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广东省委宣传部通过南方日报评选“改革开放30年感动广东人物”，一个叫容志仁的广州人，和任仲夷、袁庚、马化腾、钟南山等一起被列为候选人。

跟这些大人物比起来，容志仁并没有什么丰功伟业。

他早先是个知青，1979年回到广州后无事可干，从街道文化站借了口大锅，投了100元的本钱，在西华路搭了个棚，卖起了早餐。凭借独创的“学生餐一毛钱，有粉有粥”的全城最抵早餐，生意越做越好。好到作为广州个体青年的代表，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见，并被书记点名让本地所有媒体报道。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容志仁被胡耀邦、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接见。

按照现在的眼光，当年被“有目的”地包装出的“青年偶像”容志仁，不过是一个摆摊揾食的“走鬼”，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激励了一代人：好多在改革开放后从乡下回到城市的知青，工作没有着落，纷纷在马路边上摆起了地摊。

那真是地摊经济的黄金时代：鼓励个体经济发展，政府不但不打压，只要肯做，甚至还把你“扶上马，送一程”。

但之后的“走鬼”，再不曾有过容志仁般的荣光，不会有那样的黄金时代了。

01

1984年，一部名为《雅马哈鱼档》的电影，记录下了当时的广州街头景象——

通街都是地摊，摩托车走得比人还慢。

电影全部实景拍摄。从一个角度看代表着个体经济“生猛”发展的地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造成城市拥堵杂乱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已经六年了，外宾和投资者来广州的次数越来越多，顾及形象的广州，对“街边仔”（改革开放之初对个体户的称呼）也一改之前的放任自流，开始采用“抚剿并用，恩威兼施”的策略。

1984年国庆后，广州明令禁止在带“路”字的地方两旁摆地摊，只有官方划定的固定场地除外。还正式成立了“城管监察队”，主要任务，就是“取缔无牌摊档，对占道乱摆卖的地摊进行清理”。

说白了，就是要把“流寇”，变成“正规军”。你要不愿意被收编，就别怪我不客气。

其中一个允许摆地摊的地方，叫西湖路——一个入驻要交管理费，要办牌照，且只有晚上才能营业的“灯光夜市”。

西湖路灯光夜市地处当时广州腹地，地段极好。但很多“街边仔”不愿意搬进去。为何？一位《南风窗》记者当时问一个“街边仔”，结果被“街边仔”反问：“神经病！你知不知道租一个摊位要多少钱？”

刚开的西湖路灯光夜市，一个摊位电费加管理费每个月要36元——那是个2毛钱就能吃肠粉的年代，这个数字，赶得上当时一些国企员工一个月的工资。

西湖路灯光夜市

虽然铺租贵，但什么都敌不过地段好。

一些希望摘掉“街边仔”帽子的商贩毅然决然租去了西湖路。第一年接近400家入驻，第二年上千家，西湖路的铺位全部租满。

卖衣服的、百货的、夜宵的都来了。西湖路“灯光夜市”，很快就成了广州闻名遐迩的购物天堂、拍拖圣地。

那些没搬进去的倒也没什么后悔的。市区不让在带“路”字的地方摆，那就把地摊挪到桥上，摆到不带“路”字的街道里。和城管打起了“游击战”。

而城管总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出现。人群中传来一声叫喊“走鬼啊”，上一秒还热火朝天的路边市集，一阵慌乱，下一秒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精彩画面”，在1984年之后的广州街头随处可见。

02

也许是场景过于喜感，“走鬼”代替“街边仔”，成了广州人对流动摊贩的新称呼。

称呼的变化，也反映出了广州人对流动摊贩态度的变化，毕竟，“鬼”不是什么好字眼。

城管监察队成立的第2年，市内一家大报刊出通讯员文章：“某些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严重”。

