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到底是不是文化沙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什么是文化说起。

关于文化的定义，几百年来众说纷纭，各路大师的专著也汗牛充栋。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等等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所遵循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行为；也有人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并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然而，无论哪个说法，都不可能导出某个地区、某个族群“没有文化”这个结论。

一个庞大的人群是不可能生活在文化沙漠上的，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状态。文化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它必然存在，是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的一个属性，一个标志，是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叫法而已。盎格鲁撒克逊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新几内亚食人族也有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文化。它们不以你的赞赏而生，亦不以你的嘲笑而亡。

谁也没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的才是文化，别人的就不算文化。说一个族群没文化，等于否定了他们的人类属性。好比你跑到别人家里，指着人家的孩子说：我家的儿子是圣人，你家儿子是白痴。人家不一扫帚把你打到大街上去才怪呢，你还好意思哭爹喊娘地埋怨“他们排外”吗？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动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觑广州。”言下之意，似乎没有这样的大师，就可以小觑广州了；没有这样的大师，广州就有沦为文化沙漠的危险了。说到底，还是那种精英文化、偶像文化心理。

无可否认，陈寅恪是一位文化大师，而广州的文化亦因为大师的存在增辉不少。但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多种多类的体系。陈寅恪只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他是某一方面的大师。不能说他端坐在广州，广州就有了文化；他离开广州，广州就没文化了。

文化这东西，天生在那儿，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捏着鼻子厌之恶之也罢，紧闭眼睛假装看不见也罢，给别人扣上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也罢，全没有用。总之你避也避不开，绕也绕不过去，它就在哪儿。

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有着巨大影响；中原士民历代南迁对传播文化，作出了伟大贡献。这种文化传播的过程，不是单纯的移植，而是一个不断与本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涵化，优势杂交的过程。物质生活的变迁，必然会引起文化质素的变迁。一种文化传入新的区域之后，原来的质素自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中原文化一旦来到岭南，它就不再是中原文化了，它就成岭南文化了。

北方之所以觉得广东缺乏文化底蕴，是因为南北文化的底蕴不尽相同。北方文化发祥于黄土高原，奉太昊伏羲、轩辕黄帝为人文始祖；而南方文化则受孕于浩瀚大海。广州古称番禺，番禺是一位海神的名字。广东的文化就是海洋的文化。

对中原文化，广东人一向尊重有加，因为那是祖先的文化。然而，中原文化虽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却绝不是唯一的源头，更不是用来衡量天下文化的唯一标尺。四合院可以住人，西关大屋一样可以住人；吃高粱可以饱肚，吃稻米也一样可以饱肚。大家头上都是一片天，并不是只有你一家名门正派，别人都是邪魔外道。

屈

大

均

 

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梁启超也早就提出，中国文化有南北之分，有海洋与内陆之分，“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经史大师蒙文通则把中国文化细分为齐鲁、秦晋、荆楚三支。中原文化移植到海边，也要发生变种的。

不同时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把天候地理，作为文化的重要条件，足以令人幡然醒悟。南方既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当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死抱着四夷宾服的心态，以北方文化作为衡量和评价一切文化的唯一标准，等于抹杀了黄土高原与冲积平原的区别，抹杀了高原气候与海洋气候的区别，抹杀了吃大米和吃高粱的区别。可以说一开始就错，结果是一步错，步步错。

在某些人看来，广东人都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夜发了大财，还是土包子。一个地方要让别人觉得你有文化，不是靠有多少茶楼食肆、多少烧腊店、多少人在炒股、多少人在买彩票，而是靠高等学府、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科学技术、卫生设施等等。

一位北方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你说广州人有文化，无非就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虾饺文化、及第粥文化、食蛇文化、喝汤文化、逛街文化、彩票文化、拜神文化。因为广州没有文化底蕴，所以什么都可以称为文化。你们每年举办多少场高雅音乐会？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场？你们有多少名牌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真是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莎翁这句话，说的就是你们广东人呢！

我没有与他争论，拉着他往外走。来到广州起义路，我对他说：这条马路是1930年代广州的中轴线，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教育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就这里却突然拐了个弯，变得斗折蛇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清代在广州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是一片密集的书院群。广州教育学院的前身是千顷书院，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粤秀、应元、学海堂、广雅、越华、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在修筑马路时，为了避开千顷书院和梁氏千乘侯祠，市政府却宁愿让马路绕了一个弯。

