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开始，有一种出口商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广州的市场，它就是——瓷器。

广州西村窑青白瓷凤头壶

2003年，在距印尼爪哇岛中部约一百海里外的井里汶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晚唐五代的沉船。经过一年多的打捞，起出了近三十万件越窑青瓷碗、盘、注壶等，白釉瓷器有两千五百余件，其中包括碗、碟、花瓶、枕、海螺形白瓷法器等等不同造型的器物，它们来自来浙江、广东、福建、河北等地。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烧制陶器的历史，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陶器烧制之前，描绘上一些美丽的图案，以花卉、几何图形为主，烧成后彩纹不易脱落。这便是早期的彩陶。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中期，随着釉的发现与使用，中国开始有了原始的瓷器。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原始瓷器的出产，已占了陶瓷总量的四成。到东汉时，制瓷工艺出现了质的飞跃，新一代的瓷器诞生了。它以比陶器成本低廉和更坚实耐用、更清洁美观的特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迅速普及，取代了陶器。

隋代时，生产瓷器的地区主要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四川七个省十个县；到唐代，扩大到包括广东、山东、江苏、陕西、福建在内的十二个省五十多个县。考古发现的唐代窑址，比隋代多了五倍。据《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瓷器亦然。各地的陶瓷，有了不同的名号，如越窑、长沙窑等。出品以青瓷、白瓷、彩瓷和唐三彩四类为主。瓷器的工艺，亦由施半釉发展到施全釉。

这时，瓷器开始乘着大海的季风，踏上西进之路了。

宋代瓷业进入一个繁花似锦的时期。老牌的越窑和邢窑，已日渐衰落，而河南汝州的汝窑、河南禹州的钧窑、河北曲阳的定窑和属于朝廷官办的官窑、哥窑，并称“五大名窑”，其工艺技术日新月异，还有建窑和柴窑等，亦各有赫赫之名。江西昌江河畔的景德镇，原名昌南镇，东晋已开始生产瓷器，但不怎么出名。景德年间（1004—1007），昌南瓷器进贡朝廷，以体薄釉润，光洁纯净，大获皇帝喜爱。天下各窑竞相仿制，因昌南贡瓷底部有“景德年制”四字款，“景德名瓷”声名大噪。昌南镇反而渐渐被人淡忘。

在大宋319年的历史当中，景德年不过短短三四个春秋，一闪而过，但一个在中华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名字，却在此横空出世。景德瓷器，与六百七十年后在广州兴起的织金彩瓷，有着密切的关系。

埃及从唐、宋年间，就开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进口陶瓷，成为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和中国陶瓷贸易的重要枢纽。福斯塔特城（开罗）在7至10世纪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制陶中心，13世纪遭十字军围攻成为废墟。日本的考古人员曾在古城的废墟中，找到了1.27万余片中国陶瓷残片。从晚唐的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到北宋中期的广东窑系白瓷，再到北宋后期至南宋的景德镇窑白瓷都有，数量甚丰，质量亦优。广东窑系的瓷器，大部分产自11世纪，包括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日本的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中国古陶瓷从东南沿海出发远抵中东、非洲的海上商路，称为“陶瓷之路”。

西村古窑，位于广州增埗河东岸，西村自来水厂一带，1952年首次被人们发现，整个遗址南北长达千米，挖掘出大量残破废弃的陶瓷片，其中以皇帝岗最为丰富，堆起了一个近七米高的小山。在它的东南角有一座龙窑，发现时残长367米，窑身中部最宽4米，首尾较窄，坡斜13度。窑的前面有圆形坎穴，窑首火门和炉膛部分伸入地下。

这是一处颇具规模、专门烧制外销瓷的民间窑场。其产品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用器的方方面面，从碗、茶盏、碟、洗、盆、盂、杯、瓶、执壶，到凤头壶、军持、唾壶、注子、净瓶、熏炉、烛台、枕头等二三十种。还有雀食盅、埙、狗、马、碾轮、漏斗等杂器十几种。制作工艺方面，既有手工拉坯（俗称“车面”）的，也有用模具或手工制作的，造型繁复多样，同一种器物，就有多种款式。从器型和工艺上，可以看到耀州窑、景德镇窑、邢窑、定窑、建窑的某些特色，可能是单纯的模仿，也可能有某些瓷工，就是来自这些名窑。