“某些”二字显得含蓄，但明显指向“走鬼”。

在宝华路卖水果的邓伯当时很愤怒。一名走鬼天天在他档口抢生意，城管一来就走，城管一走又来。眼睁睁看着客人都被抢走的他，拍苍蝇拍到水果都烂。

邓伯的愤怒，也是很多拿正牌做生意的个体户的愤怒。他们把生意的不好迁怒于走鬼的非法经营、恶性竞争。加上屡见报端的扰民、卫生、治安等问题，走鬼很快就成了满街跑的大老鼠——人人喊打。

罗文有首歌叫《走得快好世界》，用来形容走鬼很合适——跑慢了不仅要被城管没收做生意的家当，还要被罚钱，甚至被拘留。

一人被抓，整个家庭的温饱都可能要出问题。毕竟做走鬼的大多是些无业游民、或低收入户。抓人、罚钱、收家当，无异于断人生路。

所以冲突时常发生。

1989年秋天的那一次执法，让城管监察队的赖满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与队长处罚走鬼，有人起哄：“打死他们！”队长当场倒地，眼镜都被打飞。

2个月后，一个城管在中山五路罚了一个走鬼10块钱，结果被用剪刀捅伤，躺进了中山医学院的急救病房。

饶是如此，也阻挡不了人们做“走鬼”的热情。

正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90年代，从全国各地涌进来的打工者，大部分进了工厂，进不了工厂的一部分变成了小偷、抢劫犯，还有点道德底线的就成了走鬼。

甚至连本地人，也愿意为多挣点钱把“走鬼”当成副业。1995年的《南风窗》记载：“广州约有40%以上的正式职工从事第二职业”——“这些兼职多是下班后上街摆摊，这才造就了满街的走鬼。”

1997年，刘欢一首写给下岗工人的《从头再来》响彻大江南北：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国企改革“下岗潮”来了，大批下岗工人南下广州谋生。从头再来嘛，做“走鬼”是门槛最低的方式，于是，广州街头的“走鬼”大军更加壮大了。

同时壮大的还有城管队伍。

街头更加热闹了。

整个90年代，“走鬼”是广州街头排在“飞车党”之后的第二大特色。

城管永远在清理走鬼，但等城管一离开，街头又马上变成“走鬼”的天下。

那情形像极了动画片《猫和老鼠》中的Tom和Jerry。

03

和动画片中不一样，现实里，胳膊永远拗不过大腿。

2001年，中国加入WTO。朱老总发话：“坚持不懈地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偷税、骗税、骗汇、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没过多久，广州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大力整顿，林树森市长亲自挂帅。以卖假货闻名的西湖路等“灯光夜市”被先后关停。

失去西湖路根据地的“街边仔”，有的租了铺，有的转了行，有的汇入了“走鬼”的大军，卖些分不清真假的便宜货混口饭吃。

媒体似乎总偏向站在弱势一方。走鬼猖獗的八九十年代，相关报道大多同情城管。风水轮流转。新千年后，流离失所的走鬼，又成了官方喉舌的关怀对象。

2003年，信息时报策划系列报道《关注走鬼现象》，一改以往批判的笔锋，转而对走鬼充满同情。其中总结了广州走鬼三大特点：外地人、低收入、难觅工作。人大代表纷纷呼吁关注走鬼生存状况。

虽然当时羊城晚报说“走鬼非鬼，城管非钟馗。”但走鬼和城管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2004年7月20日，在员村摆地摊的湖北人李月明被制服男子打死，成了震撼全国的“7.20”事件。——20天前，广州刚刚申亚成功，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顾耀铭向全世界人民发出邀请：“欢迎到广州走一走。”

确实有很多人想到广州走一走。

一些走鬼老乡自发在员村集合，打算向政府部门抗议城管暴力执法：“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由来已久。”但据新京报报道，此次抗议最终并未发生。