什么是文化？一条马路能为一间学校让路，这个城市就是有文化的。

我又和他说了另一个故事。1920年代，海丰县修公路，刚好要从广东省长陈炯明母亲的房子前经过，为了避开这座房子，公路要拐一个小弯。陈炯明知道后，立即派人把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使公路能够拉直。这幢缺了一角的奇特楼房，至今还在海丰县城里呢。

陈 炯明

为了一间学校，马路可以由直变弯；为了让马路由弯变直，省长可以把自己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觉得非要穿礼服坐在国家大歌剧院听帕瓦罗蒂唱《托斯卡》才叫文化，那悉听尊便。你吃你的猪肉炖粉条，我吃我的生猛海鲜，大家各吃各的好了。

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广东人可以坦然承认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北方人却往往不愿意承认南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呢？即使有影响，也是坏影响：贪婪、自私、庸俗、市侩、爱钱如命、包二奶、色情泛滥等等……

事实上，文化就像地球上的水，名义上有五湖四海之分，其实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一部分水沿地面流动，一部分渗入地下流动，互相融会，互相渗透，千回百转，经过江河汇集，终归大海作波涛，然后再蒸发成为水蒸气，聚而成云，一场大雨又回到地面。如此这般，运转不息。你能说只有黄河、长江流的才是哗啦啦的水，珠江流的全是泥沙石灰？

广东的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俗化倾向，经常会运用通俗易懂的市井语言，把深奥的哲学“庸俗化”。广东人不喜欢谈论过于抽象的东西，纯逻辑的、形而上的、玄虚的话题，勾不起他们的兴致。他们关心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新鲜的鸡肉，与冰鲜鸡、急冻鸡的肉，他们一吃到嘴里就能分辨出来，但他们却分辨不出什么是美学的历史主义与理智主义。因此，“宏大叙事”的学者们，对广东难免鄙夷，认为这是一个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地方。

广东是不是真的只有吃喝玩乐的文化？当然不是。

回顾近百余年来社会的嬗变，一切是从知识的传播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山呼海啸，西潮东卷”的世界大势所迫，不得不走上现代化之路。纵观其过程，始终与“西学东渐”相伴。其结果也不限于生产方式和工艺技术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制度体系，乃至价值系统的转变，是整个文明结构的转型。书籍、报纸、杂志这些传播媒体，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潮中，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左图《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右图 梁发

以报刊出版业为例，早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广东报业在全国就享有盛名，是中国近代传媒的发祥地。中国报业之父梁发是广东佛山高明人。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家庭，只读过四年私塾，便到广州学画工和木版印刷，后来出洋到爪哇国谋生。1816年8月，梁发和由英国传教士合作编写，并亲自刻板印刷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月刊），在马六甲创刊。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世界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在广东人手中诞生了。每期只有七页，约两千字，发行量初为五百多册，后增至两千册，共办了七年。除了在南洋发行以外，还销往广州、澳门等地。

1884年4月18日，广东第一份由中国人主编的报纸《述报》正式问世。该报由广州多宝大街海墨楼石印书局印刷发行，是中国最早的石印报纸。

这些“威水史”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但更不应该忘记近改革开放早期广东报业的成就。

说到广东报业，不能不说到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和深圳特区报这四大报业集团。尽管现实的路并不好走，有很多风风雨雨，但它们旗下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新快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晶报》等，有尺水，行尺船，尽量撑开每一寸的思想空间与话语空间，它们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无论在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还是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方面，都作了许多意义非凡的探索。以“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南方周末》在发挥舆论监督方面，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都拥有相当高的清誉，曾经被视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面旗帜。

当年，广东报纸在新闻报道的手法、版面设计等方面的创新，也往往成为全国其他报纸争相模仿的对象。例如利用报眉作重点导读；突破“天线”、“地线”，使左右版线变得更加生动丰富；采用漫画配新闻，令读者喜闻乐见；进行整版的内容策划；报纸杂志化；吸收电子媒介的一些传播元素，强化报纸视觉效果等等，一个个新鲜的点子，从广东报人灵活的脑子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每天和太阳一起升起”的《广州日报》，1987年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实行扩版，从原来的对开四版，扩为对开八版。这一举动，对当年的中国报界，轰动一时，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

