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0月，由留日学生金浦崇、金浦芬捐资十二万两白银（一两约合0.56金元，或1.38元港币），在正东门外马厂地兴建的广东咨议局议堂（即今天烈士陵园内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落成，这是一座占地2499平方米的仿欧洲式建筑，与东较场咫尺相对。

前不久，辛亥革命纪念馆的专家朋友和我说起，广东谘议局原本有一个门楼，如今已拆，位置不详，他们经过反复查找资料，推测大概在今中华广场附近。我有点怀疑，因为清代大东门外就是向一条向东的大路（今中山路），如果门楼在中华广场处，即跨过这条大路，似乎不太可能。我推测如果有门楼，也应该在如今的中山路北侧。

后来我再请教民间研究者卢洁峰，她最初表示也没听说过有这个门楼，后来她经过某些查证，回复我说：“确认小牌坊（或曰小门楼）就在如今议场正门对出的人行道一侧，为两柱冲天式，跨度与小径同。”我不清楚她是通过什么确认的，但与我的推测，颇有点吻合。但是否真的如此，恐怕还须进一步考证——这是题外话。

谘议局成立后，广东各地的议员先后抵省，一时车马骈阗，冠盖云集。11月8日，咨议局开成立后第一次会议，有83位议员出席，官府派了九名代表参加。

讨论的第一个议案，就是由两广总督袁树勋提出关于禁绝广东大小赌博的草案。总督代表到会发言，他转达了总督的意见：“赌博之害人，人人皆知，自应设法筹禁，制台意思以为此事关系全省利害，必使官吏合作，方可达禁绝目的，今与诸君商议筹禁法，如分乡筹禁，筹有一乡抵款，先禁一乡，分类筹禁，筹有一种抵款，则禁一种，大家合力，总易办到。”

表面上看，总督是积极支持禁赌的，还主动提交草案，但实际上，是制造难题，看你怎么办。因为按照总督草案，筹到抵款是禁赌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先要找一笔收入，填补了因禁赌而造成的财政损失，才能谈禁赌。当时这笔赌饷收入，每年有四百多万两，筹抵谈何容易。

总督的意见，与咨议局的主张，南辕北辙。咨议局认为，不管有没有抵款，无论如何，必须全省限期一律禁绝赌博。这个议案一读通过成立，呈请两广总督袁树勋电奏宣示定期全面禁赌。讵料袁督一口拒绝，咨议局哗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辩论，议员决定先停议，再力争；力争不成，则全体辞职。随即由议长宣布停议，众议员一哄而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由于咨议局以停议（罢工）作为施压手段，迫使袁督答应电奏宣示定期禁赌，咨议局在罢工十天之后，重开会议。这一事件的意义，颇堪玩味。咨议局虽然没有立法权，但他们利用停议和付诸社会舆论，令官府有所顾惮，甚至让步，这就使得原来无权无勇的咨议局，有了议价的能力。

陈炯明在咨议局中的资历偏低，大部分议员都是进士、举人，至少也是优贡，而他不过是一普通生员，但他嫉赌如仇，又勇于任事，几乎每次咨议局开会，都不停大声疾呼：“赌博为广东大害及妨碍新政之施行，诚非禁绝此害，不能救广东于危乱。”每每令人为之动容。丘逢甲和李鉴渊等数十名议员，都站在陈炯明一边，主张对赌博一律全部即时禁绝，不留任何生存空隙。

禁赌派议员采取把禁赌和筹抵分开的策略，他们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求政府宣布本年九月初一为全面禁赌的期限，以尊宪政而慰粤望；第二，要求政府宣布准照奏案，整顿粤盐，筹足抵赌，以免提拨而定人心；第三，整顿粤盐，务必改良新章，以清积弊而平盐价。不能因为筹抵不足，就大开赌禁。

在1910年6月咨议局临时会第七次会议上，吵吵闹闹的会场，终于达成了一些共同的声音：一、请旨宣布广东各赌博一律禁绝期限；二、以盐饷抵赌饷，总以筹足400万两以上为断；三、招商承办，以限价最低出饷，最高者得之；四、招商承办如系属本省单行章程，应归本局核议。

广州街头的赌仔

这400万两从何而来？咨议局的意见是以盐酒饷270万两，加上资政院复减国家费170万两抵足。咨议局一面将禁赌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一面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

揆诸事实，禁赌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光是一个盐捐，如果要抵赌捐，就必须先整顿盐务。整顿盐捐，必然要从防止官吏中饱开始，然后杜绝私盐、防止抬价抑买、实行市场自由竞争，这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官府做得到吗？

何况，增加盐饷，须度支部、盐政处批准，还要两广总督、盐运司首肯，再招商投承，想要如期在1911年正月开办，征收加饷，那是说得容易做到难。就算朝廷批准了，盐饷增加部分，号称要尽先拨抵赌饷，到时如被官府截留他用，人们有什么办法监督？

