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同年代的广州人来说，摩托车有不同的符号意义。

30多年里，盛衰兴废的摩托车，是广州三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的符号——80年代，广州得改革开放之利率先发展，摩托车与这座城市共享尊荣；90年代，广州处在市场经济大潮的中心，一辆摩托车上，载着搭客仔们的一家老小；00年代，在繁荣与罪恶交织的广州里，摩托车成为了乱象的代名词。

（90年代，摩托车上的一家三口丨Getty）

可以说，一辆摩托车，折叠了三个时代的广州。

80年代，广州发展飞速。摩托车，是那个年代速度的代名词。

当时一部电影记下了这个飞驰而过的时代，它叫《雅马哈鱼档》，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部反映民营经济的电影。

（《雅马哈鱼档》剧照丨东方IC）

电影中个体户们围成一圈，共谈营商心得；晚上到音乐茶座喝茶听歌；一个名叫阿龙的黑黝小伙子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广州的街头巷尾……

（《雅马哈鱼档》剧照，阿龙新买的雅马哈摩托车引来围观丨图片来源于网络）

现实与电影相互斑驳，对于80年代国内大多数城市来说，这样的画面只会在电影里发生；但在80年代的广州，这样的画面却是一种常态——骑着摩托车的青年阿龙，是当时广州一批“个体户”的真实写照。

各种新事物、新的生活方式，涌现在广州的每个角落。人们对新生活的欲望掩盖了宏大叙事，春风拂过，撩动着整座城市。

（广州市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在繁华的商业街市上，时见骑摩托的个体户手持“大哥大”做生意丨《新华社》记者刘玉生）

串联整部电影的雅马哈摩托车，是那个年代的财力象征。在那个人均月收入只有一两百的年代，买上一辆价格上万的摩托车，跟现在买一台保时捷无异。

（80年代，广州海珠桥上骑摩托车的一家三口丨谢跃/FOTOE）

那时候，只要有人得到一台摩托车，首要之事就是到维修店去改排气管，好让摩托车能一路“轰轰轰”地怒吼着，叫嚣自己的不凡。

（广州街头骑摩托车的年轻男女丨Getty）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逐渐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赶上了摩托车的速度。十年间，广州人将脚下踩着的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在城市里自在驰骋……

（1996年，在广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一批女骑手在接受驾驶培训丨潘家珉）

1978年，广州市区登记在册的摩托车只有3833辆，当时车主大多数还是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但到了1988年，这个数字就一下子飙升至10万辆；4年后，这个数字又翻一番……

摩托车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1992年，广州市区登记在册的摩托车数量突破了20万辆。彼时，国内也兴起了摩托车热潮，各种品牌、型号的摩托车纷纷涌入市场。

（90年代广州交通图景，摩托车穿梭其中丨Getty）

当时的广州，城市公交网还未铺开，电车、自行车穿插而过，偶尔几辆摩托车会在中间穿梭，与一旁缓慢前行的自行车形成强烈的对比。

如果仔细留意，与许多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女子不同，一些摩托车的后座上，女子往往会与前方的司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动作僵硬，显得拘束。

而载着他们的摩托车会在某个地点停下，将后座的人卸下，然后又辗转马路旁，寻找要搭车的人。

（90年代搭摩的场景（福建石狮）丨《新华社》记者李明）

这种被广州人称为“摩的”——用来指以摩托车为工具来搭客的赚钱方式——的交通工具，最早出现在90年代初的广州街头。

早期的广州摩的司机（也称“搭客仔”）大多来自当时的郊区——芳村、天河、白云等地。当时广州兴起了城市建设的热潮，拆迁，成为了90年代的时代印记。一帮人脚下踩着的农田被水泥地覆盖，他们被迫丢下了锄头，当中有人成为辗转“城内外”（90年代，广州城只以形容老三区，芳村、天河、白云等郊外地区，都被称为“城外”）的摩的司机。

（1984年，广东顺德县城大艮镇街头的“搭客仔”丨安哥/FOTOE）

而这些人也因为摩的“进入”城市——相比起务农和进厂，摩的这行让他们与城市之间产生了某种关联。他们的车轮穿梭过城市的躯干，而收入上的改变——从前一天收入10块，变成现在一天收入100块——也让他们能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