宋代 西村窑小碟

青釉褐彩绘纹盆

瓷工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陶泥调好，滤掉陶砂，把按不同比例调配的软泥混在一起，搓揉成可以烧制的泥团，做出各种坯体。然后在坯身雕上各种纹样，有精致的菊瓣纹、莲瓣纹，也有优雅的折枝缠花纹、叶纹、云纹，或是几根临风摇曳的小草。有些大盆上的彩绘图案，以粗放的线条，勾勒出栩栩如生的菊花、牡丹等花草，四周再饰以刻划的缠枝花纹，简洁之中透出热烈，显示出工匠颇高的艺术造诣。

工人们用草木灰加入从增埗河挖上来的淤泥，调成酱黄釉、黄褐釉等不同的颜色，有时还会加入一些其他石料粉和金属粉，使色彩更显鲜艳。比例不同，烧出来的瓷器，颜色就有差异，这全凭经验，有一句行话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工人小心翼翼地倒提着器皿的提圈足，把坯身轻轻放入釉花中蘸染。除了浸染，施釉的方法，还可以用毛笔把釉涂在坯体上，或者直接把釉淋在坯体上，效果各有不同。釉色主要有青釉、黑酱釉和绿釉，有釉上彩，也有釉下彩。施釉后，搁上一天晾干，如果坯体够干，可以马上放入窑内煅烧。

烧一窑瓷器，全程大约需要三四天时间。窑火彻夜不熄，哔剥作响的火焰，忽明忽暗交替着，工人的身影在火光中，来回闪动，交织出一幅奇幻的图景，仿佛屯积着强大的能量。瓷器出窑，是整个过程的最高潮，工人把烧坏的挑出来扔掉，从烧好的里面再挑出精品。兴奋，惊喜，欢乐，开心，失望，恼怒，难过，沮丧，千百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整个窑场充满了不知疲劳的激情。

宋代 西村窑青白釉褐斑碗

中国瓷器大约在南宋时，流入欧洲。从那时起，欧洲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瓷器成分的研究。他们曾经猜想，瓷器是用玻璃和陶土混合制成的，于是一种在不透明的玻璃上涂上珐琅的仿瓷器，在意大利流行起来；也有人以为中国瓷器是用贝壳、蛋壳磨成粉，混合熟石膏制成的，这种谬见也一度十分盛行，并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葡萄牙一位学者在16世纪写道：用海贝制成的瓷器如此昂贵，乃至一件的价值就相当于几个奴隶。

西村窑存在时间大概也就百余年，产品销往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新加坡、日本等东南亚地区。香港中文大学曾赠送过两件古瓷器给广州市的文物管理部门，一只是在菲律宾出土的青釉刻花大盆，一只是在印尼出土的酱釉小瓶，都是西村窑的出品。在柬埔寨的荔枝山也曾出土了一只小口窄颈反唇罐，造型与西村窑的产品，如出一辙。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因为在当地的古窑址，还发现不少与西村窑相类似的陶瓷。有人推断：很久以前，曾有一批来自中国的陶工，在这里砌窑烧制陶瓷。从残存的陶瓷片来看，他们很可能是来自广州，至少师承西村窑。

西村并不产优质瓷土，那么瓷窑所用的瓷土，是从哪里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从外地运来的。既然要运货，就得有码头。一千多年前，这里有一个繁忙的码头，每天进出的船只衔尾而至，从船上卸下瓷土，装上烧好的瓷器运走，忙个不停。

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要解决。于是各路贩夫行商，闻风而来，很快在西村便形成了一个商业区。直到21世纪，人们还在猜测，当年这里是否曾存在一个大市镇？那个在史书上屡屡出现，号称“八大镇”之一，而具体地点一直有争议的白田镇，是否就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