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互相抢客，压价抬价，勾心斗角，愈演愈烈，反映了广州的外贸市场，乱象丛生。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前后，在四大官商之外，又出现了几个所谓的“皇商”，号称有皇太子做靠山，一般不知底细的商人，难免望而生畏。

在那个潮湿而温暖的春天，英国商人传得沸沸扬扬：“广州出现了一个新怪物，名叫皇商，他付给朝廷四万二千两银，获得对欧洲人贸易的独占权，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干预他，除非他认为有价值，才准加入合伙。”这个消息，吓住了许多准备到广州的洋商。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夏天，在澳门停靠了好几条英国船，对到底是去广州，还是留在澳门交易，犹豫不决。除了担心皇商外，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据说现任海关监督安泰对洋商很不友好，一艘英国商船在黄埔晾了五十多天，也没开始交易。

英商先派一名代表到广州，与安泰见面，试探他的态度。然后，黎安官到了澳门见英国大班，竭力劝英国人到广州。海关监督不久就要换人了，据说接任者对洋商态度颇友好。至于皇商，虽然确有其人，但在广州十分孤立。此人是盐贩子出身，曾因中饱盐税，被逐出省外，不久又卷土重来，自恃有皇室撑腰，企图独揽对外贸易。这个人其实既无货物，也无本钱，玩的是空手套白狼，海关也非常讨厌他。

黎安官安慰英商，不必害怕这个皇商，广州的各大行商已准备联合起来，争取海关监督的支持，共同对付此人。黎安官建议，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先丈量船只，然后进黄埔港，领取执照，做好各种准备工夫，等新监督上任后，再正式交易。英商听从了他的建议，七月下旬，肯特号、伊顿号和斯特雷特姆三条英国船，陆续从澳门驶入黄埔卸货，大班则到广州领取交易执照。

9月9日，三条船都卸完货了，两天后，在海关官员、通事陪同下，皇商到商馆开包验货。这人果然面目可厌，大摇大摆，东瞧西看，随便用手一指，说这箱货值多少钱，那箱货值多少钱，钉嘴铁舌，言出价定。然而，当英商把准备采购的清单给他时，他却要英商借钱给他备货。虽然以前当洋商委托行商采购某些商品，而行商资金不足时，也确有预付货款的先例，但这是基于过往交易的信用，英国人对这个皇商的底细，毫无了解，怎么肯贸贸然借钱呢？

按照常规，商人要把货物价值的4%，作为规礼送给监督本人。这种陋规，不列入官方的正式则例，属于孝敬海关监督的私贿。但势焰熏天的皇商，已公开扬言，他只缴纳正常关税，不会多给一个铜板的规银，完全视海关若无物。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卸任的安泰，心急火燎，因为一笔丰厚的规礼，眼看要见财化水，恨不得一巴掌把这个皇商拍到珠江里去。他要求黎安官、安官、喜官、平官、严浦秀等行商，撇开皇商，直接与英国人交易，三天之内，必须谈妥贸易条件。大家都不敢怠慢。

英国人把伊顿号上的欧洲货物，全卖给了黎安官一人。各行商也积极为英国船备货。黎安官叮嘱英商，暂时不要公开他们之间的交易，以免皇商从中捣乱。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皇商很快知道实情，勃然大怒，直奔肇庆，向两广总督郭世隆告状。坊间相传，皇商与郭世隆的儿子过从甚密，承诺把这笔生意的一半分给这位衙内，以换取他的支持。行商们慌了，为了自救，迅速串联起来，向总督反诉，指这个皇商专做无本生意，信用又差，是英夷不肯与之交易，并非我们排斥他。

双方都摊牌了。郭世隆命令广州知府朱国宁调查。这个皇商平日过于嚣张，省城里没有人喜欢他。知府领了宪谕，一丝不苟，派员上门彻查皇商的仓库，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什么货也没有，于是如实稟报总督。事实俱在，总督也很难替皇商说话了。10月14日，全体行商去海关见安泰，希望他亲自向制台大人陈情，否则，大家做不成生意，不仅商人吃亏，监督本人的利益也会受损。这正是安泰最着急的事。

10月18日，安泰到肇庆与两广总督郭世隆见面。行商们忐忑不安地等着他的回音。两天后安泰回来告诉大家，制台大人已同意把生意交回给行商去做，但希望大家凑点钱给这位皇商，作为补偿损失。大家都松了口气，就当破财挡灾，赶紧凑了五千两银子，把他打发了事。没过多久，昙花一现的皇商，便从广州消失了。

