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要说梅花村了。因为我在梅花村附近住了几十年，对这片地区特别熟悉，有特别的感情。

梅花村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部。东起广州大道中，与天河区毗邻；西至福今路、达道路，与农林街、东山街相连；南抵共和八巷、东兴南路，与东山街接壤；北达东风东路、天河路，与黄花岗街连接。面积1.56平方公里。

扬箕村牌坊

杨箕村（亦作扬箕村）原名簸箕村，是今梅花村街范围内最大的古村落，开村于北宋天禧三年（1020），距今已有千年。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滩涂，东面是火甲涌（亦称科甲涌），西边是沙河涌，形状很像一只簸箕，所以叫簸箕里，明弘治年间（1488~1505），改称簸箕村，1930年改名为杨箕村。民国以前，这一带仍是冈陵起伏，溪涌纵横，池塘星布，田连阡陌的乡村。在它的东北面是大水圳村，东面是冼村，东南面是猎德村，西面是创办于清宣统元年（1909）的广东农林试验场，西南面是山河村、寺右村。寺右村以姚姓居多，与杨箕的姚姓是同一个祖先的。今梅花村辖区的共和路、福今路一带原来都是寺右村的土地；而天河路一带原来则是大水圳村的土地；乡人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寒耕暑耘，秋收冬藏的农桑生活。

杨箕村有碑文曰：“扬箕居广州城东，三面临水，北倚云山，沃野千亩，风物闲美，民国中期有诗传曰：‘东出翠竹林，西入古榕荫，南临水松帐，北沿栗影行。’北宋时期，耕者始立村而居，筑基围田，垦？耕种。漫滩之地状若簸箕，谓之‘簸箕里’。迨明朝弘治年间，成‘四坊五约’，‘三姚两李一秦梁’之聚落，改‘簸箕村’。”

梅花村省委机关幼儿园即原法国天主教安老院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作为“五口通商”的口岸城市之一，西方的宗教、文化、经济，挟船坚炮利之势，大举进入中国；同时，民族革命思潮也在南方蓬勃兴起，各种革命运动此起彼落。昔日宁静的乡村，不复宁静。簸箕村位处广州城东，西距正东门仅3千米，南距珠江亦不过1千米多，堪称广州城东第一门户，是广州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见证者。

清咸丰四年（1854），天地会在佛山石湾誓师起义。粤剧伶人李文茂率众在广州北部佛岭市（今新市之东）响应，从者皆蓄发易服，以头裹红巾，腰缠红带为摽帜，号称“洪兵”，从天宝圩、燕塘进攻广州。旌旗所至，簸箕村乡民多有闻风相从，揭竿而起者。洪兵围攻广州长达半年之久，无功而退。清军与洪兵在今竹丝岗至梅花村一带展开激战，洪兵败北，清军攻至簸箕村，大肆搜捕参与洪兵的乡民，焚毁其祠堂和房屋，砍伐林木，令乡民损失惨重。

清宣统二年（1910）初，同盟会策动驻广州的新军起义，这是孙中山在广东领导的十次起义之一，史称“庚戌新军起义”。时值夏历新年，三千新军在燕塘宣布起义，沿东沙马路向正东门挺进，不料清军已有准备，在横枝岗和牛王庙（今先烈中路与永福路交界处）一带，设下重兵埋伏，起义新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不得不向燕塘撤退。但清军防营绕道簸箕村，沿今广州大道北上，在沙河截断了他们的退路。新军起义遂告失败，队伍星散，有十几名士兵逃到簸箕村、猎德村等地，热心的村民把他们藏匿起来。

广东省委机关幼儿园

六十年代幼儿园毕业照

这些起义士兵宁可忍饥挨饿，不私取任何物件，其高尚人格，令村民十分感动，争相送给他们衣物和金钱，掩护他们逃生。广东自治会也会同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及全省绅、商、学、报、慈善各界，分途前往各乡，安抚散落乡间的革命者。在民间舆论的压力下，迫使官府最后同意对起义士兵分别资遣，交保管束三年，并给予护照，仍作为“高等人格”看待，不准地方官为难。簸箕村村民在营救起义士兵的过程中，表现出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巨大勇气和道义承担，在革命史上留下可贵的一笔。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五口岸之一，其后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均规定允许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可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坟地，允许华人信教。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开始到广州传教，创办各种教堂、学校、医院和安老院、孤儿院等宗教、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清光绪十一年（1885），广州、粤东、粤北、粤中和广西梧州、桂林等地的浸信会教派成立跨省的“两广浸信联会”，会址设在东山。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广九铁路动工兴建，清宣统三年（1911）正式通车，铁路从今梅花村街范围内经过，现代工业文明第一次惊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广九铁路的兴筑，成为广州东部开发之造端，美南差会（美国浸信会国外传道部）看中了这片偏乡僻壤，捷足先登，大量购买土地，兴建教堂和学校。

福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