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食客最近有点懵。

打开大众点评的广州版，以“蛇”为关键字搜索，结果显示“暂无此类商家”。——无论是三十年老字号的荔城、还是把连锁从番禺一路开到白云的榕记。

毫无疑问，这个变化与疫情有关。

对于每年秋风起，便要呼朋唤友去叹三蛇煲的广东人来说，这一个日常角落的失守，尤其让人难过。

疫情中所有看似微小的波澜，后面都有一团更加巨大的风暴。

不仅是蛇，还有更多广东人已经习以为常、却因疫情饱受争议的“野味”，纷纷遭遇“封禁”。

疫情之后，它们还能不能被“解封”？

雷霆打击

截止目前，此次疫情的源头被普遍认为是售卖野味的华南海鲜市场。

1月20日，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成为如今我们众所周知的疫情被揭露的起点。当时，钟南山提到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则是：和十七年前的sars一样，新冠病毒很可能来自野生动物。

于是，也像十七年前的SARS一样，被困在疫情中焦灼、恐惧、悲伤、愤怒的全国人民，将很大一部分情绪，倾泻在吃野味的人身上。

监管部门行动迅速。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了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2020年第4号文件。

1月28日，中国环境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自然之友”四家机构单位联合发起立法禁食野生动物建议书。

1月31日，《南方都市报》探访广州白云江村的农贸批发市场，发回的报道中显示，疫情之下依然有商贩在隐秘地贩卖野生动物，引发舆论激愤。

作为野味消费大省的广东，自然难以沉默。

2月2日起，一份落款为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的文件开始在网上流传，文件上附有一份“禁止经营销售以下动物”的清单，首当其冲的就是 “蛇类、牛蛙、田鸡、甲鱼”等粤菜菜单上的常见食材。又是一波舆论哗然，由此衍生的微信推文《二月起，一批传统名菜将从广东人餐桌上消失》也在网上被疯转。

尽管该文件随后被辟谣，称禁售清单只是地方公务员的自行总结，并不代表省府的意志，微信爆文也被删除。但紧接着的2月4日，广东省以十二部门联合的大手笔，开始雷霆打击“违规野生动物交易”，与之前还留有模糊的经营地带不同，这一次省府列出了无可周旋的“七个一律禁绝交易”——

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驯养繁殖的一律禁绝交易；无论是陆生的还是水生的一律禁绝交易；无论是农贸市场还是农村集（墟）市、餐饮单位一律禁绝交易；无论是活体还是死体一律禁绝交易；无论是市场内还是市场外一律禁绝交易；无论是野生动物制品还是其制作食品一律禁绝交易；无论是否已取得野生动物经营资质一律禁绝交易。

不少外省居民看了之后颇为解气，纷纷一边在网络上喊话自己所在地的政府部门“抄作业”，一边诅咒吃野味的人“千刀万剐”。

在防疫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处理野味交易市场和供养着这块市场的野味文化，不再只是个行政操作上的问题，而已经膨胀为一个道德抉择的事情。

2月10日，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上一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工作，拟增加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随后的2月11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紧急立法：禁止滥食和交易野生动物。

从行政到立法，从地方到国家，疫情期间严禁野生动物交易成为被盖章的定局。

被忽略的

禁止交易野生动物和荔城、榕记“消失”有什么关系？

因为一个超乎我们很多普通人理解，但又确确实实存在的现状是，在官方的定义中，很多已经被引入养殖系统、成为商家和食客习以为常的菜品的动物，依然“野性十足”。

这里面就包括蛇。

根据新华社在2月7日的相关报道，“野生动物”这一概念——在官方口径中——不仅指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还包括人工繁育的除家畜家禽之外的所有动物。

如今在网上能找到的唯一限定了可养殖“野生动物”范围的官方文件，要追溯到2003年8月，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用于蛇宴的养殖蛇类，并未被列入这份名单。

2003年《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局部

也就是说，蛇类在理论上不光是野生动物，还是不被官方支持去养殖的野生动物。

虽然多年来在扶助三农的政策指导下，官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只要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即使所养殖的物种不在03年的名单上，也未尝不可经营下去。但自始至终，这样的养殖场和家畜家禽养殖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说白了，剑走偏锋，就被视作后果自负。

而在如今的疫情之下，即使是传统养殖业，也因为抗疫封锁导致的饲料和销路中断，处在水深火热中。“野生动物”养殖业所要承担的后果，只会更加严重。

蛇宴的消失只是后果的冰山一角，即使是像龟鳖这样上了国家林业局03年名单的动物，现在也被一竿子打翻。1月26日，仅在国家林草局发布野生动物交易禁令的第二天，黄沙水产交易市场就发出了公告：禁止“人工养殖的蛇类、鳄鱼、娃娃鱼、水鱼、龟”在黄沙市场的销售。

根据《水产前沿》的报道，在黄沙水产交易市场销售龟鳖的档口大概在20家左右，平均每家备货在大几十万到100万元，整个龟鳖货值约2000万元。现在全部龟鳖不给销售，和转运，还落了封条，商户无法接触和饲养、照顾它们，价格约2000万元的龟鳖相当于被判决了死缓。

说到底，曾经过于宽泛，缺乏专业性的立法，碰上如今过于严苛，又带有一刀切传统的执法，那些靠养殖“野生动物”养家糊口的普通人，就成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中的那个“代价”。

很少有人会去关注他们的损失和不解，只听得到庆祝“禁止吃野味”的政治正确的掌声。

死刑还是死缓？

当然，我们对“禁止吃野味”这个理念本身，其实没有异议。

即便不是从保护野生动物的角度，从饮食的角度，野味的前工业文明气质对于21世纪的食客来说，也实在是太错位了，更别提其中暗藏的患病风险。

吃得“野”，并非广东饮食文化的题中之义，更不值得骄傲。

可是，现在从广东人餐桌上的不少野味，早就不是来自真正的野生环境。它们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养殖、加工/销售链条。——虽然03年的SARS引发了不少延续至今对广东人饮食习惯的恶意联想。

广东蛇宴

广东野味在这次疫情中遇到的整治，很难被理解成某种环保主义或者“先进”饮食文化的胜利，更多的只是曾经留下巨大漏洞的行政部门，如今在半推半就地回头填补，

于是，这就有了值得审慎思考和发问的空间。这波雷霆攻势，除了迎合民众政治正确的凝视，对于抗疫的积极作用实在是有待观察；倒是它对相关联养殖业、餐饮业人员的冲击，已经很明显地显现了。

如果说疫情期间的“一刀切”地“全面禁止”尚可理解的话，疫情之后是否会“解封”，没有人说得准。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现在把合法经营的，已经有完善养殖体系支撑的动物供应断掉，也很难说有益于保护野生种群。供应断掉之后，需求并没有消失，市场的跷跷板总会撬起一些贪婪者铤而走险的心。是否反而会催生出重返野外，将猎获拿来售卖的行为？

已经有一些人士借疫情的契机发出更进一步的声音，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和“自然之友”就提出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立法建议，根据吕植等人的新近调查，近10万份的问卷中，96.4%的人选择支持全面禁食。

等到疫情过去，大家可以自如地共聚一堂时，相信会有一场激烈的讨论。

究竟“野生动物”的外延包含哪些？哪些应该全面禁食？哪些应该被严格规范？我们期待，疫情能够成为一次契机，推动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不是运动式、“一刀切”地“封禁”。

根本上，在这个所有人都已经牺牲了太多的艰难时世，我们想保卫那些本不必被牺牲的东西，里面藏着我们对生活必定能恢复原样，甚至能变得更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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