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官场人事更迭。李士桢在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致仕，吴兴祚也因受到言官弹劾，在1689年（康熙二十七年）卸任。开海贸易以后，除当年的“藩商”势力外，广州又冒出了以两广总督为靠山的“总督商人”，以广东将军为靠山的“将军商人”和以巡抚为靠山的“抚院商人”，号称“四大官商”，把持全部对内、对外贸易。

洋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在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一年，英国商船麦士里菲尔德号，运载一船绒布，抵达澳门。时任海关监督的沙里布，带着赫赫有名的藩商洪顺官和总督商人施美亚，亲自到澳门，丈量船只，并答应英国人，降低原税额四分之三，以示朝廷柔远之意。

洪顺官发迹于藩王时代。当年在藩王翼下，势力最大的商人，是“江西优童”（即娈童）出身的沈上达，但因为他与藩府关系过密，削藩时受到连累，被查抄家产，锒铛入狱，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沈上达死后，藩商受到总督商人、将军商人和抚院商人的挑战，势力大不如前。而洪顺官仍然可以几乎垄断中国与荷兰的生意。在洋商眼里，他是广州坐头把交椅的藩商，但与官府的关系，则不如施美亚紧密。

 

他们是谁

是官员吗

还是商人？

洪顺官不是他的本名，洋商称他为“Hunshunquin”，中国人把“quin”译作“官”，后来多写作“qua”。十三行行商的名字，大多加上这个“官”字做尾巴。它的原意是什么，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葡萄牙语的quadro（油画），因为广州有很多外销画的画家，名字也被加上了“qua”。但画家与洋行行商，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都有这个尾巴？很可能，“qua”只是表明此人是一家做洋人生意的商号老板，当洋商恭而有礼地称呼“Hunshunquin”时，其实意思是叫“洪老板”。美国学者马士（H.B.m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特别提到了这位洪老板：“其他商人都很尊重他。而他不仅有力量反击其他商人的诡计，甚至高级官吏的诡计他也敢反对。在当时与英国贸易的所有中国人中，只有洪顺官一人可以和后来的行商相比。很多外国观察者对于他兼有惊人的商才和信用表示赞美。”

洪顺官登上了麦士里菲尔德号。英国人对他并不陌生，以前船上的第三大班与他做过生意，双方都很满意。洪顺官以最诚恳的态度，向第一大班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表示，他打算以最高价把船上的绒布、羽纱全部买下来，并以最低价向英国人提供他们急需的生丝、水银、松萝茶、丝绸等优质的中国货，还可以说服海关降低税额。这种优厚条件，是英国人难以拒绝的。

洪顺官似乎真有通天本事，麦士里菲尔德号是一艘载重250吨的单层船，尽管它的尺寸符合二等船，但海关却按三等船课船钞。洪顺官轻轻一甩衣袖，就给英国人送了一笔厚礼。这艘船被允许进入广州黄埔港，道格拉斯被安排在洪顺官的商馆下榻，还租了一间房屋，整个季风期，只要五十两银租金，而且雇了几个仆役。官府对洋商进城的限制，并不太严格，英国人不时跑进城里，到店铺打听行情。各家洋行买办，像闻到腥味的苍蝇一样，整天围在每个他们见得着的船员、通事（翻译）周围，这家报价，那家还价，吵得人三日耳聋，但道格拉斯心里，早有了不二之选，那就是洪顺官。

 

 

 

 

然而，洪顺官把英商“收藏”在自己家里，不让其他人染指的做法，激怒了总督商人和将军、抚院商人，他们以洪顺官包揽生意，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为由，跑到肇庆，向两广总督石琳告状。石琳祖姓瓜尔佳氏，字琅公，汉军正白旗人。官声还算良好，有“石佛”的外号。洪顺官被押到肇庆，几乎身陷囹圄，最后花了大笔钱财，才得以脱身，返回广州。这似乎成了他手眼通天的另一个证明。

但噩梦还没完。洪顺官把英国人的绒布运到自家仓库，准备寻找买家，这才发现绒布问题多多，有的破损了，有的尺寸不对，有的颜色不对，有的质量很差，他顿时火冒三丈，要求英国人把货物价格打折，而道格拉斯则东拉西扯，就是不肯答应。期限一到，海关上门收税了，这批货还搁在洪顺官的商馆里，没有脱手呢。洪顺官气呼呼对海关官员说：货还没卖，哪有钱交税，找番鬼佬收去吧。但官员说：你和番鬼佬之间的事我们不管，货你收下了，到期就要交税，你不交税，这批货就要没收。

