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88年，已是兔年的尾声。兔年的深圳，红红火火。在刚刚过去的1987年9月29日，全长2267米的梧桐山隧道正式通车，居全国公路隧道之首；10月1日，总投资4300万元的铁路高架桥和路网工程全部建成通车；10月12日，东深供水二期扩建工程竣工，对港供水能力从原来的1.68亿立方米增至6.2亿立方米；12月1日，市政府在深圳会堂举办了一场按国际惯例进行的土地拍卖会，一块8588平方米的土地，由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拍得；12月11日，妈湾港正式动工兴建；12月14日，大鹏湾盐田深水港也开始动工兴建了。

       这一连串紧凑的日程，无需以任何形容词修饰，足以让人感受到形势的紧迫，就像一幕大戏进入高潮时的急促鼓声，密密而来，扣人心弦。

       经济建设高潮迭起，思想领域也是风云激荡，几无一日平静。1月13日，受招商局蛇口培训中心委托，蛇口团委主持召开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邀请了三位著名的青年教育家，到蛇口与青年座谈。他们之前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为新时期的青年“传道、授业、解惑”。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被舆论誉为“真善美的传道士、教育艺术家、铸魂之师、青年的良师益友”。

       1988年元旦刚过，三位教育家风尘仆仆，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据说各地还有数不清的邀请，他们来不及安排，却怀着兴奋的心情，奔赴深圳这个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窗口城市，与特区青年见面。这是他们1988年开门红的第一炮。

       此行目的地是蛇口，三位教育家以为和内地一样，由他们主讲一场报告会。当天，他们在蛇口参观，晚饭后，应邀与青年们“坐坐”。当他们走进会场时，才看到墙上悬挂着“座谈会”的横幅。在座有七十多位蛇口青年。三位教育家虽然有点意外，但也很淡定，与青年们面对面交流，对他们来说，驾轻就熟。

       教育家们畅谈了他们参观了深圳和蛇口的感想。他们说，感受最大、最深的是巨大的变化。深圳由几年前只有两万人的边陲小镇，崛起为几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这证明了党的特区政策的正确，反映了特区劳动者的功绩。“特区青年不是断了线的风筝，而是腾飞的银鹰。”他们为特区的建设者们，特别是为特区的年轻人感到骄傲。但他们也指出了某些不好的现象，“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这是极少数的淘金者。”一位教育家痛心地说，“街上跑的小车几乎都是外国的，我看了心里很难受。”

       这时，青年中有人挺身而起，举手要求发言，“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教育家们回答：“我认为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了。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

       “淘金者有什么不好？”一位青年说，“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我们蛇口青年以淘金者自居。深圳就是淘金者的血汗浇筑的。”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虽然他们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像个体户开餐馆，目的是谋生、赚钱，但给国家纳税，方便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

       教育家们不同意这种说法，美国是美国，不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

开发中的蛇口工业区（图片来自新华网）

       气氛开始显得紧张了。双方所表达的观念，南辕北辙，冰炭不容。青年教育家们觉得自己被“突然袭击”了。关于淘金者问题，当年美国那场西进运动，采用的互相残杀、掠夺、坑蒙拐骗手法，以及对当地印地安人的残酷掠夺，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今天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相同之处，但我们绝不允许采取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那些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之类的办法。

       一位蛇口干部事后说，我们对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所谓马路上那么多外国汽车，让人感到难受，“这说明我们落后。”但青年们觉得这个答案太肤浅，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蛇口通讯报》一位记者说，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也是落后的表现。

       在另一个问题上，双方的见解，也大相径庭。教育家们赞扬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蛇口青年则说，这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鼓吹那种无端占有他人劳动的“左”的残余。

       在蛇口青年眼中，这样的争论，太正常不过了。但青年教育家们走遍全国，从没有遇过这种场面，他们认为是“有背景的”，是“极少数别有用心专门制造谣言挑拨是非的人”在故意捣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把“蛇口那几个人”的做法，概括为五不对：“立场不对，观点不对，事实内容不对，路子不对，手段不对。”并强烈地表达了内心的不平：“我们站在第一线，呕心沥血，但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这场被称作“蛇口风波”的辩论，是1980年代思想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蛇口通讯报》称之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海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或转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蛇口青年一边，认为“青年已不再迷信权威”“这次座谈会标志着过去那种‘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已告结束”。面对沸沸扬扬的争论，作为蛇口招商局董事长的袁庚，也出来讲话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袁庚直截了当地说：“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

       他接着说：“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一位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以旁观者身份参加会议，他后来说：“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虽然观念上是两条路子，但仍属正常的讨论。最近我又听了一遍录音，仍不能得出是蛇口青年有意发难之类的结论。我以为，姑且不论辩论的是非曲直，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几位专家‘富有诗意’的报告、演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场风波的实质，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严峻的挑战。”

       由于“文革”以后，在所有信仰、知识、规范、制度之间，都出现重新整合的需要，像“蛇口风波”这一类争论，往往一触即发，瞬间就把思想界搅得天旋地转，河汉倒流。这是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在新旧急剧交替时期，出现的特殊症状。

       1980年代是一个新启蒙时代，是一个价值重建的年代，上承二千年余绪，下启二千年序幕。思想解放，国门大开，“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万元户光荣”“个体户是光彩的事业”“下海”“跳槽”“按市场规律办事”“横向联系”“外向型经济”……千百种新思想、新观念从四面八方涌来。

       社会的转型，进入水势湍激的九曲十八滩河段，风舵摇摆转向，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争论在所难免。而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场大辩论，一次是1982年至1984年间，围绕商品经济的争论；另一次是1989年至1992年间，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这两场大辩论，都与整个广东的改革开放有密切关系。深圳是焦点中的焦点，其经验与教训，往往成为正反双方最频繁引用的论据。

       有些人到深圳参观后，痛哭流涕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遍地都是资本主义了。在京广线上的列车上，甚至公开贴出“抵制来自广东的精神污染”的标语。广东变得“臭不可闻”，被全国视为“疫区”，严加防范。从广东运去的物资，纷纷当作走私物品，任意扣压、冻结。广东的供销人员，在外省遭受冷眼，有些地方的火车站设两个出口，一个是给其他省份的人出入，一个是广东人专用的。广东人一下火车，就被勒令走特殊通道，接受检查。供销人员常常被当成走私贩私分子，轻则拒之门外，或没收证件，重则公安上门，查扣送办。有些地区规定不准和广东做生意。内地有两个代表团到广东参观，临行前办公厅专门交代他们，到广东以后，不准单独上街，外出活动至少要两个人一起，一如中国代表团到国外访问一样。各种责难之声，有悬河注火之势。任仲夷形容，广东的改革开放，“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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