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制衣作坊难以为继,湖北人来了又走

晚上8点,海珠区新滘西路,上涌村村口,地上堆满了被胶带缠得密密麻麻的麻布袋、纸皮箱,里面是衣服、水桶、电风扇、电磁炉……各种值钱不值钱的家当。再过不久,这些行李就会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被塞进长途大巴,开往那些名叫仙桃、毛嘴、洪湖的湖北县城。

 

他们是在广州谋生的湖北籍制衣工人。

   

广州制衣作坊难以为继,湖北人来了又走

上涌村口,大包小包候车回湖北的制衣工人。

                                                      

3月底,湖北解封时,他们满怀期待地从湖北赶回广州,回到海珠、番禺、白云的批发市场或城中村的小作坊里“复工”,但仅仅过了1个月,他们又不得不带着失望乃至绝望,离开广州。

 

逼迫他们离开的原因是作坊没有订单,行业近乎停摆,在广州的生计没了保障。

 

不仅仅是他们,也不仅仅是制衣行业,被全球疫情冲刷的众多行业和背后千千万万的个体,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光。

 

广州制衣作坊难以为继,湖北人来了又走

来了又走的制衣工人

5月6号,广州初夏的傍晚热浪滚滚。海珠区上涌村村口,等待大巴的制衣工人们脸上写满焦虑。

 

几个穿着拖鞋的中年人在售票,连路边自动贩卖机的屏幕上也循环播放着“广州-天门全年发车”的广告。

 

这里,是广州往返湖北许多市县的“野鸡大巴”上车点之一。对许多来广州打工的湖北人来说,其地位不亚于一个客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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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涌村口,湖北客车路边售票点。

大巴还有几个小时才到,但工人们还是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候。因为大巴的行李箱空间有限,如果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抢不到位置,可能就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回家。

 

他们不想在广州多待一天,因为多待一天就意味着多一天的花销。——哪怕城中村里的猪脚饭只卖10元一碟,工厂周边的住宿床位只需12元一天。

 

路边售票的大哥介绍:“持续十几天了,最开始每天八九趟车,走六七百人,现在(每天)还是能卖出去一百多张票。”粗略估计,单是这一个点,过去半个月就已经有超过一万湖北人从这里离开广州。

 

“保守估计,这几天至少走了1000人。”一个自称“中大布匹市场公司员工”的男人拿着纸笔,在这群候车返乡的湖北工人里来回穿梭。他接到任务来做问卷调查,A4纸上列了好几个“湖北工人离穗原因”的选项,其中“工作原因”一栏,被满满地画了几页正字。

 

“一天十几个小时还赚不到两百块钱。”在跟上述中大布匹市场员工交谈时,等车的王师傅的声音提得很高,引起了人群的一阵骚动。

 

七嘴八舌,讲的都是连日来收入惨淡、入不敷出的窘况。

 

一个月前,被疫情困在家中多日的王师傅坐了13个小时大巴,从老家天门一路赶回海珠,牙都没刷,就赶到大塘、沥滘等城中村里打算找点熨烫、打包等“尾部”工作“炒更”补贴家用。

 

王师傅干这行超过五年,已经是个熟手工人。正常来说,在制衣厂里,一位熟手工人每天的收入就可以有五六百块钱。但今年大多数工厂没单,就算是有单,工厂小老板们为了节省开支,能自己做的就不招工人来做;即便招工,也把工资压低接近一半。“吃力不讨好。”王师傅叹口气。

 

“回来了1个多月,有20天是没活干的,买完车票回家身上一分钱不剩。”普工陈姨是位剪线工人,平时1天能剪三四百件“飞仔”,赚150元,如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况,让她抱怨“还不如回家种菜”。

 

入行半年的小田是位裁床技工,去年才从职校毕业的他,3月底才来到了番禺南村的一家大厂里“实习”,在4月份结束之后,他就被主管以“经验不足”为由打道回府。但他知道,这只是工厂为了裁员的说辞。“工资没欠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难以为继的工厂作坊

 

就在制衣工人们一边候车,一边互相吐苦水时,一辆印着货拉拉字样的面包车驶到了他们身后的上涌村口。

 

