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州越来越多公司的复工，许多街边快餐店也开始营业了。在羊城创意产业园经营一家沙县小吃的老兰却决定关店，告别这个城市。

从26岁离开家乡起，老兰在广州已经打拼了11个年头。这位曾“一无所有”的沙县人，靠着拌面云吞，买了车，盖了房，实现了小小的人生梦想。

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而是在疫情到来之前，沙县小吃——这门曾经让无数沙县人养家糊口的生意在广州已经很难做下去了。当年那些“老乡带老乡”来到这座城市的沙县人，如今也正在“老乡带老乡”地离开。

11年，老兰从一个年轻小伙到跨进中年门槛，就像广州无数普通追梦人，城市和时代曾经给过他的奋斗以丰厚的回报，却也在时过境迁后让他感到难以为继，不走不行。

老兰

一碗拌面闯天下

打开地图搜索，“沙县小吃”在广州市内的结果有2171条之多。这个遍布中国一线城市的快餐品牌，和隆江猪脚饭、兰州拉面、桂林米粉一起，被网友们戏称为“街头四大天王”。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故事。

“我叔叔那一代人20多年前就开始来广州做了，经验，模式都是他们摸索出来的。”

90年代的广州，商贸业发达，经济腾飞。而距离广州780公里之外的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则跟国内大部分不知名小城镇一样，一穷二白。

彼时的沙县民间盛行一种被称为“标会”的地下钱庄，有人借钱盖房子，有人借钱做生意，也有人借钱赌博。1991年，“标会”资金链断裂。为了躲债、还债，大批“破产”的沙县人拖家带口前往外地，另谋生计。有人就近去了厦门、福州，也有人随着“民工潮”一路南下。老兰的叔叔，便是当年南下广州的农民工大军之一。

那时候来广州的农民工大多是进厂做工，沙县人却凭着一门小吃手艺，反过来当起了小老板。随着老兰叔叔等人的到来，沙县小吃的招牌，第一次被挂进了天河区的石牌村里。一碗拌面，一笼蒸饺，一碟花生酱，简单又廉价地填饱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打工仔的胃。

拌面、云吞（沙县人又称“扁肉”），沙县小吃的招牌菜

“那时候电脑城刚开业，石牌村住满了人，1碗拌面在那卖1块钱，1个月都能赚好几万。”讲起叔叔当年的风光时，老兰一脸高兴。

那一代人，也成为了沙县最先富起来的“万元户”。他们回家乡不仅盖房子，还办工厂，专门生产沙县小吃的原料。

1997年，沙县小吃办成立，政府开始以补贴、贷款的形式，鼓励沙县人走出去“创业”做小吃。异乡不起眼的小生意，造就了沙县的经济支柱。

大城市钱这么好赚，在叔叔的带领下，老兰几乎整个家族的人都来到了广州。

“零几年的时候，光是车陂村，我们家族就有20多家店。”那时的老兰还在一家叫“新华都” （沙县知名超市品牌）的上市公司做会计，每个月有4000块钱工资。这个数字在当年并不低，但跟外出做小吃的沙县人比，却有不小差距。

眼看着越来越多兄弟姐妹都赚到钱回家盖了房子，老兰终于按捺不住。2009年，他辞掉工作，把2岁的女儿托付给母亲，和妻子一起投奔叔叔，开始了自己与沙县小吃、与广州一段11年的“姻缘”。

“知道好赚，但没想到这么好赚”

“这东西需要有人带，口味、模式，什么都是，自己琢磨是会砸招牌，倒档口的。”初到广州时，老兰在车陂村里跟叔叔做了1年学徒。虽然只是跟在背后打下手，但老兰还是感慨：“来之前就知道好赚，但没想会这么好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随便便赚10万（1年）”。

2009年的广州正在全面备战亚运，“三旧”改造、BRT、地铁等城建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大批农民工涌进了广州，涌进了天河，涌进了城中村。

跟很多外地人一样，自嘲“没见过世面”老兰，对广州的第一印象就是“很繁华”。给他留下这种印象的，不是珠江新城、小蛮腰，而是无处不在的地摊、走鬼。

“那时候车陂的天桥、马路上全是摆地摊的，逛的人多，吃东西的人也多，什么都很便宜，很方便。”老兰很学术地把这个叫做——“地摊经济”。在他眼里，是“地摊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沙县小吃的繁荣。

“以前没有那么多选择，整条街也就两三家吃的，最常见的就是沙县。”他总结了一套在城中村做餐饮的秘诀：装修不能太好看，定价一定不能高。——“要让普通人感到有便宜可贪。”

即便是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沙县小吃依旧是那个扎根底层的“廉价饭堂”。也正因为这种“群众属性”，哪怕面对金融“海啸”，它也能够屹立不倒。

2010年，老兰学满出师。跟家族里的很多人一样，他跟妻子也把店开在了车陂。

“没遇到什么困难，第一年就回了本，还有剩。”那时候广州的物价还不高，房租水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碗4块钱的拌面，就有2块钱利润可以装进老兰口袋。

15年前后那几年，是他来广州那么久最得意的时候，不仅回家盖了房子，还买了一台20万的日产车，“人生赢家”。

收获背后，都是汗水。两夫妻从早上6点开档，一直干到凌晨1点，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每到饭点，恨不得有分身术，有8只手。

