双翼飞机升空的壮举，又应安利洋行之邀，到广州进行表演。这是广州首次有飞机飞行，全城为之轰动。

表演结束后，孚琦坐着绿呢大轿，沿着东沙马路回城。行至咨议局附近时，突然有一个身穿蓝色薯莨衫裤大汉从咨议局对面的茶楼冲出，飞步至轿前，一手攀住轿杠，一手从怀里掏出手枪，喝一声“丢那妈”，对着轿内连轰数枪，孚琦当场毙命。四周的卫兵纷纷惊呼，作鸟兽散。时邹鲁正在咨议局内，听见枪声，匆匆出来观看，正碰上孚琦的儿子仓皇逃来求救。邹鲁奔出马路，街上已空无一人，只有一顶歪歪斜斜的轿子和露出半截的孚琦尸体。

刺客早已脱下被血染污的衣服，向东较场口积厚街逸去了。一名在咨议局门口站岗的守卫，目睹了案发全过程，悄悄尾随刺客，行至永胜街附近，遇上巡逻侦缉队经过，那名守卫立即扑上前，拦腰抱住刺客，两人当街扭打起来，惊动了侦缉队，一拥上前，把刺客擒获。

刺客先被押到缉捕局审讯。据刺客供称，他名叫温生才，顺德人，在广九铁路上做工，无父母兄弟妻子，生平不赌不饮。在南洋加入同盟会，回广州就是为了步汪精卫等人的后尘，与贼一命搏一命。他在行前曾给友人写信说：“能得有鬼炮（即手枪）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望君尽力进行，达目的而后止，勿学我温某有头无尾也。”可见他已不作生还打算。

问官问他：孚琦与你何仇，为什么要击毙他？温生才说：“方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皆系满人所为，我是为四万万同胞雪愤。”问官威吓他说：“此处刑具厉害。”温生才大笑说：“何不拿来试试？”

缉捕局把温生才押至番禺县衙审问，因案情重大，又被转押到营务处，由李准亲自审讯。温生才一字不改口供，坦承这次刺杀孚琦，是为四万万同胞复仇，先刺满人，后杀汉官，现在义务已尽，心里十分快乐。他原本是打算上北京杀更大的官的，无奈没有盘川，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广州刺杀李准，没想到却杀了一个不值钱的孚琦。“今目的虽达，吾心犹有憾焉。”

李准问他有什么同党时，温生才回答：“十八省都有，以广东为最多，可惜他们额头上没有刻着字，我认不出来。”又说：“我只是一个人，一把手枪，竟吓退几十个旗兵，如入无人之境，可见官兵无用，将来对付外人必不可靠。”李准追问同党，温生才一口一句“丢那妈”，拒不招供。李准下令施刑，四名大汉踩杠压腿，腿骨爆裂之声，咔咔可闻，温生才汗如雨下，痛不欲生，但仍坚不肯招。

第二天，张鸣岐会同右都统、臬司、藩司、巡警道、营务处差，及新成立的高等审判厅厅丞、高等检察厅厅长，在督署二堂，对温生才进行终审定谳。温生才双腿已废，不能行走，由人架上堂来。张鸣岐问：“为何暗杀？”温生才回答：“是明杀！”再问：“何故明杀？”答曰：“满清无道，日召外侮，皆此辈官吏阶之厉耳。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藉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

就义前的温生才

温生才又说：“翼王石达开檄文有云，‘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虏；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读之令人愤慨。堂上各大人除隶满洲籍外，应有排满千钧职责，今各淡忘。我不过蚁驮一粒，聊表寸心而已。”张鸣岐叹息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温生才慨然说：“杀一儆百，我已得偿所愿。”

4月17日，张鸣岐升堂宣判，将温生才押至正东门外咨议局，在当日行刺地点，枭首示众。温生才神色不变，大笑着说：“许多事归我一身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初歇，温生才随即被押赴刑场。沿途成千上万的民众围观，东较场附近已实行戒严。

温生才被五花大绑，坐在四轮车上的一只箩筐里，由兵勇推行。《可报》描述现场气氛，极之凄婉：“记者游东门，见各新军过者，无不向之聚观，观此大有凭吊欷歔之慨，甚至有流涕者。记者伫立而观此情形，亦为之恻然。”囚车行经惠爱街时，温生才对路边的人群大声疾呼：“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位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才好！”

消息迅速传遍全国，连上海的报纸《民主报》也写道：“粤语‘丢那妈’三字，经温生才一呼，而增无上之荣誉。”

孚琦被杀后，尸体一直停放在黄华馆（又名皇华馆，在今中山四路芳草街口）后面的安徽义庄。温生才被处死后，尸体也被抬到黄华馆，在孚琦的尸体前剜心致祭，然后草草葬于臭岗。事后同盟会曾派人四处秘密寻访他的遗体，一直追查到当时负责安葬温生才的棺材铺。棺材铺老板开始矢口否认，后来革命党人塞给了他一笔钱，才肯说出了入葬地点。革命党为温生才买了一口棺材，在原地重新入葬。直到民国成立以后，才迁葬于红花岗。

烈士陵园内的温生才墓

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革命党中，有冯忆汉这样的人，也有温生才这样的人，不可一概而论。中国传统文化，最推崇敢于对抗强权，伸张正义，重诺轻生的英雄，虽万里之外，闻风慕悦，百世之下，青史尊崇，如荆轲者，如专诸者，如聂政者，如要离者，在民间均享有极高的声誉。现在，又添了一个温生才的大名，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还有好几个名字要添上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