捐税怎么收，谁来收，牵涉到错综复杂的利益问题，几万双眼睛死盯着，谁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增加酒税，有人提议将酒捐批给一家公司独家包办，马上引起酒商群起反对。广东劝业道札饬总商会出面调停，由酒行和这家公司分作东西两股合办，先行认定饷额100万两，以抵赌饷之数，不允许其他商人加价搀承。但仍有不少的反对声音。

清末的广州赌馆

总之，千头万绪，纷繁复杂，这个方案只勾画了一个大原则，在现实中能否行得通，尚不可知，但得到社会舆论的力挺。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纷纷上书陈言，发表意见，造成浩大的禁赌声势，为咨议局作后援。社会舆论关心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不过，经营赌博业的“安荣公司”，也不示弱，在舆论一片抨击声浪中，不仅不加收敛，反而顶风作案，推出新的赌种——铺票，带有很浓的示威意味，表明他们根本不把禁赌派放在眼里。安荣公司的老板就是议员苏秉枢，外号“苏大阔”，他相信天下事都可以用钱摆平，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他开出五万元的价码，收买议员，利诱他们收回禁赌之议。虽然陈炯明不假思索地把行贿者逐出大门，但有的议员却动摇了，开始改变口风，转向支持“分期、分类禁绝”。

1910年11月9日，在咨议局会议上，丘逢甲与陈炯明联名提出“请严禁安荣公司铺票议草”，宣读完毕，丘逢甲故意语带嘲讽地说：“受到赌商运动，要保护赌博的人，请从速提议保护！”没想到议员刘冕卿真的应声而起，公开倡言，在抵款无着之前，不宜遽行全面禁赌。他的理由是：新任两广总督张鸣岐从北京来电，其中有“据称部议，视筹抵之迟速，分别次第施禁，已奉旨允准”等语，“山票和铺票比较，山票祸粤更重”，因此，应先禁山票，后禁铺票。面对禁赌派的纷纷质问，刘议员辩称：分期禁赌“于法律上诚不合，于时势上所必然”。

丘逢甲勃然大怒，手指刘议员厉声呵斥：“既法律上不合，岂容为赌商滔滔庇护。如分期施禁之说，则安荣公司以山票改铺票，实系去重就轻。”李鉴渊议员也说，铺票是新创之赌，无论如何巧立名目，亦须禁绝。陈炯明走到刘议员面前，直截了当地问：“安荣铺票应否保护，请你明言。”而刘冕卿却顾左右而言他。陈炯明愤然浩叹：“禁赌而庇护之，如此议员，乌得不为广东哭也！”

民意代表在议会争论的场面，在代议政制国家司空见惯，而在中国，还是一件新鲜事。付诸表决时，对于用什么方式投票，又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开赌派主张不记名投票，禁赌派则主张记名投票，公开自己的立场。双方唇枪舌剑，哄成一片。最后议长决定，用名片投票，支持禁赌的，在名片上写一“可”字；支持开赌的，写一“否”字。

投票结果，在当天出席的64名议员中，丘逢甲、陈炯明、李鉴渊等20人投了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了否票，另有三票把“可”、“否”两字都写上，成了废票。还有几个人在辩论时已经开溜了。酝酿经年的禁赌议案，雷声隆隆，最后却连毛毛雨也没下成，难免使人大失所望。

苏秉枢当晚大排筵席，以红烧网鲍片、古井烧鹅款待全体议员，庆祝开赌之争红盘报收。“可议员”也收到请柬，但他们把请柬统统撕破，拒绝出席。酒席上发生了一件怪事，赌商与“否议员”们正杯觥交杂之间，忽然供电中断，全场灯暗，大家只好摸黑吃喝，直到散席时才重新来电，第二天，香港报纸的评论，形容为“活现一黑暗世界”，充满了戏剧效果。

咨议局书记长古应芬、议事课书记邹鲁奉丘逢甲之命，把“否议员”的名单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陈炯明等“可议员”以禁赌失败，集体辞职，咨议局人去楼空，以不足法定人数，再度停议。

民间组织起“禁赌总会”，声援“可议员”，并在文澜书院召开公众大会，请愿“定期一律禁赌”，弹劾“否议员”受贿，要求重开议会。其热烈程度，有如怒潮排壑。1911年1月2日，学部右侍郎李家驹入奏，称粤省赌饷抵款有着，恳恩降旨迅禁，以革秕政而除民害。上谕没有马上驳回，而是很含糊地让度支部速议具奏，这意味禁赌的呼声，对庙堂已产生影响。

由于绅商积极介入，充当立宪运动重要推手，在许多关系地方事务的决策上，甚至唱起主角，官府要毕恭毕敬地征询他们的意见。商会、教育会、善堂、报界把他们的精英分子选进咨议局，指点江山，为民请命，认真尽责地扮演起民意代表的角色。咨议局开会，民众可以旁听，而且旁听者往往比开会议员还多几倍，1910年5月咨议局开临时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议员84人，旁听者却有上千人。这就是最有效的民主训练，如果没有咨议局这个平台，上哪里去训练？

