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商船沃波尔号本来是与埃梅莉亚公主号等三艘船一起出发的，但途中因船身受损，进行维修，延误了一个夏季，到达澳门时，已是1723年（雍正元年）四月了。这年来广州的英船，还有剑桥公爵号、蒙塔古号、哈特福德号和安公主号等。这时，国丧已经结束，一切正逐渐恢复正常。

陈寿官在澳门迎接沃波尔号，他表示可以包揽下全部买卖，但现在6%的关税太高了，关税是要行商承担的，加上各种杂税、规礼，全广州城只有一两个行商扛得住，大部分行商都要破产。他希望英国人能向海关求情，降低关税。

然而，海关一口拒绝了英商的请求，陈寿官趁机劝说：粤海关太贪苛了，不如改到厦门去吧。虽然几年前厦门发生过安妮号事件，但早已事过境迁，现在当地官府与行商们都欢迎英国人去。广州的茶叶，本来就是从福建运来的多，樟脑也是台湾、福建特产，何不就近采购？价钱可以更加便宜。陈寿官在厦门也有商馆，规模不小，他本人就是刚从厦门过来的，英商想要的茶叶、樟脑、明矾、糖、白铜，那边统统都有，保证利市三倍。他还把从厦门来的行商寇卢介绍给英商认识，寇卢也极力怂恿英商转去厦门。

这个提议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洋商在广州做生意，越来越头疼。关税重如山，海关寸步不让；茶叶市场被几个大行商垄断着，每个大行商的背后，都有一座门禁森严的衙门，当年四大官商的影子，挥之不去。

雍正帝登基后，种种迹象显示，朝廷的对外政策，似乎更加摇摆，以放宽与收紧之间，迟疑不决。1723年（雍正元年），朝廷重申了“商渔舡只如出外洋者，十船编为一甲，取具连环保结，一船为匪，余船并坐”的律例，广东总督杨琳奉旨下令，所有出海渔船，都要编上号码，刊刻籍贯，船头涂上红漆，桅杆也要涂红一半，写上黑色大字，以资识别。走私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这一年，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从澳门进入广州时发现，前山寨、虎门寨和濠营三处，都在开展修筑城垣、炮台的施工；左翼镇标水师驻扎黄埔，监视洋船进出。军队对洋商的敌意明显增强，“编年史”写道：“军队已经开始找麻烦，不断派人来检查各船的军备，不承认悬挂旗号小艇的免检特权，用各种借口检查海关官吏已经验过的货物，要打开已放在甲板下货舱的包装货品——显然这些意图是勒索礼品。”

另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情，是康熙年间发生的所谓“礼仪之争”，即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时，如何处理其教义与中国祭祖敬孔的传统礼仪矛盾的难题。尽管耶稣会对中国赞美有加，但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却质疑：儒家经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与拉丁文Deus意义是否一致？敬天、祀祖、祭孔是否属于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大家争论不休，以致罗马教皇要出面裁决，1704年宣布七条禁约，包括把春秋二季的祭孔子和祭祖宗大礼，视为异端，凡入天主教的官员、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家里不准有先人的神主牌位，等等。

拜天地、拜祖先，是华人生活的头等大事，禁约一出，华人教徒乃至一般士大夫，无不哗然，抵制的呼声，响彻朝野，不少人鄙夷地讥斥：西洋传教士有几个真正看懂四书五经？有几个真正领会了儒学的深文奥义？丑夷异类有何资格妄议中国文化？尊崇天地君亲师，乃天下通义，不容弃废。事态的发展，迫使康熙帝不得不改变对西方比较友好的态度，先是下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取朝廷的信票，声明永不返回欧洲，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继而把教皇特使驱逐出京，羁押在澳门至死。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广东碣石总兵官陈昂上疏称：“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敕早为禁绝，毋使滋漫。查康熙八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直隶各省立堂入教，著严行晓谕禁止。但年久法弛，应令八旗直隶各省，并奉天等处，再行严禁。”康熙帝御批：“从之。”（广东省方志办、广州市方志办编《清实录广东史料》第1册）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禁教，吹响号角。

