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个对于权力极度执着的人，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是一个很专制的皇帝。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分享他手中的权力，也不愿意让任何人代替他对国家事务做决定。于是，他把丞相这个职务给撤销了，并且留下遗训说子子孙孙都不能设丞相。自此之后，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宰相制度就消失了。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历史上的每一次制度变化变革，都很喜欢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作用和意义，就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句话从商鞅变法讲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都不停地出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央集权程度越高越好，任何变革只要加强了中央集权，就必定是好事。

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次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好事，也并不是中央集权程度越高越好。我们中国人的哲学理念是中庸之道，讲究过犹不及。古代中国幅员广阔，古代通信条件又落后，中央的权力如果散失，当然会危及国家的稳定，但如果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同样会造成很多不良的后果。例如朱元璋取消宰相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这里首先说明一下宰相和丞相的细微区别。宰相，是古代政府主要执政人的统称，在有些朝代这个职务是丞相，有些朝代这个职务是中书令，有些朝代只有一个宰相，有些朝代有多个宰相。所以丞相是一个实际的职务名称，而宰相，是一个统称。

宰相制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起源于春秋时代，它的建立和延续，基于两个很现实的前提。

第一，君主是世袭的，每一任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意愿都是不稳定的，所以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负责政治的运作。而很多优秀的君主也都承认，这个世界上有比他们自己更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能用这些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是一个君主的美德。

也正因为如此，在历朝历代中，君主和宰相是有分工的。君主的角色类似于现代企业的董事长，而宰相的角色类似于总经理和职业经理人，君主理论上对国家拥有主权，对重大事物有决策权；而总经理则对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当然，在历史上，有宰相权力凌驾于皇帝的案例，甚至有篡权夺位的案例，但一般来说，君主被认为不应该处理过于琐碎的日常事务。

第二，君主是不可替换的，如果他的个人能力低下，对国家的影响就很大，所以不应该把所有事务都交到他的手上；而宰相是可以替换的，如果干得不好可以换，所以他管的事情不妨多一点，君主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个任免的权力，就能通过宰相去实现对国家的管理。

但朱元璋不愿意承认这两个事实。在他的脑子里，皇帝是最适合管理国家的人，这既包括他本人，也包括他的子子孙孙，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设立宰相这样一个妨碍自己执政的职位。而只有把所有权力都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里面，也就是所谓的“加强中央集权”，他的江山才能永固，才不会担心被乱臣贼子谋朝篡位。

很可惜，朱元璋虽然贵为九五之尊，权力极大，但却不能违背历史规律和客观事实。

在废除了丞相职务之后，朱元璋天天批几百个奏章，每天累个半死就不在话下了。问题是他的子孙十个里有七八个都不是当好皇帝的料，不是无心政事就是能力低下。于是朱元璋心目中绝对不可以假手于人的权力，还是无声无息的让渡到其他人的手里，这些人里面有内阁大臣，也有秉笔太监。而正因为这种权力让渡是非正式的，见不得光的，名不正言不顺，更是滋生了很多腐败和各种问题，

明朝的皇帝理论上绝不分权，但实际上真正能有效地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也就两三个而已。

讲到这里，顺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明朝的政治体制。

明朝在取消了丞相之后，由皇帝直接管理六部，原来的中书省只留下中书舍人这个职位。但皇帝再勤劳再有能力，也毕竟只是一个人，要管理的事务实在太多，也不能不找人帮忙。朱元璋的办法是设置几个顾问，协助自己办公，这些顾问必须要是饱学之士，也有一定的行政经验，既有学问有经验，所以称为大学士。后来明成祖参考着组建了一个内阁，辅助自己管理政务，内阁成员称为那个学士，这就是明朝的内阁制度了。

本来理论上讲，内阁学士只有建议权，大臣呈给皇帝的奏折，内阁学士看完之后可以写一个批复的建议让皇帝参考，夹在奏折里面，这建议称为“票拟”；而皇帝参考票拟用红笔作批复，称为“批红”。但随着明朝的皇帝越来越不务正业，这个票拟的实际执行率就越来越高，学士的建议权就渐渐变成了决策权，内阁也就渐渐变成了一个没有宰相名分，但有宰相实权的机构。

这个内阁制度对于明朝的实际运作和稳定性有很大的作用，但也一定程度上分薄了皇帝的权力。于是后来的皇帝又想了个办法，他觉得这帮内阁学士未必靠得住，于是让太监帮着自己批奏折。皇帝身边有个太监秘书机构，叫司礼监，领头的太监叫“秉笔太监”，理论上是皇帝的大秘书，但实际上在皇帝不干活的时候，秉笔太监就担任了宰相的工作。因为他掌握的是皇帝的御笔，帮皇帝写字，至于这御笔的主意是出于皇帝本人，还是太监擅作主张，外面的大臣也搞不清。

如此一来，票拟的作用又逐渐降低，权力又渐渐让渡到太监的手中。于是明朝后期太监专权的情况也就越来越严重，而大臣与太监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表面上看，这种朝廷大臣与内廷太监分权制衡的模式，似乎保证了皇权的高枕无忧，但这两个机构的明争暗斗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行政效率，也造成了大量的腐败和冤案。

明朝最后也就是在这两个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走到了终点，末代皇帝崇祯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最痛切的感受就是“没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