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经常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完全改变走向。随着秦王朝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前后，广州乃至整个岭南，正面临着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

秦始皇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心。虽然终其一生，南行的足迹，最远止于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雾缭绕、让人望而生畏的五岭了。楚国没有能够跨过去，秦始皇也从未涉足，大部分北方人都没到过山那边。去了的人几乎都没有回头。他们对岭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听途说。现在，秦始皇决心征服这片神秘而广袤的土地了。

他为什么一定要征服岭南呢？秦始皇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他希望掌控天下万事万物，不仅文字、音乐、礼仪、度量衡、钱币他要管，马路的宽度、车辆的尺寸他要管，甚至人们读什么书，讲什么话，他统统都要管。举凡一切行政、军事、经济、民间生活，事无巨细，都要置于管控之下，他才“朕心稍安”。如果某个地方，有他控制不了的东西，他会终日如芒在背。这种心理，有如得了强迫症。他极需要把权力扩张到他的认知所能够到达的极限之地。因此，他必须征服岭南，不征服睡不稳。

中原喘息甫定，秦王朝的五十万大军，便在尉屠睢统帅下，分东西两路，浩浩荡荡南下。东路取道江西，攻闽越地区；西路取道湖南，攻广西地区；居中一支，越九嶷，下湟溪，顺北江直捣番禺（广州）。三军出朝，地动山摇。陆上甲马如云，水上楼船相继，旌旗遍野，戈矛林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阵势，令人心胆俱裂。

然而，这场彻底改变广州未来的战争，到今天，虽然为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津津乐道，但还有许多细节未能厘清，留下了一笔糊涂账。

首先是开打时间，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公元前222年，有说是公元前221年，也有说是公元前219年，还有说是公元前218年。其次是领兵的主帅，有说是屠睢一人，《淮南子》称“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与越人战”，并无其他将帅的名字；也有说是屠睢和赵佗两人，《史记》便称：“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似乎赵佗的地位比屠睢还高，排在前面。

另一个疑团是，这支五十万秦军，到底是正规军，还是由贱民、罪犯组成的杂牌军？秦国到底有多少正规军？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4），王翦领兵伐楚，发兵六十万，他自称“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也就是说秦国全部兵力也就六七十万，打楚国时已差不多倾巢而出了。伐楚之后，部分士兵已战死沙场，还要分兵驻守三楚之地。那么，它还有多少兵力可供征伐南越呢？

秦军战车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有人据此推断，这五十万大军，并非荡平六国的熊罴之师，而是由“逋亡人、赘壻、贾人”拼凑的杂牌军。秦朝有“七科谪”之律，凡是罪吏、逃犯、倒插门、一家三代做商人或做过商人的人，都属于重利轻义的贱民，没有资格当军士，只能在军中做苦役，打仗时充当敢死队。但如果说五十万大军全是“七科谪”的罪犯和贱民，似乎也不太可信，秦始皇再看不起岭南，也不至于如此轻率。也没哪个将领敢带领这样一支七拼八凑的“散仔兵”，孤军深入，远征遐荒之地。

于是又有人分析，秦军的南征，可能分先后两拨，第一拨是屠睢，他的大军是正规军。后来屠睢败亡，任嚣、赵佗再率领以“逋亡人、赘婿、贾人”为主的援军南下，这是第二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屠睢、任嚣、赵佗的军队都是正规军，几十万“逋亡人、赘婿、贾人”，是战争结束后，才发往岭南殖民的。

但如果屠睢已发卒五十万，任嚣、赵佗再带来援军，战后复“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人数合计，又过于庞大了。因此，最大的可能是，五十万是所有南征秦军的总数，既包括了屠睢最初的兵力，也包括了任嚣、赵佗带来的补充兵力和战后谪徙的罪民。秦军不可能全是正规军，也不会全是贱民、罪犯的杂牌军。在广州的秦汉墓葬中，出土过三件雕有动物纹饰的鎏金铜牌，乃匈奴之物。可见这支秦军曾与匈奴作战，南下时把战利品也带来了。

楼船

秦始皇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按《淮南子》说，是看中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未免贬低过甚。但如果说秦始皇很重视这场战争，也非实情。战争开始得很草率，后勤补给线几乎没有建立，以屠睢这样一位性格鲁莽的人领军，劳师远征。很显然，一开始秦始皇没料到打南越有多难，用五十万人踏平南越，绰绰有余——尽管五十万之数，有相当水分，但大秦气势正盛，撄其锋者必死。在他的考虑中，战争结束后，把这批贱民留在岭南做劳力，开山垦壤，屯耕戍海，意义也许更大。

这些军人也清楚自己的身份，谪罪戍边，峻法难逃，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无论打赢打输，都回不了中原的了。缺乏作战经验，士气也不是很高，长途跋涉，兵疲意阻，却遇上誓死保卫家园的越人，一场殊死血战，乃骤然爆发。

越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型战争，他们的武器装备，都是为打猎准备的，与北方军队相比，显得窳隳不堪。但南征秦军的兵器，也不见得多好。1962年在区庄螺岗的一座木椁墓中，出土铜戈一件，上面刻有“十四年属邦工□（师）蕺丞□□□”等铭文。虽然笔划细如发丝，磨蚀严重，但幸好关键几个字，尚能辨识。从铭文推敲，既称“属邦”，不避汉高祖刘邦名讳，当为秦军之物；“十四年”为秦始皇十四年，而秦军平定岭南，乃三十三年事。换言之，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战争年代，这支铜戈，居然使用了起码19年。秦军的兵器，似乎也比较陈旧，不甚精良。

