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与南洋的贸易航线，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建立。从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熏炉、犀角、象齿、琥珀和一些香料，可能都是从南洋进口的。其中有五支大象牙，已确认是非洲象的；还有一个用锤鍱工艺制成的蒜头凸纹银盒，具有浓郁的古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这些似乎都告诉人们，两千多年前广州与南洋存在某些未被史籍记载的交往。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派出庞大的官方贸易船队，携带黄金、杂缯（丝绸）等商品，从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多个港口出发，开辟海上商贸通道。船队的篙工楫师都是从本地募召的。船队在渺渺南海中，航行五至九个月，可到达都元国（越南南圻一带）、邑卢没国（泰国华富里）、黄支国（印度东岸）和已程不国（斯里兰卡）等地港口，与埃及、大秦（东罗马帝国）和希腊商人进行交易。

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中，储蓄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三佛齐国即印度尼西亚，阇婆即爪哇，大食即阿拉伯，故临是印度半岛西南部一港口。上述诸“国”，很早就已成为广州重要的贸易伙伴。

东罗马帝国，中国古籍上译作“拂菻国”，亦即拜占庭帝国，统治范围包括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广大土地。罗马人用毛织品、麻布、金属、玻璃、琥珀、珊瑚、树脂，交换中国的丝绸。这些商船来回一趟，往往耗时数年。行程的千难万险，超乎想象。而长盛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亦在惊涛骇浪的岁月中，渐次形成。

汉代的纺织，已可以生产出单色锦缎和色彩丰富的丝绣，以涡卷图案与菱形图案搭配，展现出精致、华丽的视觉趣味。希腊和罗马商人，把丝绸带回欧洲。那时的罗马人，几乎都穿粗布麻衣，丝绸简直是可以让人羽化成仙的神物。当第一位穿着丝绸衣服的妇女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刮过一场飓风。人们惊呼：“天啊！有哪个穿这种衣服的女人敢说她不是赤身裸体，曲线毕露？”

丝绸在罗马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由于丝绸太过轻薄，引起道德上的忧虑；另一方面，价格过于昂贵，在罗马市场上，一磅丝绸的价格，竟达到12两黄金，大量进口，威胁到罗马的国库，所以公元16年，罗马元老院颁布限制奢侈的法令，禁止男人穿丝绸衣服，只有妇女才可以享用。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墓主人所穿的“珠襦”上的装饰品。其工艺技术与中国本土的不同。是中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物证之一

这种如同黄油一样细滑的丝织物，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罗马人百思不得其解，只能作童话式的猜想：在东方大地边缘，有一个与世隔绝的神奇国度，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有一种羊毛树，人们天天向树洒水，然后从树上采摘一种轻柔的丝线，织成丝绸。商人绘形绘色地描述，在那个神秘国度里，风和日丽，空气鲜美，生活安宁，每一寸空间，都是色彩斑斓，芬芳袭人，大地像铺着柔和的丝绸。从这些描述看，更像是亚热带的中国南方。唯有如此美好的地方，才配出产丝绸。故事口耳相传，愈传愈美，愈传愈神。罗马人干脆取“丝”的发音，把中国叫做“赛里斯”（Séres）。

东汉延熹九年（166），东罗马帝国的使者第一次踏上了广东的土地，当时中国人也在积极寻找通向西方的航道，雄霸东南沿海的吴王孙权，曾遣使出海，开拓航路，因此对东罗马帝国使者的到来，欢欣鼓舞，热情款待，了解他们的风土习俗。

东罗马帝国视中国的丝绸如天珍，千方百计打探其生产原理。中国人小心翼翼地严守着秘密，长达数百年之久。传说罗马僧侣曾冒着砍头的危险，把蚕种藏在镂空的手杖里，从中国偷带回欧洲，东罗马帝国才开始有了蚕丝业。从拜占庭艺术中的龙、凤、孔雀及荷花图案，亦可略窥中国文化的蛛丝马迹。

东晋时代，只剩半壁江山，汇聚广州的各地商人，越来越多，仿佛半个中国的商人都挤进来了。从广州输往内地的名贵商品，有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以及无数村野匹夫叫不出名的奇珍异宝。这些东西，并非全是广东土产，很多是广州商人用丝绸等物，与南洋蕃商交换得来，再转运北方。封开虽然是交州治所，但缺乏做海外贸易的条件，海舶只能停靠广州，蕃商也只认广州。

