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制度改变人，还是人改变制度？

王越，是明朝中期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景泰朝的进士，正儿八经靠八股文考上科举的书生。但让他名扬天下，得以身居高位的，却是他的战功。他在河套地区多次击破鞑靼，为成化朝的安定立下汗马功劳。

但作为一个文武双全，官至兵部尚书的名将，王越却不是一个名声很好的人。他先后与汪直等大太监交好，也正是在这些太监的支持之下，他得到了更多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但一旦这些太监倒台，他也就跟着倒霉，朝中的士大夫认为他攀附权势，对他风评甚差。

而且，王越也绝不像海瑞那样，是一个让人抓不住把柄的人。他既行贿又纳贿，生活方式毫不节俭，生性豪迈不拘小节，与大家印象中的“忠臣”极不相符。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千万不要像读小说演义一样，将人简单地分成忠臣和奸臣、好人和坏人两个分类。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是绝对的好人或者绝对的坏人，一些我们印象中的坏人其实颇有建树，一些我们印象中的好人其实也有很多缺点。从大方向上，我们或者可以判断这个人对于历史和当时的国家民族发挥了什么作用，但绝不能简单地以“好”或者“坏”去判断一个人。

在古代中国，例如明朝，要当个混日子的官员不难，但要做成一件事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朝代的官僚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六部、御史、锦衣卫、太监等等各个系统各司其职，各自有各自的利益，任何的改变都很容易遭到反对甚至打击。所以你要做成一件事，就必须把这些部门的利益给统一起来，而能够统一这些部门利益的，只有更大的利益。于是，行贿成了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像王越这样的人，又例如大家熟悉的名将戚继光，名臣张居正，他们都不惜用各种办法与太监搞好关系。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朝代，没有太监的支持，别说抗倭、推行税制改革，连调动个小兵都未必调得动。他们行贿，并非（起码不只是）因为自己想升官发财，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把事情做成。

在遇到体制性的困难时，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正面对抗，努力把体制的弊端给改革掉，从而获得一个更良好的体制；另一条是绕路走，利用体制本身的逻辑或者漏洞，不择手段想办法把想做的事情做到。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精英们往往倾向于第一条道路。因为当时的希腊和罗马让人们参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特别是在共和国时期，发起修改法律的动议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在古代中国，精英们则倾向于第二条道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改朝换代，否则修改体制的机会极低。而中国古代的精英们也很早就明白，事情是靠人做的，只要控制了人，体制就会被弯曲成自己想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