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的一纸迁拆令，让小谷围岛——这片号称“广州市唯一一块没有被现代工业所侵扰的千年净土”——被挖掘机挖了个底朝天。

到了2004年8月30日时，它已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名鼎鼎的广州大学城。

在寸土寸金的广州，拆迁常常会被解读成“一夜暴富”的代名词。

确实，走在今天小谷围仍然保留着的四个自然村里，我们能够看见不少人因为拆迁补偿、建房收租而开上了奔驰宝马，过上了富足生活。

但“好运”并没有公平地眷顾到这岛上的每一个人。在我们不曾留意、又或是根本看不见的地方，仍有很多人在洗碗、扫地、开摩托，艰难营生。

新城与新村

2000年的8月份，一批城市规划师顶着烈日来到了小谷围勘查，决定要在这个番禺北部的20平方公里小岛上建一座新城——广州大学城。

那时候岛上有北亭、南亭、穗石、贝岗、练溪、郭塱6条自然村，在规划师们到来之前，村民们已经在这里耕了一千多年的田了，小谷围也因此被称为“广州市唯一一块没有被现代工业所侵扰的千年净土”。

2003年1月，刚上任两个月的省委书记亲自来到了小谷围，为即将动工的大学城指明了方向：“建设全国一流大学城”、“2004年9月开学招生”。

那时候跟大学城相关的宣传有很多，大多都是对这个新世纪的大工程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无疑，它将给番禺区带来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征地补偿标准是前为止同类征地补偿最高的”、“为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提出了四大措施”、“村民搬迁后将在大型安置小区安居乐业”……

随后的18个月里，小谷围的农田、鱼塘、湿地，迎来了钢筋、水泥，砂石。焊机的电光四处闪烁，巨型的水泥搅拌车日夜转动。

学者叶曙明曾用他的笔触记录下了这样一幕：“50万施工人员有如蚂蚁筑巢一样忙碌着。工地上尘土滚滚，冲天而起，一直飞过官洲海，像雾笼罩在小洲村的上空。”

2004年8月30日，大学城正式“开城”。20万师生从全国各地涌了进来，世代以捕鱼、耕地为生的1万多名村民也从此“洗脚上田”，成为了“城里人”。

同时，一个名为“谷围新村”的超大型别墅小区，也在大学城河对岸的新造镇开盘了。几千名小谷围的拆迁户领着补偿款，拖家带口来到了这里，在“南亭路”“贝岗路”“北亭路”“郭塱路”的别墅群里挑户型、购新楼，展开了新的生活。

小谷围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一江之隔的“新城”与“新村”，渐渐产生了分野。

别墅里的贫困户

每天早晨天没亮透，黄斌（化名）就骑着他的铃木摩托车驶出谷围新村，沿着兴业大道一路开到4公里外的新造渡口坐船到大学城去“兜客”。

像黄斌这样每天“过海”的摩的司机还有很多个，大多都是黄斌的亲戚、老乡。

15年前拆小谷围建大学城的时候，岛上的原住民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连同宅基地一起留在了自己的家乡。还有一部分人随着拆迁永远离开了小谷围。这当中就有黄斌的身影。

按照官方的说法，小谷围的征地补偿有46亿。用1.4万的原住民来除的话，平均每个人可以分到三十多万。黄斌算了一笔账，自己家族能分到两百多万。

后来黄斌才发现账不是这么算的。加上父母、妻子、两个孩子，他们一家六口总共就拿了二十万。虽然安置房只要2000元/平不到，但面对动辄三四百平的独栋大别墅，黄斌手上的那点钱根本不算什么。他最后只能跟兄弟一起买了套200平的小复式。剩下来的钱，一些留给父母养老，一些存下来供两个孩子读书。

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在岛上耕了几十年田的黄斌一家，离开了土地几乎就等于断了生计。存下来的钱也随着越来越贵的物价早早用完，只能靠着父母每个月几百块钱的养老金，和旧时村里的几百块钱分红过日子。

为了养家糊口，黄斌的妻子先后应聘了大学城的绿化、环卫工，晚上还兼职到KFC里去收餐盘、洗厕所。“什么都不会”的黄斌，也骑上了以前用来卖菜的摩托车，跟几个老乡一起到大学城去做摩的司机。后来因为严查五类车，加上从新村过来开摩的的人逐渐增多，黄斌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每天只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但也比以前种菜赚得多了。”黄斌说。

每次“兜客”途径南亭村口的外环路时，黄斌都会看一下四周。那里曾是他的家，现在已变成一片绿化带，学生在那露营、放风筝。那些在南亭村里留住了宅基地的人，现在也过上了“包租公”“包租婆”的生活。

看着日渐富足的他们，黄斌羡慕，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感慨“同人不同命”，自嘲自己“是住别墅里的贫困户。”

