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01

1977年下半年，高考恢复了。

其时我已厌倦了农场的生活，渴望有一个机会回到朝思暮想的广州。我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个人表现非常勉强，与农场领导的关系相当一般甚至不太美妙，因此，我没有任何门可走。我连前门都没有，何况后门？让人心灰意冷的是，场长有一次放出风声了，说他不走，这画画的小子也别想离开从化。所以，命中注定，我只能走“捷径”，那就是高考。

四年农场，主要工作是出墙报，曾经画过几张大幅宣传画。在农场走得最密的是几个画友，整天廝混在一起，提着小画箱，到处寻找类似俄罗斯巡回画派列维坦那种阔大的风景。可惜眼前只有泥泞小路，以及山丘上密密麻麻的茶树和高大的影树。我们经常顶着暴烈的阳光，认真地在硬卡纸上涂抹着可怜的颜料，边琢磨技法，边把眼前土得掉渣的景色想象成天际线下辽阔的大自然。

我的目标是：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

当年全国的美术学院，最厉害的一定是油画系，叫“油老大”。所以，最难考的也一定是油画，其次是国画，再其次是雕塑。画画不行的人，只好委屈，去考工艺装璜。

报名的方式是，寄一张油画习作，如果通过，则可以拿到准考证，去广州美院指定的考场参加考试。我幸运，很快就拿到了准考证，兴高采烈地回到广州。我记得考场上有很多人。关键是，见到很多耳熟能详的江湖大佬，他们画名远扬，让我辈敬畏不已。和他们竞争，几乎没有胜算。

一位在1977年已经名声大得吓人的青年画家，有过参加全国美展的经历，笑着对我们说，广州美院不行，他要明年去考中央美院。我一听，高兴得差点晕倒，因为这意味着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位也在画界具备某种社会名声的聪明人，现场指导我画静物，说，几个不同的橙子，前面暖一点，加点红色，后面冷一点，加点绿色，区别就出来了，既有色调，又前后关系，且很丰富。我一听就打内心里佩服，暗自下决心，考静物时就按这方法来描绘。还有一位，一看他表情，就知道已然成竹在胸，讲话口气大得吓人。

考题由各学院自行拟订。语文是当场写一篇叙事文，题目：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

写叙事文是我的拿手好戏。家教原因，中学时就熟悉杨朔和秦牧的散文模式，用这模式套革命题目，八九不离十。

1977年恢复高考

图源：网络

我写了三场菊花会，当然是陪着从事文学创作的父亲去的。第一场发生在文革前，第二场发生在七十年代中，第三场发生在最近。第一场菊花绽放，第二场菊花凋零，第三场重新盛开，喻示着国家命运的巨大变化。居然，我的成绩是满分，至今还是广州美院文科考试的天花板。我想，作文怎么可能会有满分！？

开学后第一堂文学欣赏课，我见到了给分的老师，他是一个瘦弱的中年人。我称呼他为老师，他摆手说：不要叫我老师，你是我的文友！你满分，是我给的。然后，我们就成了文友。闲时聊天，他总在讲没有实现的文学梦。他有时会不无惊恐地说，幸亏没当成作家，否则一定会给打倒。他说，如果不是文学梦，怎么可能在刚一解放时就从香港跑过来？等到明白一切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回去了。

一年不到，我的文友就离开了。他回到出生地香港，从此便杳无音讯。我一直怀念这位谦逊、有趣、从香港回归祖国参加建设、又在改革之初毅然离开的文学老师。

色彩考试是静物，画橙子。我用聪明人的方法，既保持色调统一，又力争色彩丰富。素描考试是头像，画女青年。我之前在农场已经画了无数张类似的素描，多少掌握了一些方法。创作则是勾一张草图，考的是主题创作的能力。我记得苏联人画过一张油画，描绘希特勒覆亡前在地下室的挣扎。于是，记忆加想象，我画了想象中的“四人帮”覆灭前夜的绝望情景，昏暗灯光下，四个阴谋家正在紧张地搞阴谋。

