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仙骑羊衔谷而降
大宋和西夏之间，冲突不断，迫使朝廷禁止陆路对外互市，生意都转到南方了。一开始赵匡胤并不喜欢广州的奢靡，曾禁止广州官民采珠，以前以采珠为业的人，年轻的充军，年老的回乡务农。朝廷要老百姓明白，耕田种粮，以农为本才是正道。关于五仙骑羊衔谷而降，祝福广州“永无饥荒”的美丽传说，也是入宋以后，才突然热闹起来，无非劝人务农，“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
朝廷希望由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拒绝民间参与。赵匡胤平定南汉国后，立即在广州建立了市舶司，下旨所有商民要把手中的进口和土产香药、犀牙等货物，限期卖给官府，不得私自存贮、买卖；更有严厉规定：“敢与蕃客货易，计其值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赴阙。”这把商人吓了一大跳：生意做大了，竟然要押京问罪。
市舶司是中国最早设立的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对出口商船，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即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检查违禁物品；“阅实”回港船舶，收购进口商品；管理留居通商港口的外国商人。
商品凡由官方垄断经营，必然造成效益低下，走私猖獗，腐败严重。这几成铁律。民间强烈不满，商人纷纷加入走私行列，地方官收了贿赂，只眼开只眼闭。朝廷的禁令，形同虚设。因此，才实施了几年，便推行不下去了，不得不后退一步，放开了京师和其他各地的禁榷，但广南、漳州、泉州几个沿海州郡，还是继续维持禁令，并且在雍熙二年（985）重申了“禁海贾”的规定。
宋朝海船“南海一号”复原模型
对这种半掩门的开放，商人不肯收货，各种违禁的海贸，有增无减。知州章楶的《广州府学移学记》描述：广州“四方之人，杂居于市井，轻身射利，出没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死且无悔。”到端拱二年（989），朝廷再退一步，同意商人向市舶司申请，在获得官府发出的许可券后，可以从事海外贸易。但流弊也显而易见，除了增加官府的寻租机会外，对刺激贸易，效果不彰。到淳化二年（991），朝廷终于被迫颁布诏令，承认“广州市舶每岁商人舶船，官尽增常价买之，良苦相杂，官益少利”，因此，朝廷允许“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实际是放弃禁令，开放市场给私商进入。
就这样，朝廷一次一次往后退，一旦发现政策行不通就改。这是宋朝的可爱之处。从禁止私人海贸到开放海贸，经历了两朝皇帝二十年，比起明朝海禁两百多年不开放，硬把自己铸成铁板一块，宋朝的灵活与开明，是其他朝代难以比拟的。
海上丝路得以回黄转绿，重现生机。这是广州被烧成瓦砾后，走向重生的第一步。虽然不是朝廷的赐予，而是民间商人不断铤而走险，冲击朝廷禁令，迫使朝廷不得不对现实作出妥协。但朝廷与民间的妥协，并没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造成纲纪废弛，引起更多人反抗朝廷，相反，使社会欣欣向荣，充满生机。
宋代对进出口商品，哪些可以经营，哪些禁止经营，都有规定。各色丝织品、精粗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日用品是允许出口的；严禁出口的东西，主要是兵器和可造兵器之物，还有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方面的书箱，也不准出口。有些商品时禁时弛，或禁而不严，如金银、铜器和铜钱等。不准入口的东西，主要是外国货币。正式列入禁止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玳瑁、牙犀、镔铁、鳖皮、珊瑚、玛瑙、乳香等。
宋代丝织品
朝廷有发展贸易的愿望，但庙堂上想出来的主意，却往往是引足救经，弄巧成拙，不得不在实践中加以调整。比如，禁止民间经营的商品，都是比较贵重的，朝廷抓住不放；其他一般商品，官府“择良者止市其半”，原意是让出一些市场给民间，但官府的收购价，总是比市价要低，出售时又总是比市价要高，还经常打白条，或以其他货物抵充，称为“折支”，那些抵充的货物，多半是滞销货，令商人平白无故蒙受几重损失。官府垄断了香药等贵重商品，其实消化不了，大量积压仓库，变质报废，造成市场价格下跌。商人赚不到钱，对经营便不积极了，来贸易的商舶，逐年减少。
后来朝廷发觉不对劲，立即进行改革，取消了官市，改用抽解方式。即市舶司从一船货物中，抽取十分之一、二、三不等，其他货物就不再官市了。抽解的货物，都是直接运到京师，不在广州出售。这对价格的影响，确实没那么明显，但又引起另一种弊端，官府的抽买，最初并不分贵细、粗重，笼统地从一船货物中抽取一定比例，出于贪心，肯定会只拣贵重的货物，商人们敢怒不敢言，干脆不再运贵重货物来了。《宋会要辑稿》说：“舶户惧抽买数多，所贩止是粗色杂货。”朝廷的收入，也因此减少了，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庆历年间（1041—1048），广南东路转运按察使王丝，兼本路安抚、提举市舶司，他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改变做法，把货物分为细色、粗色两大类，分别抽买，避免了只抽细色货。商人欢天喜地，把王丝称为“金珠御史”。