走鬼们真正与政府部门对上话，已经是1128天之后的事情了。

2006年12月20日，新快报发起的一场座谈会引起全城聚焦。水火不相容的城管跟走鬼，破天荒地被请到了圆桌之上，就“走鬼问题是疏是堵”各抒己见。

走鬼代表曾秋花未语泪先流：“我们没有文化，就是混饭吃。”城管支队长王国如立场坚定：“无证摊档绝对不允许存在！”语重心长地提了一句：“要创文明城市。”

文明城市，3年评一次，自2005年实行评选以来，还没见过哪个城市的领导人说过自己不想要的。一天没评上，基层的公务员们就如坐针毡。

2005年度第一届的全国文明城市广州就没评上，当时的市委书记就鼓励大家克服困难，08再战，城管队长王国如不敢懈怠。结果08年广州再次落选，据说公共秩序一项扣了很多分，生态环境未达标，群众满意度低。

创文没创成，市委书记都出来道歉了。市创建办主任很惭愧：“不得不承认，广州在创文过程中是‘打突击’打出来的。”重点打击对象，自然就是曾秋花这样的走鬼。

除了创文，创卫也是广州新千年后第一个10年里的重要命题，前要申亚运，后要迎亚运的广州，门面功夫必须做好。

创文创卫期间，走鬼被列为广州街头“六乱”之首，严打严抓。城管与走鬼之间摩擦不断。谁在暴力执法，谁在暴力抗法？没人说得清，只留下一些血淋淋的新闻事件。

2007年，一名走鬼推着200多块钱水果，刚出街就被城管逮住。半个月生活没了着落的他，一刀劈在了城管肩上，被判了半年。“我不过想讨口饭吃，却陷入牢狱之灾。”

同年7月，黄埔大道员村山顶路段，一名卖水果的中年妇女被城管“抓现形”，拉扯之中，妇女的儿子冲上前就给了城管队员一剪刀，直穿腹部。

羊城晚报评论：“几乎每天都有城管受伤。” 

走鬼问题，也成了2008年广州公务员考试教辅书里的“十大申论热点”。

04

争议还未平息，又是一场金融危机，珠三角企业倒闭潮，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四川政协委员张平率先建议：“解决就业问题不妨解放地摊经济。”

经济学家厉以宁2009年到广州调研的时候也这样给广州提建议：“小贩也需要就业，不要把他们逼得太紧。多雇人打扫卫生和引导交通就行了。”

一个叫许决华的人不开心了。他是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做过广州城管支队长。他炮轰厉以宁“站着说话不腰疼，读书读太多”。

“如果今天我们不对他们限制，反而给他们提供1万个工作机会，那么明天将会有10万个走鬼跑过来！”——“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

此番长篇大论后来被人民网收录进了2009年度官员雷人语录大盘点，即将要办亚运的广州也引来了全国人民的审视。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广州街头有流动商贩近30万，7成属于外地人。大家都想知道，这座以包容著称的城市，要怎么解决走鬼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民生问题。

张广宁市长发话了：“前几年我是不赞成设置临时摆卖的，但是如果不设临时摆卖就更加难管。”彼时，政府在广州各区都画了试点要搞“走鬼进商铺”，月租金600，就可以让走鬼们有一片安定的“揾食”场所。

走鬼不走了还能叫走鬼吗？果然，计划一流出，就在贴吧被网友大喷“天方夜谭”：“走鬼都是哪里人多去哪里，政府选的地方又远又偏，傻的才去。

2010年8月21日，广州召开走鬼问计会，管理部门跟走鬼又一次畅所欲言，试图“招安”走鬼。会议气氛很热烈，建议提了不少，又是搞特色街，又是借鉴新加坡推动走鬼合法化。

但到了亚运真正要开时，许多想法都仍是一纸空谈，走鬼问题依旧猖獗。

有走鬼在百度知道提问：“亚运会下个月开始，走鬼还能摆摊吗？”一位资深走鬼回帖传授经验：“可以，卖些小国旗就很不错。”

