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州发生过不少灾害。其中造成严重性命、财产损失的特大灾害主要有如下几次：

 

01

乙卯水灾

    广州市地处亚热带，位于珠江三角洲北缘，濒临南海，珠江穿市而过。西北紧靠流溪河，北临北江，备受三江洪水威胁。加上雨量充沛，暴雨集中，且受每日潮汐影响，故洪水、暴雨、大潮均易成灾。

    广州的洪水主要来自北江，每遇清远石角围溃决，洪水即夺流溪河道，自北往南直冲广州。近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洪灾，发生在民国四年（1915），当年是乙卯年，故史称“乙卯水灾”、“乙卯年水灾”，或“乙卯年大水灾”。这也是自东汉永初元年（107）至20世纪30年代，有史料记载的广东全省发生过的洪水灾害2802年次中，最严重的一次。

1915年7月12～15日，连降暴雨，尤以粤北山区和西江四会、广宁、怀集以及广西梧州等地为大。东、西、北三江水同时暴涨。

北江与西江在三水河口“两水争道”，加上海潮顶托，北江洪流被逼停留。水位骤升，两岸堤防几乎全部溃决。

北江大堤之永丰围、石角围决口，洪水经三水县芦苞、南海县官窑、大坦沙南注广州。同时小北江经白坭河过石门，注入广州荔枝湾。其他小支流从广州北郊的石井、槎头，流入增步河。

广州市区三面受洪水侵袭，南面又受大潮顶托，水位迅速上涨。

长堤水浸

 

7月13日市区开始受淹，下西关（今多宝街、逢源街、宝华街等地），当时属市郊的泮塘、恩洲、荷溪、澳口，以及长堤、河南、芳村等地悉成泽国。其时洪水深者丈余，浅者也有三四尺，河南观音庙及河北西村，水过瓦面。

长堤先施公司洪水浸至胸口以上。

泮塘、龙导尾等处，民居崩塌过半，灾民只得躲避于树上，小孩亦以绳系于树上。

十三行九如茶楼，有男女60余人在二楼避水，该楼倒塌，无一幸免。

小北门外，浮尸千余。东山地区北横街钱路头的老人院和盲残人收容所淹死200多人。其他地方随水漂流的不计其数。

很不幸，水患未已，又起火灾。

有十三行商民避水居楼上，炊膳失火，波及四邻。因洪水阻隔，无法施救。大火燃烧近30小时，受灾街道25条，焚毁商店、住户2000余间。火灾后挖出尸体上千具。另有记载是，这场火灾焚毁街道25条，毁屋2800余间，死亡万余人（救火殉难者逾千）。对当年广州人来说，“乙卯年大水灾”改称“乙卯年大水大火灾”可能更为贴切。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地区在此次水灾、火灾期间共死伤万余人（仅十三行路火灾死尸即达1500多具），财产损失200多万银元。珠江三角洲约有600多万亩农田及村镇被水淹，灾区扩展至三水、清远等县。数天后天气放晴，7月16日，洪水开始退却，长达1周的水患渐告消失。但随后又疫症流行。

灾情发生后，政府派出水陆军警拯救灾民，先后救出7000多人，分别安置于各宫观、庙宇及临时搭盖的棚中，并施粥赠医。

粤督龙济光自捐大米20万斤备赈，并与巡按使李国钧呈报总统袁世凯：“广东水灾重大，冲决围基，淹毙人畜，要求准拨库币，藉资救济。”19日，北平政府命令内政部拨银洋5万元（一说10万元），赶办急赈；并派谭学衡为督办，设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不久又成立省港澳绅商合办救灾总公所。

 

如意坊

广东省财政厅拨款2万元急赈；市内救灾公所拨大米50包散赈灾民。粤督还急电驻外中国领事馆，呼吁华侨及港澳各界人士捐赠以助灾民度过难关。

港英当局及港商共捐款20万元、赈米2000包，由香港华商总会会同东华医院派员返广州，设立急赈总机关。南洋、日、美等地华侨及国内各省督军、省长共捐款15万元。

广州总商会及四庙等九大善堂办理救济、施粥、赠医等具体事务。

此次洪灾最高水位108.48米。建国后，据珠江水利委员会验算，此次西、北江洪峰流量相当于二百年一遇。

民国时期发生在今越秀地区的另两次特大水患，一在1932年7月，一在1947年6月。

02

洪灾·疟疾·天花

广州地处热带季风区，近南海，夏秋多台风暴雨。每年5～7月间低压槽移至华南上空时，暴雨常倾盆而下，酿成水患，尤以集白云山、越秀山11条坑水的东濠为最。

东濠宽窄不一。下游河床淤浅，泄水不畅，使上游壅水，小北一带易遭水灾。近百年来，东濠曾发生过多次水患，而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7月29日的水患最为严重。

