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在隋、唐时代，风靡全国，成为主流的宗教，乃匪夷所思的事情。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宗教，都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但都没有能够大规模传播，只有佛教，简直像刮台风一样，席卷全国。虽然与主政者的倡导有关，但细想一下，也决非易事。

佛教与中国的道教不同，道教主要是源于老庄道家，没什么分支旁系，而佛教门派繁多，经书浩瀚，光是搞清那些名词概念，就很不容易。佛教要取得中国人的信奉，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是要道路通，印度僧人必须大批进来，而不是三三两两进来，中国幅员辽阔，人少不起作用；其次是要语言通，老百姓很多不识字，要有大批把梵文翻译成中国所有方言区都能听懂的人才；然后要说服很多中国人相信这个宗教，愿意削发出家，遵守戒律；还要在全国各地兴建很多的寺院，才能慢慢影响到天南地北十三州的普通民众。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浩大的过程，想一想都觉得头痕，没有天意相助，简直不可能完成。举个例子，史书常说菩提达摩到广州传教，结草为庐，设坛传教，开中国佛教禅宗之始。听起来很简单，但那时西来初地一带，人迹尚稀，即使有居民，也以目不识丁的村夫农妇居多。达摩不会粤语，孤身来到，在水岸边搭个草寮，整天用没人听得懂的话说：“嗡阿弥德瓦阿依思德吽舍”，怎么竟会有人听他传教？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家门口遇见这样一个人，我们会怎么看他？不当他是个无家可归的傻子，就当他是个丐帮弟子了。但人们竟然接受了，后来还在他结庐的地方，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华林寺。我就是想不明白，达摩是怎么说服当地人信仰他的，尤其是，他是用什么语言去说服人们的？难道他还自带翻译？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开始于西汉时期，佛家的“空”与道家的“无”，有某些相通之处，很多人最初是通过理解道家，去理解佛家的。道家理论对佛教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助作用。

西汉建和元年（147），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经翻译家安世高漂洋过海，来到广州。从此，印度僧人经海路由徐闻、合浦等地来中国，络绎不绝，他们先在西江流域立足，然后东至广州，再北上韶关，越过五岭，扩散至江淮和北方地区。三国时代的广信人牟子，中国第一位著书弘扬佛法的学者，也是一位深稽博考的《老子》研究者，他在论述佛教时，便大量引用儒家、道家的经典。

佛教一度被原教旨的儒家视为异端邪说，受到激烈抨击。它之所以能够在岭南立足，显然与岭南“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的人文环境有关。正统学术看不起岭南，各种“异端邪说”便易于“乘虚而入”，在这里生根发芽了。牟子放言：“四师（尧、舜、周公、孔子）虽圣，比之于佛，尤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他在苍梧舌战群儒，释疑辩难，并写下《理惑论》三十七章，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佛教的必读之书。

光孝寺大殿后部供奉的观音像

西晋太康二年（281），印度僧人迦摩罗从西天竺抵达今广州传教，修筑三归寺（也有写作三皈）、仁王寺。这是广州最早的两座佛寺。三归寺湮灭已久，无从稽考，而仁王寺的位置，在诗书路南端。仁王者，佛之尊称。佛号能仁，又称法王，故称仁王。仁王寺再往南，就是浩浩的珠江。唐代仁王寺前有日泉井，故又名“日泉寺”。南汉时进行重修，又称“千佛寺”。与迦摩罗同一时期抵达的，还有一位天竺僧侣彊梁娄至，在广州从事佛典的翻译，译成《十二游经》一卷。

广州城西有一座光孝寺，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光孝寺原是南越国末代国主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东吴才子虞翻被孙权贬到广州，栖身于赵建德的故园讲学，绛帐侍坐者，常数百人。讲学之余，在园中栽种了不少诃子树。人们把这个园子称为“虞苑”。虞翻死后，他的家人把虞苑捐出，兴建制止寺（亦称制旨寺）。这时诃子树已长大，僧人便把称寺院为“诃林”，取佛家“降三世种子”之意。

东晋时期，西域高僧昙摩耶舍来广州传教，在制止寺修了一座大雄宝殿，改名为王苑朝延寺，俗称王园寺。魏晋南北朝时，广州是全国佛教重镇，留下许多高僧大德的足迹，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罗，也在刘宋年间（420－479），乘商船从诸薄港（爪哇岛）抵达广州。这位大和尚登岸以后，披着袈裟，拄着锡杖，信步而行，来到王园寺。这时寺院里的诃子树林，已是浓郁葱茏。他指着树林，大发感慨说：“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诃林制止’。”他这句话被中国僧人听懂了，说明他懂中文，至少带了翻译。

求那跋陀罗在寺中始创戒坛，修建了毗卢殿，开设了“制止”道场。而他最神秘的举动，是在寺中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凿刻一行字：“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清人钱以垲说：梁天监元年（502）从天竺来的智药三藏，在寺中也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的是“后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这是同一块碑，还是两块碑？或者根本就没有碑？碑文又是什么意思？谁也猜不透。

清雍正 求那跋陀罗译 佛经

梁普通八年（527），南天竺高僧菩提达摩一苇渡海，到广州传播禅学。达摩离开广州北上后约三十年，西印度高僧真谛（梵名波罗末陀）也到了广州。广州刺史欧阳頠竭力挽留他，真谛便挂锡制旨寺，从事译经。唐代的《续高僧传》说他“笔受文义，垂二十年，前后所出五十余部，并述义记，皆此土所无者”。如果真谛不是在来中国前，已经学会了中文，怎么可能在南陈永定二年（558），至南陈太建元年（569）间，便翻译了《金刚般若经》等三十八部经书。在真谛之后，还有慧恺等僧人，也在制旨寺传教、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