等候结果的时候最无聊，也最紧张，每天无精打采，既渴望成功，又准备失败。

一旦失败，我决定不再做艺术，而是去报考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一个作家！

历史真会开玩笑。很多年以后，我居然成为中大的一名教授。

我是农场第五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人。前四个都是外省高校，然后是我这一类的专科学院。看着眼前的录取通知书，紧张的心情一下子便放松了。晚上，一个人孤独地走出宿舍，跑到附近一个湖边，对着夜空高声嚎叫。夜空辽阔，杳无回音。

我，终于，名正言顺地回广州了！

新生活马上开始。这一回可是艺术的生活，而不是别的生活。

Part 02

等我了解到招生的情况后，内心不免有所吃惊。聪明人没有考上！口气很大的也没考上。不屑于考广州美院油画系的那个江湖大佬，第二年去考中央美院，失败，第三年只好回头来考广美油画系，成了我的师弟。

不过，客观来说，他可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有着独特的人生，只是，今天无人能识而已。

因为，他疯了。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个展览现场碰见早就不再从事绘画的他。他已过了中年，满头蓬松的头发，身材瘦小结实。我照例和他打招呼，他马上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说：小声点，有人在追杀我！我给吓着了，连忙问：有仇人？他不无得意地笑着说：当然，是中情局的人！我听不明白，中情局会理睬你这个广州街头一事无成的艺术家？他看着我，表情更加神秘，低声说：我发明了一个水变油的技术，非常靠谱，石油垄断将会成为过去。你说，能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霸权！我掌握了如此厉害的技术，中情局的人能不来追杀吗？他们背后站着的可是石油财团呀！他们马上就要破产了，真的怕了！

我盯着他的脸，发现他说话时特别坦然，特别正常。

我把这事告诉我的另一个朋友，颇为狐疑地问：他是否有点神经不正常？朋友果断地说：什么不正常，他已经疯了！

哦，疯了！

更可怕的消息是，外间传说，这一次考广美油画系的，其中一人考前已参加了三次全国性的油画展，而广美油画系的众多老师中，有几个一直都无缘于全国大展。所以，这一次招生，与其说考学生，不如说考老师。

上：农场的养猪房

下：民乐茶场的茶山

杨小彦 画 

上图是1976年的纸本油画（自注第一次画出的阳光感）

下图是1978年入大学前的油画作品

的确，我们班里是有这样一位人物，考前已参加了三次全国性的油画展，其中一张还给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他今天成了社会名人，过着名人的正常生活，在一家以他命名的美术馆做馆长，每天忙于馆务，以及在络绎不绝的人群中被簇拥、被签名、被合影、被追捧。

他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勤奋，这源于入世；因为入世，所以必然勤奋。况且出生苦难，没有想入非非的资格，每走一步，都不能闪失；每一次机会，都必须牢牢抓住，丝毫不能放松。很多年以后，他出自传，感谢一路走过来相助的贵人。同学们自然都获得了赠品。我翻开认真阅读，很快发现，书中所配图片，说明中凡出现人名的，一定伴随显赫的职务；如果没有职务，则一律称为“老同学”或者“老师”。我有点传播学的常识，知道这叫“议程设置”，意图优先，是一种刻意的设计与编排。

成功者都不容易。成功者只讲成功，可以理解。

班里真正的才子却一直都不出名。或许才子意味着自负，无视世俗名声。还有就是，我们这一辈人，总怀揣着一个出国的梦，以为到了外面，很快就会像安格尔、莫奈、马蒂斯、萨金特那般闻名于世。殊不知出去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比里头的世界还要实际，实际到了，每天最重要的就是三顿饭钱的来路。想起电影《金山大道》里一句有名的台词：“没有肚皮，那顾得上脸皮？”脸皮属于艺术，肚皮属于生存。没有生存，哪来的艺术？

我发现，几乎所有出国的人，他们的思想状态大致上都保留在出国时的水平。这边在飞速发展，变化速率快得不可思议，外面却稳定，多少年差不多。所以，内外差距就显而易见了，尽管曾经是同学，但却越来越难以对话。渐渐的也就不来往了，因为不能来往。

其中的障碍是趣味，趣味具有在地性和时间性。待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人群，解决不同的生存困境，趣味怎么可能一致？趣味的麻烦还在于，这是一个只能意会不能交流的东西，一交流就会反目成仇。