广州与罗马之间，终于打通了两条直航路线，一条从罗马出发，穿过尼罗河通红海的古运河，循红海向南，跨过印度洋，从太平洋西南部，经交趾七郡而达广州；另一条从罗马到缅甸南部海口，经伊洛瓦底江，北上至云南保山。5世纪时，广州至少已和东南亚、西亚15个国家与地区有贸迁往来。阿拉伯人记下了广州人西行的足迹：“中国的商舶，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锡兰，5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

晋代的广州的珠江岸线，已移到惠福西路。坡山（位于惠福西路五仙观附近）有一个重要码头，史称“坡山古渡头”。码头周围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客栈连门接户。广州商人和印度和南亚人的蕃客做生意，也和北方的商人做生意。1994年，在德政中路以西、担杆巷以北的地方，也发现了一个唐代的码头遗址。但它不是外贸码头，而是一些内河船停泊的，后来这里发展为广州最大的盐运中心。

每年一吹东南季风，坡山便热闹了，一班财大气粗的买家，天天跑来打探消息，翻译们也成群结队在码头“打趸”，生怕错过了什么机会。每当海舶的风帆，隐隐约约出现在遥远的江面上时，码头上便欢声四起，凫趋雀跃。海舶埋岸，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商人们争着上船验看新货，好像敲开了宝藏的大门。

各种商品摆在大街上，琳琅满目，堆积成山，买卖双方围成一圈，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村声泼嗓，百口喧呼。因为南朝宋、齐、梁、陈，不断变幻大王旗，没有哪种通货是大家都信得过的，汉代的五铢、货泉、大泉当千、大泉二千等，虽然还在流通，但商家都不太愿意使用，要么用金银交易，要么用盐米布帛交易。到傍晚收市，各自散去，热闹一天的街衢，终于安静下来。但这种安静，仿佛只是为明天更大的喧嚣，积蓄能量。

这时到广州做官，已不再是“一闻双泪流”的苦差，而是个肥缺。东晋南朝时，坊间流行一个说法：“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晋书》夸张地形容，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朝时，广州的海贸，已成为南梁的重要财政支柱。据《南史》所说，由于地方官的贪苛，外国海舶不胜其扰，初时每年只有三几艘，后来萧劢出任刺史，纤毫不犯，海舶增至每年十几艘，“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梁武帝感叹：“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在一篇为广州刺史欧阳頠歌功颂德的碑文中，以华丽词藻形容南陈时的广州：“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新垣既筑，外户无扃。脂脯豪家，锺鼎为乐。扬袪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勾画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画卷。以致陈朝亡后，隋朝派韦洸于接管广州，引起当地人强烈不满，担心换一群新的饿狼来，又要重新喂肥。于是番禺人王仲宣率众造反，主张恢复陈朝，竟然得到不少当地豪族的响应。最后隋朝不得不派大军平乱，又请出土著首领冼夫人，安抚本地人，软硬兼施，才平息了风波。

隋

炀

帝

杨

广

隋朝是一个说不清的朝代，隋炀帝杨广的“炀”字，有荒淫怠政的意思。帝王家的奢靡淫逸、穷兵黩武，受到历史学家责备，但隋朝的南海贸易却十分畅旺。开皇九年（589）岭南初定，文帝杨坚即下《安边诏》，敕戒广州，不得侵渔前来通商朝贡的海外客商，“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泝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确保贸易畅通。《元和郡县图志》记述，自从杨广开通济渠之后，“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由于海上商旅频繁，官府在广州扶胥镇修建南海神庙，以保佑海不扬波，风调雨顺。

大业三年（607），杨广派遣使臣常骏出访赤土国。赤土国到底在哪里，也没人说得清，有人说是苏门答腊岛，有人说是马来半岛，《明史》则认为，赤土国就是暹罗（泰国），“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

常骏从广州出发，漂洋过海。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赤土国怎么会知道他的到访，是一件神秘之事。常骏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艘船组成欢迎船队，以金鏁缆船，奏乐击鼓，迎接贵宾。常骏登陆后，走了一个月，才到达国都。国王派王子那邪迦隆重出迎，以两头大象开路，持七彩孔雀盖，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引路，请入王宫，盛宴款待。常骏送上大捆丝绸和各种礼品，宾主尽欢，熙熙融融。后来王子还跟常骏回访，送金芙蓉冠、龙脑香给杨广作为礼物。在常骏访问赤土国11年后，隋亡唐兴。常骏有没有活到唐朝，不得而知，但他风光了这一回，也死而无憾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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