成功赶走了皇商，行商们愈发觉得，联合起来是有用的。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厦门发生了英船安妮号事件。起因是厦门的行商，拖欠英商两千多两银的货款，赖账不还，官府包庇行商，把安妮号逐出港口。英国人一气之下，把一条开往巴达维亚的中国货船扣下为质，逼中方还钱。厦门水师也不示弱，出动了几十艘兵船，还带着一些载满燃料的小船，摆出围攻安妮号的架势。英国人大惊，匆匆斩断缆绳，逃出大海。这一事件，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下令他们的商船，改往广州进行交易。

 

茶行会馆

英国商船马尔巴勒号、苏姗娜号、长桁号，都在安妮号事件的翌年夏天，抵达澳门。但因为发生了厦门事件，他们没摸清广州官府的态度，全都寄碇氹仔，观望风色。这引起了葡萄牙人的不满，他们视澳门为禁脔，不欢迎信奉新教的英国人到来。他们宣称，如果英国人一意孤行，誓必报复。

英商面临前狼后虎的局面。东印度公司命令三艘船的大班，放弃一切内部争执，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协同进退，共克艰难。公司要求他们在广州“必须贡献出最大努力，增进我们三艘船的共同利益”。管理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写信给广州的行商，了解情况。

当时广州行商以林官与安官，实力最厚，控制了大部分与欧洲的贸易，英国人请他们到氹仔会晤。但安官没答应，只是复信说，广州与安妮号事件无关，有司欢迎英国商船，他们可以放心把船开到虎门。英国人仍然举棋不定，马尔巴勒号第一大班芬威克（Fenwick）独自乘小艇到广州，拜访林官、安官，当面盘察。

两位商人都客气地摆出生果茶品相待，称广州不是厦门，制台大人已保证英商在广州的安全，在广州交易，万无一失。海关监督哈尔金也表示无任欢迎，并授予英商前所未有的特权：一、英商大班可以随时与海关监督相见，无需等候；二、英馆前张贴许可自由交易的布告，不得骚扰；三、英船可以随意任免通事、买办及其他类似的仆役；四、英商大班和船长以悬挂旗帜为号，进入海关时不得阻拦；五、英船可储存海军军需品，不得加以任何课税；六、海关不得延误英船需要的出口关单。

在得到种种保证后，英国人终于下决心到广州。7月31日，马尔巴勒号、苏姗娜号在引水人的带领下，小心翼翼，驶入黄埔港；8月8日，长桁号也入港了。在习习凉风中，所有船只的上帆、纵帆和三角帆，都已落下。海关人员开始登船丈量。

丈量船只也大有讲究，从船头最前的一点，量到船尾最后一点，是一种量法；从前桅量到后桅，也是一种量法。两者尺寸大不相同，交的钱也大不相同。按哪种方法量，端的看洋商是否“识趣”，若肯纳些钱物，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丈量完成以后，周围的洋船鸣放礼炮，船员们爬到桅杆高处，向海关人员挥手欢呼，表达敬意。这时，海关的船只上，也会敲响大锣，作为回礼。震耳欲聋的炮声和锣声，在天空久久回荡，仿佛告诉人们，交易正式开始。

洋商在广州并没有自己的商馆，他们是租用本地行商的商馆和仓库。汉密尔顿船长写道：“到广州后，粤海关将我和我的下属以及货物安置在一间行馆中，这间行馆属于他手下的一名商人。里面只有法国人，他们后来也租用了一间商馆并可以随意拜访我。”（汉密尔顿《新东印度群岛旅行记》）

这种情况，至少到康熙朝的最后一年，也没有改变。1721年（康熙六十年）到达广州的英国船长乔治·夏沃克（George Shelvocke）记述：“英国商人在广州没有固定的商馆，只被允许在江边租赁大商馆或者商行，商馆带有货仓，方便洋商们将货物寄存于此，直到离开。”（夏沃克《经南大洋航路环游世界》）这些商馆与仓库，大部分集中在西城墙外的江浒地区，也就是怀远驿的南面。商船在黄埔泊岸，完成各项手续后，便用小型驳船（洋人称为“官印船”）把货运到城西的商馆区贮存，等候交易。