然而老兰没有抱怨什么，他说自己是“80后，能吃苦”。最大的愧疚，还是对女儿。除了女儿暑假过来广州，过年时夫妻回老家，一年里没多少日子能一家团圆。

属于沙县的时代，过去了

从老兰的叔叔，到老兰，再到年轻一辈，近30年来，沙县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走出去”的步伐。在广州多年，摸清了生意门道之后，老兰也开始像叔叔当年带他一样，为那些想要来广州开店的沙县人出谋划策。“车陂有好几家店都是我带出来的。”老兰一脸自豪。

但沙县小吃的生意，却悄然出现了变化。

后亚运时代，广州的市容市貌变得越来越整洁，接连不断的创文、创卫，让城管对于地摊、走鬼的整治力度也越来越严，“地摊经济”逐渐消失。到了17年前后，老兰感觉生意明显不好做了。

“就好比东莞扫黄之后，那边的酒店、餐饮生意一下就淡下来了……”老兰半开玩笑地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其实一切都在变化。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外卖商家的疯狂补贴，也让小吃店曾经的价格优势荡然无存。

但辛苦却是照旧的，在车陂村，即使到半夜12点，也还是有零星的顾客来吃夜宵，老兰两口子也得陪着熬夜。

老兰决定改变。2017年，他关掉了车陂的店，挪到了2公里外的羊城创意园，希望借助创意园的人气再搏一把。

为了迎合年轻人，他换了一个新招牌——舌尖上的沙县小吃——卖的，还是5块钱的拌面，6块钱的蒸饺，8块钱的云吞，是园区里最便宜的快餐。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决策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不同于城中村的不分工作日周末全天有客，瞄准创意园的上班族做生意，意味着只有工作日午餐和晚餐的时间点有客，一天中的其他大部分时间店都是空的。

老兰尝试过做外卖，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本来就没赚多少钱，还要给美团16个点的佣金，甚至倒贴去搞促销。大品牌还可以说是赔本赚吆喝，沙县小吃，再怎么吆喝也就那样。”

挣钱少了，铺租却比以前贵出一大截。不到10平米的店面，园区租金1年就接近20万，每年还要涨8%。“每个月光交房租就要给出去1万5。为了这1万5，我们两夫妻每天得卖出多少碗云吞？”

不断上涨的不仅房租，还有原材料。从2019年开始，猪肉价格插上翅膀，一飞冲天；但老兰的拌面、蒸饺，却只敢提价1块2块。“再高那就不叫沙县小吃了。”老兰说。

进驻创意园两年多来，老兰看着自己对面的档口从炖品变成了酸菜鱼，又从酸菜鱼变成了牛肉面，变来变去，关门的时间比开门还多，压垮这些店铺的，同样是铺租和原料。

得失是人生的两面。与上班族一起“朝九晚五”的老兰，也开始更多地享受自己的时间，晚上可以睡个囫囵觉，每天除了饭点的两三个钟头，其他时间不是在打王者，就是在刷抖音。

周末还开车带老婆一起去宝墨园、莲花山“度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以前没休息的都补回来了。”

新的选择

这几年，老兰一个徒弟也没有带了。——不是不想带，而是他觉得，技术再好，在广州也已经无利可图了。

“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才赚个五六万，平均下来，每人一个月才两三千。这种生意就很失败，还不如回家打工。现在在车陂，我们家族就走剩三四家了，留下来的，都是在硬撑着。”

去年9月，老兰在门口贴了一张旺铺转让的告示，但没过多久他就撕了下来。“自己做过就知道不可能赚钱，没必要坑人了，做到合同结束让它结业算了。”

合同到期的时间2020年3月，但老兰只打算干到过年，1月17日是他开门营业的最后一天。以往每天都要做到晚上七八点的他，那天连卖带送，中午就早早结束了营业。不时有顾客进来，他就解释：“准备回家过年了。”

老兰一边收拾，一边感慨：“我叔叔那一代，赶上的是高铁、头等舱，前途一片光明。到了我们，就变成普通列车了，走的是前人铺好的道路。可能再到我们后面的几代人，搭上的就是老爷车了。”

如今的沙县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一穷二白的小县城，通了动车，建了机场，房子盖到30层。很少年轻人会像他们的长辈一样，以做小吃为生了。

老兰也不想女儿走上自己的路，只希望她考上重本，好好找份体面的工作。事实上，老兰决定离开广州，很大程度也是为了女儿。

“10年没陪过她，现在叛逆期了，需要人看着。中国人嘛，拼死拼活都是为了子女……”这次回家之后，老兰说在女儿上大学前都不会离开沙县了。

但对于小吃，老兰也不至于绝望。据他了解，沙县小吃的生意在三四线城市依旧火爆。移民了加拿大的叔叔也告诉他：“同样1碗4块钱的拌面，这边赚的是人民币，那边赚的是美元。“这让老兰浮想联翩。

“以后我想去加拿大，实在不行就柬埔寨，非洲……”习惯了在外闯荡的他，还未正式“收山”，就已经在想着“重出江湖”的事情。显然，广州不会是老兰的终点，他也说过：“会做自己做不动为止，也许以后会继续做小吃，也许会转行经商。”

只是等女儿真正上大学时，已是6年之后。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等待着老兰的，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未来？

临别之际，我问老兰：“在文章里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他犹豫了一下，说：“就叫沙县先生吧，这块招牌毕竟也有感情了，我也想让它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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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你与沙县小吃的故事

文、摄 | JASON

编辑 | 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