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当西关已被形容为“肉林酒海，无寒暑亦无昼夜”的财货繁荣之地时，东山还是一片丘陵起伏，田连阡陌的郊野。东山究竟是何时开发，又是如何成为官宦人家的后花园呢？

当我们漫步于寺贝通津、烟墩路、培正路、恤孤院路、新河浦、保安街、农林上路、梅花村，在树影婆娑、花影暗香之间，一座座小洋楼，错落掩映，或红砖绿瓦，或拱券花窗，或龛式山花，或罗马圆柱，既散发着浓浓的中国传统气氛，也有大量新古典主义的元素，两者和谐交融。每一座都是那么古朴，那么沉着，就好像一群遗世独立的老人，在历尽风雨雪霜之后，生命已步入从容安详的阶段，对岁月不再介怀。但后人仍不免要问：这些美丽的建筑是何人所建，建于何时？

东山的开发，在近代史上，分为两波。第一波是鸦片战争以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波上20世纪30年代。

上篇：

华侨的花园

直到鸦片战争时，东山是十分原始的乡村，人们种田捕鱼，牧牛养猪，周围几乎没有什么现代生活设施，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马路，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五口岸之一，其后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坟地，允许华人信教。1844年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开始到广州传教，创办各种教堂、学校、医院和安老院、孤儿院等宗教、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1885年浸信会教派成立跨省的“两广浸信联会”，会址设在东山。

1906年广九铁路动工兴建，1911年正式通车，铁路从东山经过，现代工业文明第一次惊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广九铁路的兴筑，成为广州东部开发之造端，美南差会（美国浸信会国外传道部）大量购买土地，兴建教堂和学校。其他教会也纷纷跟进，1910年美国安息日会在猫儿岗附近宣讲福音。广九铁路（今中山一路）以南是浸信会的地盘，铁路以北是安息日会的地盘，逐渐拓展至现在农林下路、三育路、福今路一带。

1889年浸信会在东山创办培正书院（今培正小学）；原设在五仙门的浸信会男女义塾和福音堂，都搬到了东山庙前街，1914年转到寺贝通津；1908年原设在东石角教堂的培正学校，也迁到了东山，并在寺贝通津兴建一座可容纳过千人的大礼拜堂，是浸信会在两广地区最大的教堂。第二年，浸信会在东山创办了慕先学校和培道学校（今第七中学）。1911年在培正小学旁边创办恤孤院，在寺贝通津创办安老院。今寺贝通津1号大院，就是原来的神学院，还保留着一幢教学楼和一幢宿舍楼。20世纪60年代，教学楼做过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的办公楼。

法国天主教安老会是一个天主教的女修会，亦译作贫穷姑娘会、安贫小姊妺会。这个教会在梅花村办了个安老院，院址就是今天的省委机关幼儿园。园里还保存着一幢三层高的欧式建筑，砖、混凝土结构，为原安老院的礼堂和宿舍。礼堂局部为两层红砖建筑，中部是礼堂的大空间，前设门廊，建筑显得平缓舒展。宿舍为拱廊式三层红砖建筑，规模颇为宏大。

经过浸信会、安息日会的早期开发，大量田地被用于非农业用途，大量非农业人口迁入，教堂、学校、医院、安老院、孤儿院等机构相继出现，相应的商业、服务业，也慢慢兴起，标志着东山开始进入城市化进程。

1909年，美国华侨、侨眷钟树荣、郭乃伦、包华、黄启有、何茂均等人合资，组成的“郭群益堂”，向寺右乡农民购买大片荒地，分为六块出售，侨眷钟树荣在今烟墩新街入口西侧，兴建房屋。他的侄子钟玉波从美国回国，在东侧地段建筑洋房两座。檀香山华侨江茂德、江顺德兄弟，在今烟墩新街及靠近寺贝通津南侧，分别建两座洋房。这是东山小洋楼的滥觞之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战火连天，不少华侨返国避乱。当时，老城区与西关地区已是人烟凑集，很难觅得立足之地，而东山仍属郊野，未开发的土地很多，而且华侨在国外多半已信教，东山的基督教气氛浓郁，有不少教会学校、医院。华侨回国后，为了方便子女到教会办的学校就读，方便做礼拜，很自然就会选择这些充满西方文化和宗教色彩的地方。而且因为外国人多，治安也比较好，于是纷纷独资或集资购地兴建住宅，或自住或出售。新一轮的开发热潮，从房地产开始，带动各行各业的兴起，乡村的景色，渐行渐远。