英商与林官、安官见面洽谈。这个过程令英商甚感不快，因为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两人包揽了与这三艘英船的全部交易。当初英商拒绝让皇商垄断，现在也不愿意让林官与安官垄断。但这两人实力最大，背后的靠山，似乎很牢固，其他行商都不敢与之作对。因此，英国人私下尽管骂骂咧咧，发泄着对林官与安官的不满，但还是不得不依靠他们，与其他行商，只能在暗中进行少量的交易。

这三艘船上的货物，无非是些铅、毛织品和琥珀之类的商品，总价值不过一万五千两，而它们走的时候，装满了茶叶、瓷器、白铜、糖、明矾、樟脑、水银等。长桁号比较小，采购的茶叶多得装不下，要委托苏姗娜号帮它运一部分。三船购货的总价值达到五万四千两。为了避免在归途遇上海盗，造成额外损失，英国人把剩余的钱，留在广州作投资，或委托行商替他们放贷收息。这成了后来很多洋商仿效的做法。在朝廷“厚往薄来”的政策主导下，巨大的贸易顺差，这时已开始形成了。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又有几艘英国商船驶往广州，包括卡纳冯号、萨勒姆号、埃塞克斯号、桥水号等，还有一些奥斯坦德和法国的商船，停泊在黄埔港。奥斯坦德公司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悬挂双头鹰旗，被广州人称为“双鹰国”。多年来，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异常激烈。东印度公司要求英商继续组织大班管理委员会，共同对付海关与行商，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他国家尤其是奥斯坦德挤出市场。管理委员会觉得，应从打破林官与安官对价格的垄断入手，才可能扩大贸易。

7月，南风强盛，萨勒姆号、埃塞克斯号、桥水号先行到达，卡纳冯号因为在英吉利海峡遇上风暴，延误了一个月，8月22日才到广州。船刚靠岸，就听到一个消息，林官在这一天去世了。英商忧喜参半，一方面不需要再花心思对付林官了，市场的阻力，无形消解了一半；但另一方面，只剩下安官一个寡头，也可能更难对付。

英商运来的货物不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采购，尤其是茶叶，几乎有多少要多少。广州市场的茶叶，大部分是从福建运来的，主要品种有武夷茶、白毫茶和产自安徽的瓜片茶、松萝茶等。清人郭柏苍的《闽产录异》写道：“昔年闽茶运粤，粤之十三行，逐春收贮，次第出洋。以此诸番皆缺，茶价常贵。”等卡纳冯号来到时，上等茶叶已被抢光了，只能抢次一等的。行商们趁机抬高价格，以次充好，英商为了抢占市场，通通都要。几个月后，当卡纳冯号离开广州时，船舱被两千两百多箱和两百桶质量一般的茶叶，堆得满满的。

林官突然去世，人们忽然看到了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不少商人摩拳擦掌，要尝鼎一脔。大行商们认为，如果听任小商人大量涌入，恶性竞争，势必玉石俱焚。必须有一套机制，把那些浑水摸鱼、不具实力的小商家挡在门外；但同时也要避免再让一两个寡头把持市场。驱逐皇商成功的经验让他们觉得，联合起来的时机到了。于是，经过各家协商，决定结成同盟，共同管理市场，有钱齐齐赚。安官似乎没有反对结盟。

在林官去世四个月之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12月25日——还在广州的洋商们正在过圣诞节，广州十六家行商，举行了隆重的结盟仪式。他们在神灵面前，焚香礼拜，宰鸡啜血，立下了十三条行规。行规的英文文本，收录在“编年史”中，梁嘉彬把它重译成中文如下：

一、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誓图报称。

二、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三、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应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四、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得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

五、货价即经协议妥帖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

六、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

七、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八、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按似指古瓷），任何人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九、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

十、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装货合同时，均须先期交款，以后须将余款交清，违者处罚。

十一、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

十二、行商中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十三、头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从行规看，主要是为了防止一家垄断或多家恶性竞争。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茶叶，对手工业品和瓷器等商品，管制并不很严。广州的大部分行商都入盟了，称为“公行”，没入盟的，只剩下四五家。梁嘉彬在研究著作中称赞：“自经此项盟约后，行商有一公平严密之组织，商人彼此间不至再互相排挤而使外人独享其利，亦不使行商肆行欺诈而使外人独受其害。此种公平迈进之精神，诚可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