几名上身赤裸的壮汉从村里搬出来了三台缝纫机,放到了面包车上。那是三台最新款的“杰克平车”,新买一台要两千七,但周先生却选择以3000元的总价,把它们“当废品统统卖掉”。

 

“根本接不到单做,卖了把上个月房租抵掉就洗手不干。”跟很多湖北老乡一样,周先生跟妻子在5年前来到上涌,在村子里租了一个40平的单间,购置几台设备,请来几个临时工,专接一些外贸厂的派单,但今年却无单可做。

 

“80%的欧美外单都被取消了。大厂还能接点以纯,Mj Style等国产牌子做内销,我们这些小厂根本没办法生存。3个月白交了2万多块钱的房租水电,1分钱收入都没有,再这样搞,赚多少都不够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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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紧闭城中村制衣“工业园”

从2月份开始,广州各行业的协会都发出了减租、补贴、共克时艰的呼吁,但“暖企”政策惠及不到这些犄角旮旯里的小作坊,房东也没有给周老板减租,反而按照合同,例行地涨了10%的租金。

 

为了止损,周先生选择“自行了断”——卖了设备,停了工厂,准备回家“避难”。“疫情结束了再回来看看,说不定能‘东山再起’。”

 

但很多其他的工厂主、作坊主,也许永远都等不到“东山再起”的那一天了。

 

滴滴司机林师傅的车前放了一个牌子“承接手工”,上面写着“出货快,质量高”,希望哪个乘客刚好有需要能给点订单。以前他的主业是开手工作坊,专门接海珠制衣厂的订单做吊牌。“去年形势好,大的单子一次有几十万件,招几十个能做好几个月。”林师傅说,“今年,几百件的单子都没有。”

 

“以前一个晚上我们最少能烫个五六百件,双十一的时候一晚两千件也做过。过完年回来制衣厂都没单给到我们了,好的时候一两百,差的时候三四十。”红姐跟老公“夫妻档”在康乐经营了一家整烫店。因为成衣下线较晚,以往每天都要通宵开工,赶在第二天早上八点之前厂家上门验货的她,最近睡了很多懒觉。

 

“还是累点好,累点有钱挣。”她的档口因为兼营小卖铺,还能维持收入,但她附近的专机、纸样、印花等等小作坊,大多已经关的关,倒的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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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份是有单没工人,四五月份是有工人没单。”章厂长在鹭江主理一家制衣厂,200多平,30多个车位,年后新接了一个外贸单,工人、布料都到位了,结果碰上了国外疫情爆发,工期被无限期延迟。

 

“原本两个月的工期,刚好能在淡季到来之前赚个30多万,现在这么一搞,单子都不一定保得住,搞不好连原料钱都亏了。”花了一笔钱把工人遣散之后,章厂长打算把十几吨的囤在仓库里的布料清空。但在交易平台挂了半个月,一直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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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货物堆满一地,工人却寥寥无几的制衣作坊。

倒闭,转让,等待

 

章厂长所在的鹭江村,紧紧挨着中大布匹市场。因为靠近原料地,这里聚集了全广州数量最多的制衣厂,小作坊。

 

鹭江村里密密麻麻的制衣厂、小作坊,涵盖了裁剪、缝纫、熨烫、印花、洗水、包装等成衣的各个环节,养活了数以十万计的服装从业者,也是湖北籍的制衣工人在广州最重要的落脚地。

 

每年元宵过后、暑假之前的夏装出货高峰期,这里就会变成远近闻名的“招工长廊”,本村的、外来的招工队伍,可以在村子的主干道里延伸两三公里。为了抢工人,有工厂甚至开出了“月薪过万”的待遇。

 

然而,今年的鹭江“招工长廊”却没了往日的热闹。绝大多数根本不是在招工,而是在“招商”——“诚招客户”。招到客户的,“吃完这顿不知下一顿”。招不到客户的,便化身成了村子里便民信息栏上被贴满了的“制衣厂转让”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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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端无工可开,上游的原料市场也没生意。体现在中大布匹市场身上,就是许多档口至今尚未开门营业,或者干脆已经倒闭。

