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街头。三个外地干部蹲在一旁，默然观察。

一个年轻人将他们的背影拍了下来。许多年后，他编辑作品，并在一旁写到：“三十多年来我在广州、广东和全国各地采访拍摄，就像我照片里那三位蹲着的‘街头思想者’一样，我游走在街头巷尾和田间地头，用镜头观察并记录着我们经历的时代。”

他叫安哥，原名叫彭振戈，被称作“80年代以来中国摄影绕不开的人”。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总处于历史中心上——1947年生于大连，两岁时曾住在北京中南海，“文革”时期在西双版纳插队七年，回到广州做了四年基层工人，又在1979年进入中国新闻社（以下简称“中新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

安哥，80年代以来中国摄影绕不开的人

他的镜头里，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激烈的交锋，更多是日常的生活，飞扬的尘土、蜗居的外来务工……

在那个“高大上”式的宣传余温犹在的年代，安哥的聚焦似乎有一种超前于时代的自我觉醒。他以平民化的视角，碎片式的记录，充满张力而趣味十足的时代日常，展现一幕幕与时代相连却又超脱其上的视觉寓意，记录时代、进入时代，又独立于时代。

1979年，安哥进入中新社任摄影记者。自此，将近四十年里，他拼凑了不同人的神态、动作，生活中的各个瞬间，构建了“平民视角”的山河巨变四十年。

1979年，对于安哥而言，意义重大。

镜头外，他进入了中新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

镜头里，他对准的人，进上主流媒体的视野——那年前后，新闻界开始“集体反思”，“以民间面目出现”的中新社，跟“假大空”“高大全”的“公关摄影”形成鲜明对比——安哥镜头下的人和生活，成为这个时代舞台的主角之一。他捕捉着动作、表情、人物，也是一个时代的丰富信息。

彼时，改革开放举措迭出，思潮涌动。作为那个时代的“南风窗”，广州迎来了新时代的春风，处处冒新芽。

但普通老百姓还未感受到新事物、新风尚带来的兴奋感，反而在改革开放事业不时前进、不时停滞中，踟躇踱步，不知所措。

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大批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政府鼓励他们自谋职业，做小生意。但由于政策不稳定，社会地位低，许多个体户开门做生意时总是躲躲闪闪。在高第街，安哥发现了一位大眼睛姑娘，她害怕被熟人看见，躲在柜台下警惕地东张西望。

十七年后，中央电视台《新中国》摄制组让安哥找回当年拍摄的大眼睛姑娘。几位曾在高第街当摊贩的中年女士闻讯而来，但看着照片认了半天，谁都认不出谁来，说是照片中女子的神情举止，就是她们当年的真实写照，做生意怕看见熟人，发了财又怕政策有变。

后来安哥回忆起这张照片——1998年《羊城晚报》编辑颜长江给安哥编了一组他在80年代拍的照片，并于《羊城晚报》上登了一整版，题目叫《眼神》——他在书中写到：“眼神，确实是那个刚刚打开的‘南风窗’的时代特点。”

安哥刚进中新社广东分社时，曾被派到梅县工作，在与一帮港澳同胞的对话中，安哥了解到许多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或许是受此影响，回到广州后，安哥的创作更添一分媒体人的敏锐。

他记录了改革开放后最先刮起大风的“南风窗”——广州。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这座城市迎来了经济上的发展，生活上的变化。

人们脸上的青涩懵懂，逐渐在千姿百态的新事物到来中褪去。新气象、新风尚，让安哥的黑白照片，跳脱出缤纷的生活色彩来。他的镜头就像万花筒般，折射着这个五彩斑斓，却又让人眩晕的“开放”时代。

除了本真的时代记录，安哥也善于构建场景，使其具有某种指向性的符号意义，或是戏剧表演般的张力。

1984年，安哥在广州中山五路海珠路口，摄下一个瞬间。当时，从美国进口的第一部好莱坞大片——《超人》刚在中国公演，就遭遇了“被禁”，又接着获准。有说法是《超人》来华，是一种“文化侵略”。

安哥的照片中，《超人》的海报高高立起，一名交警在中间指挥，在他看来，“海报上的超人和交警的手势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与时事呼应。”

80年代中后期，安哥所在的中新社广东分社迎来最好时期，得益于广州的经济发展，万象更新，这里人才济济，思想活跃。在这样的氛围下，安哥“兴奋了”。

方远生社长的一句——“好的记者，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新闻可写”——给予了安哥莫大的激励，他每天都骑着车寻找有趣的场景和故事。

