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猪年，也是一只猪的本命年。

出生于1995年的麦兜，本该是这个猪年的大热人物。没想到一部《小猪佩奇过大年》，让佩奇取而代之，霸占了猪年C位。

有人说麦兜真是只善良的猪啊，猪年也不出来捞金。

事实上，“麦兜之父”谢立文从来没有掩藏过他想要“捞金”的念头——2002年的一次颁奖礼上，谢立文曾坚持说：“我是一名生意人，我也需要为我的作品寻找出路。”

或许并不是麦兜善良，而是如今的他，再不拥有当年的捞金力了。

24岁的麦兜，一直被裹挟在要“北上”还是要“港味”的选择间，原地踏步。“要做一只怎样的猪”，成为了悬在麦兜头上，甚至香港电影头上的一个巨大问题。

2001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横扫全亚洲，唯独在香港市场折戟——一只粉红色的小猪击败了同期上映的《千与千寻》，成为当年香港票房的黑马。

他叫麦兜，懂粤语的人，偶尔会叫它“猪兜”。

“猪兜”在粤语中并不是什么好词，通常形容人反映迟钝，也侮辱人如猪一样蠢。这只粉色小猪几乎揽括了“猪兜”所有不好的寓意——人笨呆傻，长得寒碜。

创作麦兜的谢立文出生于中产家庭。最开始，他笔下的主角并不是平平无奇的麦兜。相反，最初进入春田花花幼稚园的角色麦唛，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的“别人家孩子”——成长于富裕家庭，中英文基础好，文学素养较高，能滔滔不绝地谈莎士比亚——而麦唛问世之时，也正值香港经济发展的巅峰。

直到1995年，麦兜以麦唛表兄的身份首次出场，故事的主线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创作麦兜这个主角的契机，源于谢立文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一群轻度智障的人，想在一间私人大厦附近建一个活动中心，却遭到居民的粗鲁反对，居民觉得这会让他们的居住环境变差，或者造成周边楼价下跌。

当时的谢立文也接触了一帮成年人——他们每天都“戴着面具”，做着违背内心的事。

逐渐地，他心里就产生了麦兜这样一个形象：它代表了每个人最初的模样，足够淳朴，足够真诚。

但谢立文并没有想到，这样呆萌的小猪形象，会在不久后被香港人选中，成为了一座城市的精神坐标。

1997年，麦兜诞生后不久，金融风暴席卷亚洲，香港成为重灾区。此时的港人在平平无奇、甚至扮演着“loser”角色的麦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身影。

当时，就连文学界、电影圈等各界人士都在疯狂解构麦兜，香港诗人廖伟棠升甚至将麦兜读作一种“新世代的香港精神”。

他后来还在评论里说：“麦兜肯定受了《狮子山下》的影响，但也在反思‘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说的是努力奋斗就有好结果，但后来经历了金融风暴，大家开始反思要客观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就有了麦兜精神——接受不如意的地方，要忠于自己，做自己——这也是新世代香港人的心态。”

比起阅读麦兜，大家似乎更多地在用麦兜这个意象，来承载自己的某种寄托和情感。

谢立文没想到，麦兜成于“香港”，也败于“香港”。

2003年，内地和香港签订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掀起了香港和内地合拍的新潮流。

在这之前，香港电影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外埠市场的陷落和本土市场的低迷，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而CEPA政策的实施，则像一场“及时雨”，将香港电影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大陆市场。

曾有统计，在CEPA政策实施后几年，两地合拍片几乎占到了每年度香港电影生产总量的大半。所以有人说，内地市场从某种层面上，“救活”了香港电影。

谢立文自然也希望拥抱内地市场。

在一次颁奖典礼中，一位记者就问及谢立文对“北上”的想法和准备，谢立文的回答是“大家对内地都非常有兴趣”，“只是作为外行人，大家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比起是要“北上”还是要“港味”，谢立文更顾虑的是内地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到了2009年前后，随着内地电影市场越来越开放，香港导演越来越多地北望神州时，谢立文也毅然决然地推出了《麦兜响当当》，将故事舞台放置在武当山，让说着一口普通话的麦兜来到了中国内地。

当年，《麦兜响当当》在内地市场的票房一举超过了7000万元，是当年《麦兜的故事》票房的七倍。

北上，确实让谢立文狠赚了一笔。

然而，这样的市场成功，是以麦兜身上极其重要的“港味”为代价的。

很快，《麦兜响当当》就在香港本地遭到强烈批评。尤其是在处理“港味”和“北上”的关系中，香港观众对于土生土长的麦兜有着更高的期待，所以也有了更大的失落。

而在内地群众看来，《麦兜响当当》就显得不伦不类，不仅在背景描写上没有交代清楚，而且港式的叙事风格，也不讨大家喜欢。

以至于有人评价《麦兜响当当》，就是一个大锅烩，“但是每样菜中，又只有一小块”。

尽管在票房上，《麦兜响当当》“大获全胜”；但在口碑上，麦兜却是“败”了——败在了大众对它“代表香港”的角色的想象上。

一篇96年的影评曾经写过一句话：“阅读周星驰的意义是不大的，利用周星驰才重要。”

这句话要是放在麦兜身上，则应该是：阅读麦兜是重要的，利用麦兜也是重要的。

2010年前后，CEPA政策实施的近第七个年头，港人忽然发现，曾经引以为傲、定义他们身份及特质的香港流行文化，那种凝结了港人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的“港味”，在合拍浪潮中面临“死亡”。

此时，一场反思港味失去、关注本土文化的行动，也在香港悄然兴起。

而更重要的是，港人把自身对“港味逝去”的焦虑感也投射到了本土的文艺作品中，他们期待能以此来寻回独属香港的文化印记。

所以，即便麦兜曾经“变质”北上，但它依然在2010年间被香港旅游局力捧，成为旅游形象代言人；和李小龙、梅艳芳等人一起，被塑成铜像，立在维多利亚港旁边的星光大道上；甚至出现在图书馆、电梯、广场等公共场所的提示牌上，出现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宣传片里，出现在行政长官的拜年视频中……

这都因为，麦兜身上很重要的两个特质——一是土生土长的港人身份；二是一种被赋予的麦兜精神。

而在这时，麦兜这个角色也就真正地属于香港了：过去，它还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小猪；但现在，它身上的“官方身份”，决定了它需要成为一个香港代表，并服务于港人的某种情怀。

2012年，《麦兜当当伴我心》将麦兜故事的背景重新搬回了香港，重拾“港味”后，《麦兜当当伴我心》获得了更好的评价。

但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谢立文的内心依然不想放大麦兜身上的“港味”。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提到：“大家都说麦兜是香港精神的代表喔”。

谢立文听到就笑了，“我都唔知咩系香港精神，可能系旅游发展局想出来的主意挂。”（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香港精神，可能是旅游发展局想出来的主意吧。）

本期撰文

二德

猪年看猪，对镜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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