楼船

秦军的攻势，初时一鼓作气，凶猛异常。过惯和平生活的越人，猝不及防，被杀得鸡飞狗走，雨零星散，西瓯首领译吁宋也被砍下头颅。但他们很快重新集结起来，举桀骏为新主帅。越人的武器装备虽不及秦军，但凭着天时、地利、人和，采取“游击战”形式，进行顽强抵抗。

越人的士兵，都是训练有素的猎渔高手，头戴羽冠，腰系羽裙，裸着古铜色的上身，赤着双脚，手持弓箭、短剑、钺斧、盾牌，守候猎物有着无穷耐心，猎物出现时，出手又快又狠。遇着秦军人少时，越人就擂响铜鼓，震天动地，几十艘甚至上百艘满载战士的船只，像箭一样，从水岸边的芦苇丛中，纷纷射出来，鼓噪前进，奋力砍杀，然后不等秦军反应过来，便迅速撤离。

越人的小艇，如鱼群一般穿梭于河冲汊流，神出鬼没，白天躲进深山密林，与虎豹狼虫为伍，晚上突然从暗处杀出，袭击秦军营垒，凿穿他们的楼船。当秦军闻警驰援时，越人又悄然隐进了漆黑的山林，或消失在河澳隈曲之处。秦军疲于奔命，无计可施。原以为征服南蛮，如热熬翻饼，没想到打了两年，泥足深陷，连主帅屠睢也死于越人的箭镞之下。《淮南子》记载了这惊天动地的一役，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越族人的船只

秦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才明白，越人并非一盘散沙的野蛮人，他们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强悍的战斗力。相反，从高纬度北亚气候地区来的秦军，虽然占据了番禺、龙川等一些孤立据点，但在广大山野沼泽地区，却被打得晕头转向，受尽溽暑、咸潮、台风、蛇蝎、山蚂蟥、痢疾和各种“瘴疠”疫病的折磨，水土不服，粮食缺乏，忍饥挨饿之余，还要提防越人的袭击，时时胆战心惊。

秦军攻占番禺的主力是“楼船之士”，也就是舟师（水军），他们从北江顺流而下，攻入番禺。楼船是一种体型巨大的船只，大者一艘可载几百甚至上千士兵。然而，秦军南征要翻越湘粤交界的崇山峻岭，才能到达北江，他们不可能扛着楼船爬山，最大的可能是到达北江后，才开始制造楼船。在那么短时间内，像魔术一样，变出这么多楼船，说明秦军有非常高的造船技术和生产力。

屠睢占领番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舟师基地，一方面要建造新楼船，一方面也要维修保养旧楼船，保持舟师的作战能力。番山与禺山相交的湾澳区，山势不算陡峭，水面也够宽阔，是兴建大型船坞的理想地。

明人黄佐编纂《广东通志》，记载了一件奇事：“嘉靖戊午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颓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声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发之，得桬木板数十片，皆两两相对立，多不可数，且近神像，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橹板干也。” 时城隍庙位置与今天相同，在中山四路北侧。这是古文献首次记载在中山四路附近发现古代的“桬木板”，两两相对排列，数目“多不可数”。黄佐推断这是“橹板干”。

船台遗址

在嘉靖戊午年过了四百多年后，即1974年，考古学家在中山四路城隍庙旁，发掘出一个规模宏大的秦代遗址，深埋在地表下5米之处。这是一个建在河滩上的造船工场。船台平行排列三个造船台，呈东北—西南走向，已揭开的第一、二号船台结构相当完好，长度在88米以上，南面是一片木料加工场。船台是由两行平行的大木板组成滑道，下面用枕木垫承，可以使受压面积较为均匀，避免局部下沉，使船台保持平稳。滑板上竖立着架承船体的一对对木墩，构成一个造船台。木墩的间距可以调整，这样就可以制造大小不一的船只。这种技术，直到近代船厂仍然在广泛运用。

这个工场至少可以制造船身宽5~8米，载重25~30吨的平底木船。遗址上还发现了秦至汉代的铜钱，年代最晚的是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对船台枕木进行科学鉴定，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240±90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时代。

人们迄今还没有发现过秦代的木船，但在出土的南越铜鼓上，最常见的图案就是船纹，说明造船业在当时是一个兴旺发达的行业。惯于“水处舟行”的南越人，应该有很不错的造船技术，不过当时与秦军正处于交战状态，这个船坞，不会有南越工匠参与，它只反映了秦军而不是南越的造船工艺。

船坞的建造年代，有考古学家推测，应该是屠睢死后，“尉佗将卒以戍越”时修建的。但更有可能是屠睢兴建的，他在岭南转战数年，楼船是秦军最重要的作战工具，需要不断补充和维修保养。而“尉佗将卒以戍越”时，战争已近尾声，反而不那么迫切需要了。战争结束后，船坞甚至废弃不用了。从船台发现的滑板和枕木的棱角还很分明，推测船台使用的时间不会太长。

考古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造船工场，而是秦代的一处木建筑遗构。因为秦时这里离江边已有一段距离，在这里建船台不合情理。

考古学家把遗址拍了照片，做了模型，跑去请教造船工人：这是不是造船的船台？工人问：有没有发现木炭和小木片？考古学家忙不迭回答：“有有，不仅有很多木炭屑、小木片，还发现了铁凿、铁锛、铁挣凿、木垂球和砺石等工具。”工人挥挥手，不容置疑地说：“肯定是造船遗址了。别的行业不会有这种现象。”但依然未能说服质疑者。争了几十年，还在继续争。历史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它有多种的可能性，供人探索。这个秦代遗址在试掘后，用河沙暂时填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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