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晚清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将当时的人物归类，例如什么洋务派、顽固派、清流派、立宪派、保皇派、革命派，等等等等。这样的归类，当然方便大家的记忆和理解，但是不是那么准确呢？这倒未必。

毕竟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晚清时期又是一个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在这样的大时代之中，我们既不能够认为某种观点一定比另一种观点高明，也不能将一个复杂的人简单地定义为某个派别，甚至更简单地定义为好人或者坏人。

在这样的大时代里面，每个人都会有多个不同的面目，而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往往会有很复杂的原因，并且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纠缠在一起。所以对于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不能够简单化地以顽固还是改革、爱国还是卖国来做判断，而要分析清楚背后的很多因素，才能对人物和事件有更加真切的认识。

例如在晚清著名的”同文馆之争”，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事件。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朝廷方面很严重地感觉到对于外国的情况掌握不足，导致对外政策进退失据。所以在1861年1月，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文详向皇帝建议，在京师设立了同文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

到了1866年，奕䜣有感于西学人才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人才的缺乏，向朝廷奏请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培养西学人才，而招生对象不再限于八旗子弟，而扩大到满汉举人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延请西人教习。

这个奏章一上，马上在朝廷上引起轩然大波，并且引发了一场论战，历史上称为“同文馆之争”。

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他上奏认为，天文算术，应该让钦天监的天文生学习，而制造的工作，则应该由工部指派工匠学习，作为治理者的朝廷命官，没必要学习这些具体技能。

张盛藻之后，著名的理学家，大学士倭仁接着出场。

倭仁在自己的奏章里面提出：立国之道在于礼义而不在权谋，根本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洋人是中华的大敌，怎么可以学习敌人的东西，让中国变得像外国一样呢？而且天文算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也有啊，没必要向洋人学习。

以倭仁大学士和士林领袖的地位，他的言论影响力十分之大，朝廷对之极为重视。

针对倭仁的汹汹攻势，奕䜣避实就虚，绕开其奏折中关于“师事夷人”的追问，而是大倒苦水，申明自己公忠体国之心。此外，奕䜣还反将了倭仁一军，说倭仁的言论不但会令学习的人裹足不前，更加会令实心办事的人心灰意冷——言下之意，就是你倭仁光会讲大道理有个屁用？我才是真正动手办事的人。

倭仁心想打仗我可能不行，可打嘴仗谁怕谁？于是几日之后继续上奏，反驳奕䜣的言论。他首先当然是紧紧抓住“华夷之大防”来做文章，认为向洋人学习有“变夏为夷”的危险，继而又使出杀手锏，说如果恭亲王有把握，觉得让洋人来教习天文算术，一定就能够精通，而且读书人一定不会被洋人所用，洋人最后一定会被中国打败，那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不行，只怕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到时得不偿失哦。

这等于要逼奕䜣立军令状了。

奕䜣被倭仁苦苦相逼，于是把倭仁的奏折拿来研究了一番之后，终于在里面找到一个破绽——倭仁的奏折里面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找精通天文算学的人，何必一定要找洋人？

奕䜣揪住这句话，再上了一个奏折，提出既然你倭仁认为在中国人里面有大把人才，那请你物色一批人才，另外办一个馆，看看效果如何？如果你办得好，我这个就撤掉。

这一招直接将倭仁将死了，他只会讲大道理，哪里知道哪里有人才，天文算学要怎么教怎么学？唯有上奏说自己并不认识精通天文算学的人，不敢胡乱推荐。

眼见倭仁没话说，两宫太后也就表态支持奕䜣，同文馆之争终于告一段落，天文算学馆得以开设，而接下来更多的学科也开始在同文馆开设。

表面上看，这一场论战，确实是关于是否向西方学习的保守与改革之争。但在双方关于洋务是否讨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利益之争。

奕䜣提出的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建议，其实问题不是出在是否开设这个新馆上，也不是出在是否请洋人做老师上面，而是在于“招生对象不再限于八旗子弟，而扩大到满汉举人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这个规定上面。

从传统上讲，做官最正途的办法是通过科举考试，也是读书人擅长的路径。但到了清朝后期，因为与太平天国作战，导致了大量捐助金钱和立有战功的人占据了有限的官位，这样一来，有不少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只能够排队等做官。

而奕䜣提出新开设的天文算学馆，面向举人和五品以下官员的做法，其实也是看到了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无官可做的状态，所以希望多给他们一条出路。

但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做法，不但满足不了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反而是更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前景：传统的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已经过时了，朝廷需要的是掌握西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人。

这样一来，等于要打烂这些只会读四书五经的官员的饭碗，要他们重新学习自己完全不擅长的西学，这才有机会得到重用，断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他们不找你拼命才怪呢。

倭仁也好，张盛藻也好，还有其他一些反对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的官员都好，他们真正反对的，并不是学习天文算学，而是这个馆的开设，会进一步压缩科举出身官员的出路，并且形成一个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洋务派势力集团，而这个集团显然没有他们的份，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事。

当然，倭仁他们不可能从官员的利益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所以只能够上升到“华夷之防”这样的意识形态高度，反对奕䜣的建议。他们的言论虽然看起来很陈腐，但他们背后，是有大量非常坚实的支持者，这些人真正的诉求不是抵制西学，而是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

所以虽然同文馆之争最后以洋务派的胜利告终，但奕䜣却成为众矢之的，而同文馆和洋务运动也受到这些官员的大力抵制，导致动不动就引发争论，每一步的推进都很困难。

从同文馆之争这个历史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洋务派与顽固派之争，背后其实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与利益之争，这些争论不是由最高统治者简单粗暴地下一个结论就可以了结的，如果不理顺背后的利益关系，矛盾就始终会存在，并且对后面的施政造成影响。

而我们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同样需要摆脱简单的二分法，去分析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这才能够对历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