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命运在对谁开的玩笑，类似的“跨界”，在他们班里很多，在他们学校更多。

高考没过线的阿良，被父母告知不能“吃文化亏”，花了六万块钱学费上了三年大专。但阿良的求职之路并没有因为一纸文凭变得更顺畅，最后还是得靠亲戚牵线搭桥，才在老家申通找了一份“对口”的快递分拣工作。

不知何时起，“月入过万”就成为了外卖骑手身上的一个标签，还常常被拿出来和快递行业相比较。不少抱怨收入低的快递员也因此转行送起了外卖，阿良也不例外。

但几个月下来，阿良不仅没有体会过“月入过万”的喜悦，反而因为经验不足吃了不少亏。

为了保证配送服务和顾客满意，严格的惩罚制度成为了外卖平台最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超时、错餐、损坏、差评、投诉，订单取消，随便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骑手一天的工作白干。

按照阿良的说法，超时会被扣一半单价，错餐、损坏、订单取消则要自己掏腰包赔偿，如果收到差评或投诉，还会扣掉两百块钱工资，系统甚至会因此而减少对自己的派单量。

这样的“霸王条款”，经常搞到阿良有苦说不出——就算说了也没人听。从穿上骑手马甲，签下劳动合同的那一刻起，任何人任何事，在外卖平台的规章制度面前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有时候前一个单的人迟迟不来拿，下一个单的超时投诉也要算到自己头上。”而午餐高峰同一栋写字楼下有三四个不同的王小姐在等餐的情况，也让阿良饱受送错餐的困扰。最惨的一个月，打到他银行卡上的工资还没有2000块钱。

他也思考过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还值不值得坚持，但除了餐饮、汽修、进厂，大专毕业的他，想不到自己还能在广州有什么更好的作为了。

是退路，也是出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每天有超过4亿人通过平台下单解决自己的三餐问题，2020年的外卖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

但这样的成绩，除了成为官方用来宣传经济上行的案例，和外卖平台向投资公司吹嘘的资本外，与阿良这样在前线“冲锋陷阵”的骑手并没有太大关系。

美团研究院2019年调查数据显示：仅三成骑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传说中的“月入过万”，占比还不到1%。更多处在数据之外的人，每天仍在为了一顿饱饭灰头土脸地四处奔波着。

但就像是一座“围城”一般，哪怕外卖神话的美丽衣裳早已被业内人士的抱怨与苦水层层撕破，每天还是会有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加入到那五颜六色的送餐大军当中。他们的工作内容也许都大同小异，入行的原因，却又不尽相同。

对于阿良这样的年青人来说，投身外卖也许是无可奈何选择下的一条退路。但对于更多底层的劳动人民而言，工作自由，多劳多得的外卖生活，更像是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头为数不多可以“逆袭”的出路。

几年前，阿成因为跟人打“高价麻将”欠了好几万，从惠州一路逃到东莞打厂工，又从东莞一路“落难”到广州。为了还债，他应聘了某平台的众包骑手——上班时间自由，也没有那么多规矩约束，当然，最吸引他的还是当时招聘网站上写着的“月薪8000”——尽管这样的高薪，常常需要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加班才能维持。

不止是阿成，入职门槛不高、刚需却连年大增的外卖行业，越来越成为人们在广州这座大城市生活的一张“最低入场券”。

2016年末，因为单位改制，52岁的添叔成了下岗工人。连一份保安工作都找不到的他，最后在老乡的介绍下从衡阳南下广州，成了一名兼职骑手。

每次在站点等餐时，添叔在一群90后里面都会显得格格不入，而站长定下的“45分钟之内完成订单，准点率不得低于95%”的KPI，更是让这位年过半百的大叔吃不消。

与在工厂搞生产时相比，添叔表示“送外卖本身不累，最怕的就是爬楼梯。”常年在海珠驻站的添叔，送得最多的是那些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每天折算下来相当于爬了100多层楼，即便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不一定能支撑得住。不少人问过他为什么不换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添叔却直言“这个年纪就算想做，都没人愿意要了。”