 

“江浙一带的布匹市场比我们早营业1个多月,很多原先稳定的客户都跑到那边订货去了。现在整个服装市场行情都不行,更加没生意做。”在中大布匹市场有一家档口的袁女士唉声叹气。

 

为了生存,这位已经干了10几年布匹生意的老手,最近登陆了直播间,模仿起了薇娅的语气,跟00后的少女主播们抢流量,抢关注,做起了直播带货。“跟朋友一起卖些护肤品,零食之类的。现在每天还能有个一两百块钱的收入,不至于饿死。”

 

袁女士说出这句话的时,是傍晚5点30分,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是中大布匹市场的档主们打包、发货最忙碌的时候。但她所在的纺织城二楼,此刻有半数档口大门紧闭。以往水泄不通的瑞康路上,也少了许多五类车跟拉货工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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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布匹市场某轻纺城内部

 

握不住的“救命稻草”

 

外贸订单急剧下降。无论是制衣厂、小作坊,还是中大布匹市场的布老板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内销市场。十三行、沙河、流花路三大服装批发市场,成了整个产业链中上游最后的“救命稻草”。

 

“以前走单都是1个货柜1个货柜地走,现在两三百件也得硬着头皮做,想要活命,只能去抢一些沙河、十三行的散单。”为了抢生意,部分厂家们打起了“价格战”。但在章厂长看来,这是在“搅浑水,坏行情”:“本来生意就不景气,单价还压得这么低,自己赚得少,工人也不愿意干。有些小作坊为了活命,简直不择手段。”

 

即便是“不择手段”,也一样难以“续命”。疫情不仅让外贸订单没了着落,也严重扰乱了国内服装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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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衣厂打包运往沙河的服装成衣。

 

十三行的服装批发龙头——新中国大厦二三四楼人头攒动,但在一位档主看来,这些都只是“虚假的繁荣”——“来看的多,来买的少。整个销售的进度跟安排都被打乱了,二三月被迫关门了两个月,春装还没卖多少就换季了,很多店家都还在清库存,根本不敢进太多货。”

 

这家主打日韩潮流女装的档主,去年同期一天就能签下两三千的订单量,哪款好卖,就去制衣厂里分批加单。“以前两三万的库存都能很快卖完,现在订单量至少下降了六成,别说零售商,我们做批发的也不敢乱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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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大厦的三楼,两位销售在等候生意。

 

不仅是新中国大厦,包括红遍天、益民、白马等广州几大知名服装批发市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都已经经历了一轮大洗牌。这些批发市场的租金一个月动则数十万,许多熬不住的档主、商家在疫情期间关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开过。像是沙河的部分“网络服装城”、“直播城”,从三月份批准复市至今,就一直大门紧闭。

 

“现在还在坚持的,大多都已经把上半年的订单砍,大家都在清完库存。下次再进货,可能就是几个月后的秋冬装了。”

 

我们在见证历史

 

下游销售卖不动,中游工厂没工开,上游原料没需求,整个服装产业哀鸿遍野。管你是大服装厂老板,还是批发档口档主,或者小作坊里的个体户,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生存压力传递到最底层,就压在了数以十万计的湖北籍制衣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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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江村内,焦头烂额的服装工人。

说好8点回湖北的客车迟迟没有来,上涌村口,等待的乘客越来越多。今晚,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天涯沦落人”。

 

“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凑一档生意了。”一轮问卷调查过后,那位自称“中大布匹市场公司”的调查员跟这些湖北老乡们开起了玩笑。

 

公交车、小轿车在这里走走停停,化作了新滘西路闷热晚高峰里的一抹抹流光。有摄影师背着单反,爬上了隔壁的过街天桥,支好了三脚架。

 

起初,我以为他们要摄录下这王家卫电影式的夜空街头。后我来才发现,他们把镜头对准了这些神情各异的湖北人,按下了无数次的快门键。

 

“我一直在等他们拿行李准备上车的那一刻,如果再下点雨,画面就完美了。”天桥上,一名摄影师说道。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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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JASON

编辑 | 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