1987年一天，安哥正在单位食堂吃午饭，一听到楼下鞭炮响，他立马放下饭碗，提着相机冲下楼去，准备捕捉一场婚礼中的有趣信息。

当时广州时兴花车接新娘，花车进不去巷子，安哥便跟着新人一路从巷子里走出来，拍摄到了照片中的画面。

画面中，穿着白色西装的新郎和穿着红色婚纱的新娘望着前方的眼神，和给他们让路的人背身望着他们的姿势，形成一种戏剧情节。场景调度的恰到好处，使得图片充满故事性，也让安哥惊叹，“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拍得最好的照片之一了。”

这段时间里，安哥的拍摄技巧和观察能力越来越纯熟，用他的话来说，他渐从调度演员的导演，蜕变成为调度机位的导演。

在他的镜头中，除了“新”“美”外，还有“真”——1986年，安哥在流花路拍了“大丈夫”一照，照片登上了报纸，引发议论纷纷。有人说小伙子给中国男子汉争气了，有人说这小伙子坐在马路边的栏杆上，不文明。

但安哥更关注争议背后的纪实摄影本质——“真”。他在后来写到：“对于纪实摄影而言，只有美的事物是不足够的，加上生活中的矛盾、趣味、情感，才能更加生动。现实中的不完美，甚至是丑的细节，往往更能凸显出真实，而真实是纪实摄影中最重要的特性。”

1988年底-1994年，安哥奉调到香港旅游画报工作。领导给安哥一个任务——将新闻记者的经验运用到旅游画报的采访中，增加画报的时代感。

在这段期间，安哥的作品多了怡人的山光水色，原始的乡间风俗，但也依然保持着观察有时代意义、符号意义的图景，展现农村到城市转型过渡期的各地百态。

有些发现是惊喜的——1992年安哥到大兴安岭，给一帮女工拍了照片，令人意想不到，女工们摆拍的姿势，时尚感直逼明星。

在广州举办国内首个选美大赛不到十年时间里，追求美、人性解放的意识逐渐在国内苏醒。到了90年代初，东北人在穿衣和化妆方面都特别舍得花钱。据当时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哈尔滨市民用在衣着方面的花费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有些发现是令人心疼的——1993年，安哥到贵州仁怀县的茅台镇，看见十来个船夫在赤水河旁拉纤，逆水行舟。

当晚，乡政府的干部边热情招待安哥，边跟安哥说：“我们这里太闭塞了，希望你们能把我们这里的好山好水宣传出去，为我们引来外边的游客和投资者，帮我们改变这里的穷困落后面貌……”

与此同时，广州正大张旗鼓进行着“国际大城市”建设。

在这一口号下，一边是尘土飞扬——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全国各地的“小人物”纷纷南下做工，搬起砖土，做起清洁；

一边是万千“新”象——随着广州的城市生活在不断翻新，人们生活方式、审美习惯也在急速地变化着。

折叠在安哥的时代画卷中的，有拳击酒吧上小试身手的年轻顾客；有中山纪念堂前向上千名群众推销疯狂英语学习法的李阳；有身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却只能蜗居在公共厕所上的外来务工……

2001年，安哥所在单位的新政策鼓励退休，他从摄影记者变身为自由职业者。

此后十多年间，他做过不少杂志社的顾问、编辑，也出了几本图书，到了全国十多个省，行走、观察、拍照。

有人问他：“你现在还拍照吗？”

“还拍，”他说，“不过比起当摄影记者的时候，我的照片中的时代信息会少一些了。”

但在我看来，他从未放弃对时代的观察。

2016年，安哥对出版图书做修订时，把入行早期在梅县拍的照片放在了开头。他在旁标注：“这张照片是我刚入行不久的作品。现在看来它还是记录了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这诗情画意的景致，在快速工业化的今天正迅速消失。”

我想这句话，足以作为安哥镜头下的中国巨变最好的注脚。

三十多年间，安哥数十万次按动过快门，拍下了并不“美丽”的画面——这种“美丽”，更多是指光鲜的表象、宏伟的景观……

但这三十多年来，安哥却以一种“粗糙”，放大了改革开放中重要的图景——不是领袖，不是标语，而是真真切切改变着这个时代，又被这个时代改变的人；是小人物与生活日常的胜利与光辉；是鲜活发生在我们身边，充满烟火味儿的“巨变”。

本期采写

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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