确实，很多外送平台为了提高效率、冲业绩，都有“超过50岁的人不招”这样的不成文规定，但每天走在路上，却不难看见像添叔这样的“高龄选手”，在跟年轻人一起抢单、挤电梯、爬高楼。60岁的袁叔便是其中之一。

袁叔的妻子几年前因为疾病原因丧失了工作能力，加上大儿子刚生了二胎，小儿子又刚刚结婚，本该到了享福年纪的袁叔，却至今都仍然扛着“顾家”与“养家”的重担，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的送餐员成了他唯一的选项。

与几大平台的“在编”骑手不同，袁叔更像是一个“无证上岗”的“游击队员”，没有骑手马甲，也没有专属的保温箱，在车后座绑一个塑料箱就能上路开工了。没有智能手机、只会说一口四川话的袁叔没少因为沟通问题跟客人产生矛盾，他的雇主也因此换了一家又一家，隆江猪脚饭、沙县小吃这样的城中村食肆他都呆过。

在城中村送外卖没有什么五险一金与福利补贴可言，送一餐也只有5块钱。从早餐送到宵夜，袁叔一个月能收入4000块钱。这个数字在广州称不上多，但对于袁叔与他的家庭来讲，举足轻重。

在争议声中前行

每天早上九点，阿良所属站点的骑手都会在珠影星光城附近集合开晨会，讲得无非都是那几句：“提高效率，注意安全。”

但凡有过外卖工作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一句话有多矛盾。“提高效率就不可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便不可能提高效率。”阿良吐槽道。

随着派单与定位技术的越发先进，以及准时宝等服务的上线，外卖平台的承诺送达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短。对于顾客而言，订外卖的理由是越来越充分了，整个行业的数据也势必会一年比一年好看。但面对这样的高速发展，外卖骑手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安全作赌注，以同样飞快的速度去拼命追赶。

速度体现在超速行驶，更体现在逆行、闯红灯。“商家拖餐，顾客催单，平台罚款，基本不把骑手当人看。不闯红灯，一天赚的可能还不够扣。”用阿良的话来说，他们这是在“拿命换钱。”

但这样的理由，显然说服不了公众，更说服不了执法部门。对外卖街头乱象声讨还是在舆论场上此起彼伏，由此而起的专项整治行动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去年底被扣了两回车的阿成，差点因为顶撞交警而进了派出所。他实在搞不明白，“广州天天这么多人点外卖，不让骑电瓶车上路还能怎么去送。”

添叔与袁叔倒是能理解交警维持秩序的职责所在，最让他们难过的，是来自整个社会对于他们的不理解、不尊重。最典型的就是，他们一边在马路上被人诟病横冲直撞，又一边在电话里被人嫌弃送餐太慢。

“有时候因为堵车或者天气不好迟到了，就要看顾客的脸色，某些脾气暴躁的顾客，怎么解释他也不听，就是给差评，跟他说多两句还会威胁说要投诉。”添叔虽然职业生涯不长，但类似的事情，已经遇到很多遍了。只会说四川话的袁叔，打电话通知取餐的时候就会被人先教训一番“听不懂。”

他们的感受并非个例，去年饿了么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仅不到三分之一的骑手觉得外界给予了他们应有的尊重，超过半数人十分在意用户的理解，他们期待获得更多认同。

就像是今年年初全民热议的“该不该对外卖骑手说谢谢”的问题，尽管没有亲身经历过，阿良看到网友“已经给了钱，为什么还要说谢谢”的评论时，这个从学院走出来的年轻骑手还是觉得十分心寒。

但什么文明与道德，对于现阶段的阿良而言都不如思考如何赚的更多实际。

就像为了还债的阿成、与为了生计的两位大叔一样，每天晨会结束后，阿良也将成为那个规则与秩序的破坏者，然后在一片争议与不理解的声音当中，继续跟着导航、凭着记忆、追着时间，寻找自己前进的方向。

撰文 |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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