1915年，美国归侨黄夔石组织“大业堂”，购得龟冈荒地18亩，挖掘平整，开辟了龟冈一、二、三、四马路，分段出售。开平华侨黄宝善堂、黄三多堂、黄维善堂、黄协秀堂等，争相在这里买地建房。许多华侨得到启发，纷纷加入炒地皮行列。

杨远荣、杨廷蔼掘平龟冈附近江岭那个小丘修筑了江岭东西街；钟树荣等开辟广成路一带，并先后建筑房子；梅彩迺在烟墩路兴建彩园为住宅；浸信会牧师张立才、曾维新、杨海峰等，虽非华侨，但接受华侨委托，代其经营地皮买卖；嘉南堂以低价购得拆城的砖头，用于建筑龟冈五马路的房屋。

这股华侨投资热潮，持续了10年之久。1916年辟了署前路；1918年开辟了启明大马路至四马路、合群一、二、三马路、恤孤院路和新河浦路；1920年开辟了美华路。以政府主导的修筑马路工程，实行公开招投标，由工务局制订招标工程章程，发出开投布告，有意投标的承建商，报呈承筑章程，中标承建商与政府签订合约，施工期间由工务局派员监理，竣工时负责验收。

由华侨投资兴建的住宅区，遍布保安街、烟墩路、新河浦、达道路、合群路、恤孤院路、启明路、均益路、庙前街、共和路、竹丝岗、农林路、百子路等地。华侨房子从早期的框架结构洋楼，发展到后来的花园别墅，都带有浓浓的欧美风格。他们按照自己在西方生活的习惯，按照在西方见惯的建筑形式，照搬到东山。有些人自己从国外把建筑图纸带回来，有些人甚至连家具、洁具也从国外搬回来。

美国华侨马灼文在恤孤院路上，建造一座三层洋楼，庭院里种满了蒲葵树，停僮葱翠，名为“葵园”（亦称逵园）。主楼坐北朝南，楼高三层，红砖墙面，白色廊柱，赭色门窗，暗示着那些逝去的流金年华。离它不远处，是潺潺而过的新河浦，昔日鱼鸟相戏，小舟欸乃，古榕杂树，盘郁其间。

新河浦边排列着一排洋楼别墅，大名鼎鼎的春园就在此间。春园由三栋楼并排构成，铁枝露台、罗马圆柱，极具欧洲风味，而大门的门柱上，却蹲着两只石狮，东方神韵俱足，为这座老建筑，增添了几许古朴、灵动的中式美感。1923年这里曾经是中共中央机关的办公地。中共三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出席会议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就住在春园24号二楼，并在客厅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起草大会的宣言和各项决议草案。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琴石，在恤孤院路建筑了堂皇的别墅名简园，他不是华侨，但用的是华侨资本。在简园庭院中，有一个中式攒尖顶绿色琉璃瓦六角亭，曾经被改成平顶，顶部加了一块混凝土板，如今已经复原了。室内的木地板、壁炉、立柱、线脚都是原物，花阶砖地面也基本完好。院里两棵芒果树和一棵人参果树，拔地而起，浓荫匝地，长得比简园主楼还高。简园曾经做过德国领事馆，又做过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公馆。

1917年东山区公所的成立，标志着东山即将告别乡村，归入城市管理。此时此刻，当人们站在寺贝通津神道学校的最高点，纵目远眺，东山尽收眼底。在霞光映照之下，一条条新马路向前伸展，交织成网；一幢幢异国风情的洋楼，连并而起；火车拖着长长黑烟，嘶吼着向东奔驰；路基旁是成片的黄皮、龙眼、乌榄树；街道上人来人往，都是步向各个学校的男女青年。人们发觉：东山已在悄然改观。华侨在东山建房的过程，其实就是一部乡村城市化历史的微缩版。

据不完全统计，自19世纪中叶以降，华侨在东山建起了884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其中享誉内外的四大名园：春园（新河浦）、隅园（寺贝通津）、简园（恤孤院路）、明园（恤孤院路），后来又加上逵园，号称五大侨园。虽经百年岁月磨洗，那些红砖清水的墙面、华丽的山花顶、典雅的罗马柱廊、精致的铁铸窗花、绿树成荫的庭园，无论豪华繁复，抑或朴素淡雅，都还是那么令人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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