最后道格拉斯只好先垫付了关税。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十月下旬，转吹东北季风，本该是洋船返航的时间，却有一艘从马尼拉来的商船入港，运来了大批英国布匹，比道格拉斯的便宜三成，同时在广州大肆搜购生丝、熟丝，把市场价格节节推高。总督商人、将军商人和抚院商人，都来分羹抢食，一会要英国人买他们的瓷器，一会又忙着推销丝绸，闹得道格拉斯头昏脑胀，洪顺官也焦头烂额。

广州黄埔

 

谈判纠缠到第二年春天，麦士里菲尔德号错过了返航的时间。总督和巡抚开始追问南海县，为什么英国人还没离开？南海县宰也急了，派差役把道格拉斯的通事和洪顺官，一索捆了，收进衙门，像朝廷重犯一样，细细研审，逼那个无辜的通事马上回答：麦士里菲尔德号到底几时可以离港。通事被追问得满头冒烟，如何答得出来。

事情僵在那儿，没个了局。最后海关出面解围，同意用六千五百两纹银，收购这批货的一半，但只付了五千两，还欠一千一百两。海关只想英国佬赶紧走人，但道格拉斯坚持不收足不起锚，他对官员说：海关监督赚大发了，因为绒布更适合北京的气候，等监督大人任期届满后，把这批绒布运到北京，可以卖出比广州高得多的价钱。双方为此又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海关退了一步，答应道格拉斯，把欠款用来抵扣他垫付的关税。

那些总督、将军和抚院商人们，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幕。这笔交易，道格拉斯成功销出了他的绒布，也买到了他想买的货物，而洪顺官亏得一塌糊涂，还惹了一身官非，似乎从此一蹶不振了。三年后，当另一船英国船到来时，已不见了洪顺官的身影。

 

粤海关官员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8月，麦士里菲尔德号装着白铜、生丝、丝织品、上等茶叶、水银、胡椒、黄铜币、扇子、瓷器、麝香、茶桌和金块，解缆升帆，满载而归。当道格拉斯望着渐渐远去的黄埔港时，在日记中写下了：“我们在这些诡诈的中国人当中碰到了很多麻烦和困恼——他们的原则容许他们欺诈，你每天在其中工作会使你学会机巧。”他感叹：“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恼人事件发生，但我希望很快就能把它们制止。”

麦士里菲尔德号的经历，让洋商清楚地意识到了“四大官商”的存在，编年史记述：“道格拉斯在广州所做的全部交易，除了与那四位享有官吏保护的‘大官商’外，他和其他商人做交易一次成就都得不到，虽然他们都很想参加交易，却‘不敢破例’去冒犯那些大人物。”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到达广州的英国船长汉密尔顿（C.A.Hamilton）有相同的遭遇。粤海关指定林官、安官和兴秀（英文写作“Hemshaw”）三位商人与他交易——“shaw”和“quin”或“qua”一样，是早期对行商的称呼——这三个人包揽了他的全部货物。汉密尔顿企图绕过他们，把货物用小船分批偷运上岸，与其他商人交易。但他发现，除这三人之外，广州没有任何商人敢与他接触。

1698年，英国成立了“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与原来的“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公司”并驾齐驱。1702年，两家公司合并，改称“英商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简称“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企业，得到议会正式核准，不仅代表大英帝国与大清进行贸易，甚至还有进行战争和缔结条约的权力。换言之，当英国极力反对中国的官商垄断贸易时，他们自己则建立了强大的贸易垄断体系。

开海之初，在“编年史”中出现的广州行商姓名，至少有洪顺官、施美亚、林官、安官、兴秀、海官、黎安官、平官等人。对早期的行商，中国文献很少记载，他们的名字，大多是根据外国文献转译的，而外国文献又是根据中文发音所译，不同国家的文献，对一个人的名字往往有不同的音译，以致经常搞混，让后人很难辨识。

广州行商给洋商的总体印象，并不太好，虽然个别人得到“诚实”的评价，但大部分的评价是“诡诈”。英国大班洛克耶（Lockyer）说过：“我看黎安官是一极诚实的商人，安官、平官二人亦可谓中国商人中之诚实者。”其他行商都不太诚实，洛克耶列举了他们的种种诡诈之道：在收购货物后，发现滞销，就借口货物损坏、短缺，强行退货，哪怕交易已完成了三四个月，也不肯认账；或借口推销商品，跑到洋商住处盗窃；或在秤上做手脚，大斗小秤，乘伪行诈。这些人以奸诈作为消遣，“他们在孩童时代的诚实，已丧失到所剩无几”。（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