然而，出于对耶稣会的好感，康熙帝的禁教，雷声大雨点小。雍正帝即位后，延续着前朝的政策，1724年（雍正元年）1月12日上谕：“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广东省方志办、广州市方志办编《清实录广东史料》第1册）朝廷禁教的办法，是把散居各地的传教士，限期驱往澳门或集中于广州，各地教堂或拆毁，或改作他用；禁止中国人信教，更不准满人信教。

广州是外国传教士较多的地区，气氛一天天紧张，来广州贸易的洋商，心头无不笼罩上一层厚重的阴影。加上粤海关突然不再专设监督，改由广东巡抚兼管关务，意味着地方官把手伸进了海外贸易领域，为了补贴内政，难免要打海关收入的主意，令更多本来与海外贸易无关的官吏，都有了分肥的要求，大大加重交易成本。

现任广东巡抚年希尧，字允恭，祖籍安徽怀远，后入汉军镶黄旗，其妹是雍正帝的敦肃皇贵妃。他在历史上留名，并非因为政绩，而是因为在数学、科技与医学方面的贡献。他的《测算刀圭》《面体比例便览》《对数广运》和《视学》等著作，在中国的数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奉旨掌管粤海关当年，他的另一本著作《集验良方》面世，对养生、伤寒、感冒、瘟疫瘴气、脾胃、暑证、泻痢等，均作了长篇论述。

英商们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位热心钻研医术的巡抚，会给他们开一服什么样的药。传说有个叫的黎光华的行商，向抚院缴纳了二万四千两银，承包了全年的对欧洲贸易。黎光华是十三行最主要的行商之一，他经营一家资元行，用铜钱从交趾（越南）买回黄金，再把黄金卖给欧洲人，从中发了大财。他和巡抚衙门上下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些悲观的行商跑到厦门另组公行，洋商也纷纷移船就岸，转到厦门去了。澳门的十字洋上，顿时冷清了许多。但英国人并不想跟着去，毕竟他们更熟悉广州，而且在欧洲航线上，广州比厦门近，少跑一千多里水路，这让他们的交易时间更加充裕。

在各种谣言阴影笼罩下，沃波尔号顺利地完成了贸易，陈寿官、谭康官和葵官几个大行商，提供了一千五百担茶叶，还有数量可观的丝织品、生丝、水银、银硃、白铜、糖、冰糖、干姜、明矾等，这艘载重490吨的船，塞进了460吨的货物，加上船员的粮食和日用品，几乎要超载了。在它之后的剑桥公爵号、蒙塔古号、哈特福德号和安公主号，也都吉星高照，收获满满。但他们确实听到很多行商破产的消息，一些去年还和他们做生意的行商，今年已经消失了，商人们都颇为沮丧。

1724年（雍正二年）到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只有麦士里菲尔德号一艘。它7月到达澳门时，发现一艘欧洲商船也没有，往年这个时候，早已风帆如织。由于受到禁教和驱逐传教士的影响，法国人几乎不敢来了，黄埔港里只有两艘双鹰国的船和几艘来自印度的港脚商人（即不属哪家公司的散商）船只，三三两两，东零西落。唯一一艘法国船，也不是从欧洲来的，而是从印度的法属殖民地本地治里来的。这让英国人惊喜交集，惊者，广州情况真的如此糟糕？喜者，他们没有了其他竞争对手。

在广州，能够和麦士里菲尔德号交易的，只剩下陈寿官等寥寥数人，很多行商因为生意冷落，日吃月空，都负债累累，自顾不暇。英国人一上岸就听说，连一向与中国关系最好的法国人，也受不了海关过于严苛的搜查，与关吏争执，演变成一场斗殴。官府想关押法国船长，船长拒绝服从，官府就把与法国人的保商杨官关进了牢房。英国人对此十分担忧，但陈寿官保证，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自有办法应付官府。

果然没有人找他们麻烦。7、8月间，英商与陈寿官完成了交易。陈寿官买下了麦士里菲尔德号的毛织品，而英商则向他订购了九千多匹丝织品、一百五十担生丝、一千担茶叶、一千担糖和一千三百多担白铜。情况似乎不像传说的那么糟糕，来广州还是正确的，至少总督与巡抚，都很希望西洋人继续在广州交易。因此，当一些国家的商船转往福建时，大部分的英国商船还是选择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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