城管部门不高兴了，组织了9000多人，对全市100多个走鬼黑点“微笑执法”，又新画了200多个禁区重兵把守，几乎遍布市区繁华处。

一些走鬼选择回家避风头，还有一些则依然在地铁口、天桥底、城中村里与城管周旋。

就这样，城管与走鬼追追赶赶，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一片手忙脚乱之中度过了亚运。

没有伤亡事件的发生，倒是让各部门的一把手们松了口气。

05

亚运结束后，广州终于创文成功了，不是昙花一现，而从2011年开始，连续3届蝉联。

广州城管局曾经总结过后亚运时代的广州走鬼特点：“有团伙倾向，要防范乱摆卖演变成治安问题的可能性。”

但跟上一个10年，或上上一个10年相比，跟走鬼相关的治安问题或流血事件在21世纪10年代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唯一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大概是2013年广州城管向“走鬼”全面宣战时，白云山西门的一个场景：被没收了“家当”的走鬼抱怨：“没有事先通知，一出现就收缴物品。”城管局的一个副处长则回应：“难道我们每次来都通知你一声？”

2013年一轮清理，2017年为了迎接广州财富论坛又是一轮清理。

不知不觉中，排队也未必吃得到的阿婆牛杂就变成了连锁店；风筒辉、炒螺明从“街头霸王”，变成了只在纪录片里偶尔露脸的江湖传说；那些总在夜晚出现在二横路街边的烧烤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消失了……

当走鬼食摊都在广州的街头难以为继时，那些卖衣服的、卖首饰的、祖传贴膜的走鬼地摊们，就更别想在城市中生存下去了。

这当然跟每三年就要来一次的“创建文明城市”有关，跟城管部门坚持不懈地努力有关，但真正让走鬼走向消亡的，却并不只是权力。

亚运后的广州，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面貌，更是深层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大家钱多了，即便是钱没多，无论从吃的还是穿的都已经“消费升级”，看不上那些地摊货了。再穷，也还有满大街的名创优品、10元店不是。

除了城中村或地下通道里，还有一些烧烤摊、卖红薯的骑着三轮车出动，或者某个天桥上偶尔有一两个卖袜子、卖指甲剪的，你很难再看到走鬼的身影。

唯一让人觉得还能支撑“走鬼”继续存在一百年的，只剩那句：

“蟑螂药，蚂蚁药，老鼠药，臭虫药，粘鼠胶，臭脚克星……”

06

接近40年前，作为返城知青大军一员的容志仁说：我也没有媒体说得那么高的境界，只是在求生存过程中，客观上为群众做了一些好事。说老实话初衷就是为了生存。

历史又走到了相似的十字路口。

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失业职工数量创新高，847万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安置，还有千万级的农民工需要谋生。

5月27日，中央文明办宣布：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等列为今年创文考核内容。

许多人为此欢呼，为政府部门的英明决策鼓掌。

但这还是地摊经济的时代吗？

很疑惑，如果我失业了，我到底应该选择在朋友圈卖面膜呢，还是应该选择推个三轮车去地下通道摆摊呢？

要是摆摊，我应该卖红薯，还是卖老鼠药、蟑螂药、臭脚克星？

如果有一天疫情结束了、经济恢复了，我还能和城管愉快地做朋友吗？

参考资料

1、《街边仔的酸甜苦辣》朱达成

2、《广州街头看走鬼》杨湛

3、《何不来个出租夜晚经营权》杨建燎

4、《广州开城管走鬼座谈会 商贩代表未语泪先流》新快报

5、《广州城管”走鬼”摩擦加剧 几乎每天都有城管受伤》羊城晚报

6、《关注广州走鬼现象》信息时报

7、《60瞬间·广州往事》

8、《广州第一代个体户容志仁：小女孩一个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南方都市报

撰文 | JASON

编辑 | P.K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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