（90年代广州市华南农业大学旁的小书店门前的摩托车搭客仔丨林磊/FOTOE）

为了接客，摩的司机还创新性地开创了“电召”服务，乘客在BB上留言，跟摩的司机约好地点见面。他们见面时，会心照不宣地交代姓名，好应对路上警察的询问。

可观的收入、灵活的上班时间，让城市里的摩的批量出现。

到了1997年，广州市登记上牌摩托车数量就高达40万辆，摩托车成为了广州市民除公交车外出的第二大出行工具。

（广州天河，总统大饭店外停在街边排成一排等客的摩的丨孙海/FOTOE）

与之同时，政府也在接连不断地开展各种限摩行动。

1991年，广州开始每个月限发500副车牌，控制主城区摩托车数；1995年起，广州市区不准新的摩托车入户；1998年，广州全面停止核发市区（旧8区）摩托车号牌；1999年起，市区全天24小时禁止番禺、花都、从化、增城4地摩托车进入……

瓶口越缩越小，想要进入场内的人开始缩起身子，或是蹲下身子，用各种各样的姿态挪步前行。

针对本市摩托车的政策出台后，本地的摩的司机首当其冲，接连退场，一大批外市籍号牌的摩托车纷纷涌入，填补空缺。

（2006年，广州街头的搭客仔丨Getty）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广州的摩的几乎变成外来务工的天下，九成以上的搭客仔都来自于广州以外的地方。

与本地帮相比，这群从外地来的摩的司机就像墙边的青苔——坚韧而顽强。

（2006年，广州街头穿梭的搭客仔丨Getty）

虽然1999年开始，政府开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限制郊区及外来号牌的摩托车在市区内行驶，但这完全无法阻止外地号牌摩托车在城市中驰骋。由于无法办证，各种无牌无证的“黑摩”还开始在角落处暗地生长，自成江湖。

大量外地号牌摩托车的涌入，致使全市中心城区的摩托车保有量一度高达79万辆。当时的广州被称为是“跨在摩托车上的城市”，从广州出发，摩托车可以排到郑州去……

（广东警方在广州市近郊一次针对外地车牌“摩托车搭客仔”的大规模清查行动丨陈海平/FOTOE）

普通人并不在乎这些抽象的数据，他们只记得当时较场西摩配一条街和中山三摩配城的门口，常年被堵得水泄不通。随处可见的摩托维修点，通常忙至深夜，一天下来，能赚个三四百块钱……

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这并非是件好事，他们眼里，尽是摩托车驶过，扬起的漫天尘埃。

由于体型的轻便，许多摩的司机会不顾交通规则，随意变道、冲灯、乱窜，导致意外频出……

（2002年6月29日，在广州市广州大道上，一群摩托车在快车道上胡乱串行，抢道拉客，成为市区公共交通恶流丨李江松/FOTOE）

而最为人所诟病的，莫过于在90年代末诞生自珠三角城市的一种新型犯罪手法——飞车抢夺。不法分子借助摩托车的便捷与快速，骑车抢夺路人的手提袋、手机和金项链……

（2005年7月28日，广州，民警从飞车抢劫犯罪嫌疑人身上缴获一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是一个被扯断了背带的女士背包丨陈昆仑/视觉中国）

到了后来，飞车抢夺甚至演变成了“砍手党”，当犯罪分子抢夺财物时候碰到被害人反抗，他们就会残酷地砍掉对方的手，让其无法反抗。

广州街头因此出现了一大奇观：部分地区的治安员会配备一条装有钩子的铁棍，每逢看到飞车党作案，他们就会拿铁棍勾倒犯罪分子的摩托车，将其抓获。这种武器叫做“钩镰枪”，是飞车抢夺时期的专有产物。

（广州使用新型“绳索飞钩”(俗称“钩镰枪”)擒拿“飞车党”丨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飞车抢夺成为了广州公认的“四害”。一段时间内，在2005年，广州市的“两抢”“两盗”事件占了刑事案件的2/3，其中飞车抢夺是最常见的犯罪手法。

（2003年8月26日，广州街头提醒防范飞车抢夺的警示牌丨max/视觉中国）

但到了如今，人们对于飞车党的印象都随着10年的禁摩变得模糊，只有提起两个名字的时候，这些回忆才会鲜活起来。

2006年8月13日晚上，湖南籍打工妹邓哲玉倒在了广州黄埔大道上——她遭遇了飞车抢劫。由于死死抓住装有23元现金的手提包，头部遭受重击，她的人生从此定格在那个晚上。