1932年7月21日，狂风暴雨就已降临广州，当日全市水淹，塌屋多处，溺毙与被压死者千余人。

7月29日，暴雨尤猛，势若倾盆，雨量达199.3毫米。

白云山山洪暴发，又遇大潮顶托，一时间，天昏地暗，雨水、山洪、潮水齐至。

东濠上游，弯曲狭窄，下游又多被船艇、杉排堵塞，洪水排泄不及，水位壅高，小北一带首当其冲，即成泽国。东山地区多处屋塌人亡。

城内六脉渠由于淤塞多时，无法宣泄，致城内水深盈尺；特别是东门、北门一带，街道受淹，一片汪洋。其中造币厂（今省党校处）前惠老院的老妇被困，政府和慈善团体派车雇艇奔赴抢救，计救出灾民达千人，安置在善堂、学校等地。

惠老院98名老妇被洪水溺毙，由方便医院殓葬。

灾情之重，为百年所罕见。

7月30日晨，广州全市再度被淹，房屋倒塌数十间，死伤百余人，无家可归者甚众。

灾后市政府拟定救济办法：由社会局发给灾民补助费每人5元，共发1157人；倒塌铺屋者，免征警捐、租捐；房屋复建免收建筑附加费并贷款资助；暂宿平民宫、平民宿舍的灾民，两个月内不收费；清濠、挖渠、浚道、整治六脉渠，以防后患。

1933年秋，广州又遭水患。

国民政府乃疏竣整治东濠。并建越秀桥，立《整理东濠下游碑记》碑纪其事。

整理东濠下游碑记

另一场大洪灾在1947年6月。

当月，全省江河水位增高，大洪水使石角围溃决多处，广州及邻近各县普遍受灾。受淹民田140.5万亩，受灾人口86万多人，毁坏房屋1.24万间，堤围决口3704处，灾害程度仅次于乙卯年。广州西关、黄沙一带受浸，近郊农田被淹，泮塘、南岸、芳村一片汪洋，计全市受灾耕地8.2万亩，损坏房屋390间，受灾人口4.45万人。

省、市当局成立“广东全省水灾急赈委员会”，配拨赈米2.64万公斤、赈谷500公斤、麦片34.87公斤、药品11种、秋耕稻种代金2433万余元。行政院拨急赈款3亿元。急赈委员会还向社会募捐，慈善团体组织“广东省善团筹赈水灾办事处”办理筹赈。各界人士举行义诊、义展、义演、义卖，筹集到约20亿元。此外，配给广州各乡水灾夏耕农贷款6.16亿元。

很不幸的是，1947年的广州还流行疟疾和天花。

一个统计是，全年疟疾发病5520例，死亡82例。另一统计是，发病8589例，占传染病总数10114例的85％。

是年天花流行。患者384人，病死178人，病死率43.57％（见《广州市志·卫生志》）。《越秀区志》的记载是：3月，广州市患天花81人，死亡27人。

03

旱灾·饥荒·霍乱

民国三十二年（1943）春，广东大旱，全省受灾耕地80％，引发大饥荒。伪广东省政府发布《修正救济民粮发放办法》，规定用途与分配比例为：平粜占50％，施粥占20％，收养难童占15％，其他救济占15％，并规定平粜米价低于行价二成。据记载，全省饿死300万人。当年大批灾民涌入广州，四牌楼一带饿死、病死者甚多。处处饿殍。

另一次大旱灾在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4月至5月，广州大旱，春耕缺水，造成青黄不接，米价暴涨，市内发生饥民抢米事件。饿死者众，仅4月收掩饿殍800多具，5月高达1562具。又据有关部门估计，当时市内吃野菜、米糠、甚至以死猫、死鼠充饥者达5万人以上。

很不幸，当时又流行霍乱。3月，广州发生霍乱232宗。4月份继续流行，第一周就发生164宗。仅4月9日，一天内发生96宗。最后统计，这场霍乱，发病3743人，病死1195人，病死率高达32％。抢埋队一天埋尸30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