由于官方不断纠偏，营商环境逐渐好转。久违的风帆如织，百货汇聚景象，再次出现在广州。至道末年（996年前后），全国每年有三千多艘新造的海船、江河舟船下水，数量相当惊人，这时，指南针已经开始用于航海，即使在茫无涯际的大海里，也不会迷失方向。航海的人把指南针当成宝贝，船是有专人负责保管，呵护备至。人们还在船上饲养“舶鸽”，万一有什么事，可与广州港口保持联系。
宋代瓷器
由于从事远洋贸易的商人实在太多，即使一艘深阔各数十丈的大船，分给不同的商人载货，每人也只能分到几尺的空间，陶器、瓷器、青缎、锦彩、缬绢等丝织品以及漆器、金银器、铜器等物，大小相套，层层叠叠，不留丝毫空隙。押运的商人不得不全程蜷缩在货物上睡觉。
中外商船云集广州，运来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丁香、乳香、白豆蔻，换走各种精美瓷器、丝织品、漆器、糖、酒、茶和米，销往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新加坡、伊拉克、埃及等地。北宋人郭祥正惊叹广州市场：“斛量珠玑若市米，提束犀象如肩柴。”卖珠玑像卖米一样，整斗整斗地量；卖犀角、象牙像卖柴一样，用扁担挑着满街走。没见过世面的人惊为奇观，但广州人却司空见惯。
南宋有一本题为《袖中锦》的书，其中的“天下第一”条目，罗列中国诸多著名特产，包括“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等物，现在，它们正从天南地北，向广州汇聚。熙宁十年（1077），广州、明州（宁波）、杭州三州市舶贸易总收入，超过两百万贯，为历史上最高收入的三倍有余，其中98%以上来自广州。
官府抽解的商品，最初全部运送入京，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地方官派人肩挑车载，辗转千里，历尽崎岖，从广州到汴京，沿途设两百多个邮铺，一万多挑夫，戴月披星，日夜兼程，奔走在这条南北线上。后来改用内河船，沿赣水北行，由鄱阳湖入长江，再通过大运河进入汴河，到达汴京。但在进入水路之前，仍要翻越大庾岭的重峦叠嶂，沿途押运的驿递军士和使臣，多至六千多人。运到京师的货实在太多，朝廷也没那么多仓库，便改为一部分在本地出售。
宋朝的经济虽然发达，但始终解决不了货币问题，由于白银供应严重不足，只能依赖铜钱，一两白银等于一千文铜钱，交易贵重商品时，如果使用铜钱，让人倍感头痛，铜钱堆积如山，车载斗量，点数也要点半天，使得交易成本非常沉重。宋朝一度出现“钱荒”，原因除了人们习惯把赚到白银和铜钱收藏在地窖里，还有大量的白银和铜钱流往海外，都加剧了通货的短缺。
左图宋代宣和年制鹰砚 右图宋代端砚
朝廷曾尝试发行铁钱、铅钱和纸钱，以补白银和铜钱的不足。小额交易用铁钱，大额交易用铜钱，贵重交易用银子。但铁钱、铅钱容易生锈或磨蚀，质量都不如铜钱；纸钱因为印得太容易了，必然滥印，结果不断贬值，信用低下。这条路又行不通。货币问题解决不了，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这是中国进入不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尽管宋朝比较开明，但朝廷仍然摆脱不了控制一切的欲望，对自己伸手不及之处，就有恐惧感。熙宁、元丰时期（1068—1085），朝廷推行王安石变法，外贸制度也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规定中国所有商船前往“南蕃诸国”，只能从广州出发，也只能回航广州。即除了对日本、高丽的贸易，由杭州、明州市舶司管理外，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一律由广州市舶司掌管，这就是为了集权。
朝廷把市舶司的主管权力，从地方官员手中收回，改为朝廷直接委派官员主管；同时规定，各国所有“进贡物品”，统统就地变卖，运银子上京好过运货。熙宁七年（1074）成立市易务，这是一个盈利性质的官方机构，以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允许商人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名义上，是帮助商人推销，实际上是与民争利。市易务操控市场价格，运用国家权力，排挤私商。朝廷还两度撤废闽、浙市舶司，唯留广州一口通商。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方便官府的垄断与管理。
当蒙古国在北方崛起后，可怜南宋小朝廷，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更加依赖岭南的市舶贸易，而对外贸商人的盘剥，也日益加剧，导致民间反抗，此起彼伏，越闹越凶。为了逃避市舶司抽解，人们宁犯海禁，不惜与海盗勾结，进行非法走私。
纵观有宋一代，外贸政策并非由一个人制定，也不是一以贯之，它反映出不同皇帝有不同的想法，有时比较宽松，有时比较严厉，官方与民间，始终处于拉锯状态。海上贸易，也踩着官方的节拍，时盛时衰。当锯子拉向朝廷一边时，秋意萧瑟；当锯子拉回民间一边时，春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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