而在半个月后，在她倒下的2.1公里外，安徽籍打工妹朱凤梅的芳华也消逝在飞车党的轮子下。这让大众对摩的的厌恶情绪推至顶峰——就像如今的滴滴一样。

彼时，跑摩的维生的罗师傅看到了这条新闻，心中百感交集。同行有人专门发起了捐款，但无人知晓。身为一名摩的司机，在这个时刻，他们摩的的身份跟这个行业一同被妖魔化。

没有人愿意知道摩的司机难处——当然，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不知道这个游走在法规外的群体，也同样在面临着罪恶。

在“邓哲玉事件”一个月前，广州市破获了一个抢劫团伙，他们在过去一年里杀害了8个人，其中6人是被抢劫杀害的摩托车搭客仔。

（2007年4月30日，广州，犯罪分子抢劫摩托车司机恶性事件，受伤的摩的司机头部颅骨开裂丨任军亮/视觉中国）

但在一个月后，对摩的司机的同情和关注，就变成了一句句指责与咒骂……

“邓哲玉事件”三个月后，广州进入了全面禁摩的倒计时。

（2006年12月31日，广州禁摩前最后一天，大沙头某摩托车店前，摩托车主们在抓紧最后的机会转让出售自己的摩托车丨小春/视觉中国）

禁摩前两天，曾经的“摩修一条街”“摩配城”，早已随着2004年开始的逐步禁摩行动而充满萧条感。“摩修一条街”东华西路上，只剩下一间摩托车维修店孤守阵地，犹如风中残烛。

两天后，全市禁摩。10万搭客仔以及这座城市50万辆摩托车一同消失在人们的眼前。

（2007年2月12日，广州，禁摩第一天，由于外面“风声”太紧，陈国文等几个平时搭客的老乡聚在一起打牌，在以往，这时候他们都应该在外面跑摩托丨南方都市报卢汉欣/视觉中国）

有的搭客仔走下了摩托车，走进了人才市场。在禁摩后的一个月里，人才市场长期人头涌动，里面大多是因禁摩丢了饭碗的搭客仔，但真正在这里实现“再就业”的，不过三成。

（2007年，做了7年摩的司机的区建生郁闷地在天河区劳动力市场门口抽烟，原来一起搭客的朋友罗杰(右)在听了他对市场内招聘企业的介绍后，连到市场内看看的热情都被打消，跟着他抽起了闷烟丨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余大部分搭客仔就和这50万辆摩托车一般，或是转战花都、增城，或是回到省外，又或者跟着车子一同进厂——只不过一个是进厂报废，一个是进厂打工。

禁摩当天，马路上一派井然有序之象。有关方面宣布，街面“两抢”、交通事故、交通堵塞等警情分别下降了三成、四成、五成。

（拥堵的城市里，摩托车行走于小车大车的夹缝中丨杨曦/视觉中国）

但犯罪并没有因为摩托的消失而消失。在全城禁摩后，广州街头出现了新型抢劫犯罪方式——抢劫团伙在路边行走的人直接拉上面包车，驶离事发现场。

（2007年1月1日晚8时，广州大沙头旁江湾酒店路口。马上全面禁摩了，“打击飞车抢夺”的牌子依旧，值勤的保安说禁摩并不会让他们轻松多少，汽车抢夺更凶残丨傅光/FOTOE）

全城禁摩，看似是给广州做了一次大扫除。但本质里，脏乱——无论是飞车抢夺，还是火车站上的贩毒犯，抑或是后来出现的面包黑车——是那个年代广州的底色。

摩托车的消失，治安的一时好转，也阻挡不了那个商贸业繁华的大都市背后，危险与罪恶的接连上演。

再谈摩的，感觉就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一般遥远。可实际上，它才离开了10年。

（2003年8月，广州番禺市桥，街道上的摩托车丨张国声/FOTOE）

其实在这10年间，摩托车并非完全离开了这座城市——在芳村、金沙洲、棠下等地，依旧能看见为“城郊最后一公里”而坚守的搭客仔——但广州人与摩托车的牵绊，摩托车对一个时代记忆的承载功能，已然随着禁摩而幻灭。

（2018年7月15日，广州，“坐车坐车，十块一位！”八点过后，陆陆续续仍有搭客仔在人民路边上招揽生意丨YonasChou/视觉中国）

虽然禁摩后，有更多的事物替代了摩托车，继续叙写这座城市的变化。

但实际上，藏在摩托车表征背后——那些普通人对发家致富的梦想；那些外地务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那些张牙舞爪，发生在城市角落的罪恶——仍日夜不停地上演在这座城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