广东报业创下了许多个第一：全国第一份对开八版的报纸、第一份全彩色印刷的报纸，第一份广告收入过亿元的报纸，第一份采取“扫楼”形式自办发行的报纸，第一个自动售报站，第一家报业连锁店，第一个报业集团。几乎每一步都走在全国前面，使得广东的传媒具有非同一般的号召力。

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地说，在广东报业里打拼的编辑记者，很多都是北方人。这能说明什么呢？硬要把北方人从这个大集体里划分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标签的心态。不管是不是大多数，广东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外省人对广东文化的贡献。如果真是大多数，也恰恰证明了广东人并不排外，而是乐于与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没有这些来自北方的年轻编辑记者们的努力打拼，广东报业固然没有今天，但如果没有广东这块平台，他们也绝对交不出一份今天的成绩单。这是相辅相成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人们在研究广东报业时，都只会把它作为一个“广东文化现象”来研究，而不会挑出哪些是北方人干的，哪些是广东本地人干的。

让我们再看看图书馆的情况。

据史书记载，广东历史上第一间图书馆是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建的涵晖书院。估计有人听了心理又会不平衡了，觉得广东人不可能有这种修为。广东历史上有很多书院，并不是每间都有能力刊刻收藏书籍，即使有也往往不肯轻易示人。而涵晖书院的藏书阁是对外开放，供人阅览的，与今天的学校图书馆类似。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广东的起步与发展，与全国文教发达地区亦基本同步。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904年的湖北省图书馆；三年后，江苏省创办江南图书馆；1912年，具有国家图书馆地位的北京京师图书馆正式开放。而广东在1910年创办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廉州图书馆。1912年广东省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放。到1930年代，全省已经建立了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65间。近二三十年，图书馆事业，更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深圳为例，据2012年的统计，共有643 个公共图书馆，实现每1.5 万人拥有一座社区图书馆（室）。按常住人口1100万人计算，深圳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已经超过2 册，位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已经实现全市172 家公共图书馆及160 台自助图书馆统一服务，形成覆盖深圳全城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2007年，深圳图书馆每日接待读者为7871人次，到2011年则跃升为12129 人次，增幅近55%。

广东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位于中山大学马丁堂里，他的前身是岭南大学文物馆

清末民初成立的岭南大学文物馆和1928年成立的广州市博物馆，是广东省最早的博物馆。至1993年，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已达108座。1993年后，又陆续新建了32座、扩建了19座博物馆。截至到2009年12月，“广东省流动博物馆”成员单位已达72个，制作巡回展览42个，在全省举办展览163场次，参观人数高达471万人次，基本涵盖了广东大部分地区。2010年，广东省博物馆在广州珠江新城中心区南部的文化艺术广场落成。

按2012年的数据，广东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2000处；古文化遗址2000多处；博物馆、纪念馆140座，馆藏文物54万多件。

但偏偏有些人，你要他承认广东有文化，比登天还难。你列举再多数字也没用，他撇撇嘴说：广东人除了赚钱，什么都不懂，你兴建再多博物馆，但终日门可罗雀，没人光顾，也是白搭。

这话又说错了。许多广州人都记得，2003年11月18日，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博物馆免费开放日。这天，人们空城而出，扶老携幼，争相到各大博物馆参观。

仅仅一个陈家祠民间工艺博物馆，便一下涌进了四万多名游客，到处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广州刺绣展厅，竟密密麻麻挤着上百名参观者。这种蔚为壮观的盛况，在国内任何一家博物馆，都是难得一见的。陈家祠工作人员说：“免费开放日，我们简直在打仗！”这里既不是购物中心，又没有游乐设施，又没有即刮即中的彩票出售，广州人争先恐后跑来干吗？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闲得发慌，把陈家祠当成欢乐嘉年华吗？

如果这样想，就太看低广州人了。历年的博物馆日，广州各大博物馆都会人如潮涌，门前大排长龙。你可以嘲笑他们过于精明，为了省十几块钱门票，非得等到免费日才来；但你不能说他们不是来参观，纯粹是为了乱挤一气。

我们在谈论人类文化时，往往会说，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作为人类唯一终极文化和普世原则，不能奉行一元文化论。但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许多人却又情不自禁地以中原文化为正统，陷入一元文化论中。

（选自《其实你不懂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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