同一条村，不同的命运

关祥（化名）就是黄斌眼里的“南亭包租公”。

与整体搬离南亭的黄氏不同，大部分关姓人的房子都不在拆迁范围内，但耕地还是被征了。关祥一家拿了十万出头的补偿。

对于这样的价格，当时南亭的村民们并不满意，闹过、投诉过、抗议过，甚至还派过代表“进京上访”，但似乎并没有什么用，“条件还没谈拢，推土机就已经开进了村里。”

与很多人一样，2004年大学城建起来后，无地可耕的关祥推倒了自己120平的平房，另外借了10万块钱在宅基地上建了一栋4层高的新楼——自己和老婆住一楼，三个女儿住二楼，剩下两层隔开了十个小单间，向广工广美，又或是到村里的培训机构进行美术集训的艺考生们出租。

没想到这一拆，却成为了关祥一家的命运转折点。

由于位置方便，光线又充足，关祥的房价一路从当初300涨到了现在的750/月都仍有人打电话咨询，不管长租短租，每个月都能有六七千元的固定收入，这是他以前耕田养鸡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

“等女儿们都嫁了，就把二层也租出去。”

靠着收租的钱，关祥轻轻松松地把三个女儿供到了大专毕业，不用操心学费生活费的问题之后，他每个月握在手里的钱就更多了。

前几年给爸妈办完身后事之后，关祥又毫不犹豫地推倒了自己从小住到大的祖屋，建起了另外一栋同样是4层高的出租房。

只是这一次，他不想自己亲自打理与收租了。他把这栋楼转租给了一个河南人，河南人又把这栋楼装修成“xx精品公寓”做大学生们的开房生意，关祥再每个月过来收河南人的租——轻轻松松，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直到今天，关祥说起十几年前的征地一事时仍会耿耿于怀，不时怒骂几句“贪赃！枉法！不公平！”

只是这些经历与怨气，除了成为关祥到祠堂打麻将时与别人“吹水”的谈资之外，便没有其他太大用处了。

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

每逢周末，大学城的中心湖公园都会十分热闹——家庭开小车来这里聚会、情侣拖着手在这里拍拖、附近高校的班级和社团，也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个休闲胜地里团建、做游戏。

与此同时，几公里外的岭南印象园也开始变得人满为患，外地的家长们带着孩子来这里领略岭南水乡风情，大学生们则三五结伴用30块钱的半价优惠进去打卡、拍照。

人们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大家都或多或少听说过“中心湖有一座600多年的老祠堂”、“岭南印象园又称为‘大学城博物馆’”……

但很少人知道，中心湖公园原本坐落着一条名为郭塱的村庄。而岭南印象园的前身，则是小谷围练溪村。

那座老祠堂，曾是摩的司机郭峰（化名）族人祭祀祖先、主持婚丧的重地；岭南印象园里那些供人参观的建筑群，又曾是清洁工人霍恒（化名）一家世代生活的地方。

2003年，郭塱村与练溪村成为了大学城6条自然村里唯二被整体拆迁的村庄。

因为不认同补偿方案，郭峰一直拒绝签字，直到后来村子拆了，甚至大学城都建成好几年了，他仍然和100多个曾经的郭塱村村民一起四处捡木材和烂布搭棚原地居住，像一个个钉子户一样“钉”在中心湖公园的绿草地上——断水了就到古井里去打水，断电了就自己发电，劈柴生火捕鱼做饭，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

后来因为迎亚运屡遭驱逐，“不堪其扰”的郭峰才“妥协”搬到了贝岗租房。为了营生，他选择到大学城中医院门口去开摩的。

与黄斌不同的是，迟迟没有领到拆迁补偿、甚至已成为了“黑户”的郭峰，很难再有机会搬到谷围新村，与曾经的亲朋好友们相聚了。

练溪村民霍恒则没有郭峰那么倔强。早早就达成了协议，搬到新村里去的他，在谷围新村外围的“公家地”上开辟了一块小菜地，继续过着养鸡、种菜的小农生活。后来通过大学城对失地农民的就业照顾政策，霍恒又重新回到了小谷围，做着一份带医保的清洁工作。

看到昔日的老村庄被翻新、改造、供人游玩，霍恒心里其实还挺开心，在他看来，“这也是传承岭南文化的一种方式。”

搬离小谷围之后，虽不至于大富大贵，但比起以前的生活，霍恒表示已有了改善，而且就在4年前，他的孩子也顺利考上了广工，如果再选一次，他说他还是会同意广州在小谷围上建大学城。

“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为什么不同意？“

夜幕降临，中心湖公园与岭南印象园渐渐少了人气，但郭峰与霍恒，却依旧在这片已经“消失”了的故土上奔波劳碌。

撰文 |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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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说一说大学城的那些往事》- 历史现场 叶曙明

注：黄斌、关祥、郭峰、霍恒均为化名，本文信息由受访者口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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