民意有了正常的表达渠道，不仅监督政府，也监督议员。“否议员”自知开赌的主张有干物议，不是光彩的事情，为了自我辩解，在广州开办了两家报馆，日夕鼓吹。丘逢甲找到支持“可议员”的绅商商议，也要成立一家报馆，作为禁赌运动的喉舌，和“否议员”唱对台。

陈炯明义不容辞，担任编辑，资金在咨议局内部筹措。此议一出，得到“可议员”的热烈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位议员还慷慨地把自己在第七甫的一间铺面腾出来，给报馆做发行所，绅商出钱在上海订购印刷机器。

在讨论报名时，大家热心地出谋划策，最初拟用“救亡”二字，后来觉得太过伤时，改为“朝报”，又有人担心“朝”字容易让人误解为“朝廷”之意，最后一致同意定名为《可报》，光明正大地打出“可议员”的旗号。

以前士绅要影响政治，唯有进衙门做幕僚，或花钱捐个顶戴，现在，他们可以利用咨议局和报纸发言了。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

就在广东的议员和绅商为禁赌奔走呼号之际，全国范围内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第一次国会请愿，发起于1909年冬，主要诉求是立即召开国会、制订宪法，实行宪政改革。当时广东咨议局的丘逢甲、陈炯明、沈秉仁等作为代表，也到上海加入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行动。但这些广东人不是请愿的活跃分子。陈炯明甚至没有到北京，在上海就折返广州了。

1910年各省咨议局发起第二次国会请愿。8月10日，在北京的国会请愿代表，正式成立了“各省咨议局联合会”，陈寿崇作为广东的唯一代表，列名联合会中。像广东这样一个重要省份，只有一名议员参加，是不太合理的。反映出广东咨议局在这场大博弈中，似乎有它独特的介入方式，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迥异。这几位广东议员的态度，在1910年10月27日的香港《华字日报》上有一报导。

报纸引用了陈炯明的话说：“速开国会便能救国，鄙人熟思未能得解。请诸君述其理由。”这番话显然是表示质疑的。沈秉仁回答：“今日中国非国会以监督政府与责任内阁以负行政责任。更无他法。”而陈寿崇则说：“中国今日财政混乱，有国会则民气可张，足以监督政府而救诸弊。”听起来更像是对一个垂危病人的急救措施。议员林育坦率地表示：“开国会为无聊之举，不过国家处此无可如何之时，除此别无他法，随波逐流而为之耳。”陈炯明马上对林育的话，表示赞同。

议员们对眼下波澜壮阔的国会请愿运动，并不太热心，甚至有点冷眼旁观的意思。但他们在本省的咨议局里，对地方事务却全力以赴，寸步不让，处处以民意代表自居，对官府则立于天然的反对派立场，制衡公权，不遗余力。

当时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对广东咨议局的观察，得出这样的结果：“几年来，在南中国抢劫、绑票、乡间械斗种种社会骚动的事件，从没有像今年这样的层出不穷，显然的表露出民间对现状一般不满的情绪。目前这种情绪尚未普及全国，但是如果将来如是，我想主要是因为咨议局的态度所引致。以广东与广西两省来说，自去年（1909年10月）成立以来，一直对省政府最高当局取敌对的态度。”

然而，广东注定是不可能脱离全国政治的，它的地理位置、经济地位与历史，都决定了它在这场中国的大变局中，必须有所担当。事实上，全国的宪政改革做好了，广东的自治才会长治久安；全国性的改革失败了，广东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向朝廷提出了“陈请修改结社集会律”、“请速开国会提议案”、“请迅定官制提前施行提议案”、“请开国会公呈”等一系列议案，要求有更大的结社与集会自由。同时，他们公布了一份长达1.4万字的意见书，提出三大诉求：

一、我国若能速开国会，可以革除一切贫弱之源。我国贫弱之源，一在君民情感不通，二在官僚不负责任，三在财政困窘。若能速开国会，则以上数弊皆可免除。

二、我国事实上有决可速开国会之理由。官僚反对速开国会，理由凡三：一谓资政院与国会相似，二谓人民程度不足，三谓预备各事尚未完全。实则资政院与国会性质绝对不同，人民程度无不足之虑，筹备宪政各事亦无不完全之虑。

三、我国人民欲速开国会，当有政党之预备。我国今日若有政党，可以集合多省人士以扩充请愿之声势，可以养成他日大党之精神及其基业，可以消弭地方党派之弊害，可以矫正一切不正当之舆论。国会请愿同志会为政治结社，与政党相近。

尽管这时正值深秋，但却如春天的破山之雷，响彻大地，两千多年的专制皇冠，为之黯然失色。那位美国总领事从广东咨议局的表现中，得到了启发，他评价说：

现在各省的咨议局已组织一“联合会”，以讨论共同的问题。咨议局代表人民，向人民负责，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观念，已渐深刻入群众的脑里。一个社会大运动将会带引中国进入不可预测的未来。咨议局将是促进这种新精神的利器，以达到正义、自由、平等的文明社会。

现在，这个文明社会，似乎已经在向中国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