何况，趣味没有错对之分。

不管怎样，我终于成为一名“油老大”，虽然在班里水平中等，才气不足，但走在昌岗路广美校园的小路上，昂首阔步还是经常的姿态。

很多年以后，我为我的老师徐坚白老人家在中国美术馆做个展。开幕式后，徐老师突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含泪水，喃喃说道：当年我觉得你和你们班的人都牙擦擦的呀（粤语狂妄的意思），怎么现在肯为我策划个人展览？我谦卑地说：徐老师，那个时候不懂事！

这就是“油老大”的结果。想来真是好笑。 

Part 03

上课了。

老师各色各样，什么性格都有。艺术的神秘性全在课堂里，全在老师的言传身教当中。

一年级基础课是画石膏，老师强调其教学体系来自中央美院油画系，背后是著名的“契斯恰科夫”体系。石膏画在素描纸上要位置适中，既不能出格，也不能太小。要注意结构，注意骨点，注意转折，不能含糊，不能搞效果。最后一条非常重要，所谓搞效果，意思是，用手擦一下暗部，有个大效果就可以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我的作业的意见很具体：所画石膏没有质感。我问老师，如何才有质感？老师微笑着说：画的要敲得响呀！说完用手指敲了一下石膏，发出空洞的一声。

哦！要敲得响！

我愚笨，一直搞不清楚什么叫“敲得响”。问同学，同学说，大概分面要清晰吧。于是我把所有的石膏分面都画得清清楚楚，然后，又给批评说，画得太碎了，不整体。反正，怎么都不对。

重要的是，没有定义。

才子画石膏却很独特，从石膏翻模时留下来的痕迹开始画起，局部入手，局部完成。老师强烈地要求他改变画法，要从整体入手，渐次深入，像暗房里显影盘中的照片，缓慢呈现。可才子根本就不理睬，我行我素。最后作业完成，老师傻眼了：画得准确，而且，充满了让人惊讶的细节，比如石膏给弄脏了的表皮，居然一丝不苟地画了出来，效果全班第一。

才子的石膏不仅敲得响，而且还有触摸感。

通往落基山深处的路  杨小彦画（2011年）

改革初期，思想解放，学校恢复画女人体，从我们班开始，再推广到其他系。

鬼叫我们是“油老大”！

人体是纯然的审美，是训练审美的基础。不过，70年代末的广州很保守，找不到愿意做这一行的女模特。所以，第一个模特是从中央美院借过来的。

我们这一代人从紧张时期成长过来，从小知道男女受授不亲，盯女同学的脸多了可能会有麻烦，恭维一下美丽的女性一定会收获臭骂，“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性感”是下流黄色用语。学画时，听说70年代中有人大胆地在家画女人体，给抓了起来，公开宣判后毙掉了。70年代末，广东有个雕塑家为纪念可怜的张志新，把烈士做成女裸体骑在马上飞奔，引起掀然大波。北京有一个先锋画家画首都机场壁画，题材是“泼水节”，画了几具裸体，结果给用布遮了起来，以免有伤风化。

这是一个可怕的禁区。

现在，终于可以合法地、公开地画女人体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人体课那天，老师把我们叫到外面等候，她在里头先行布置。然后，老师从教室门口探出头来，招呼我们进去。同学们鱼贯而入，默不作声。课室里画架一字排开，都是我们平时的位置，大家站在画架前，手握铅笔，注视着模特台。模特台上有一张椅子，背后铺上灰色的布。屋角临时搭了一个小空间，是模特换衣服的地方。老师冲着里头叫唤说，出来吧，开始了。于是模特披着睡衣走出来。她走到台前，双手轻轻一甩，衣服就丝溜地滑了下来，露出了匀称而洁白的身体，灵巧地摆好了优美的站姿。现场哑雀无声，只听到铅笔在纸上轻划的沙沙声。所有男生估计都一样，平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面对女裸体。完全无语。几个女生也保持着沉默，不知她们做何感想。很快，老师洪亮的声音嚷了起来：怎么形都画不准？要把人体恰当地摆进去，不能砍头，不能去脚！

这种略带紧张的气氛也就两个小时，就都放松了。窃语声随即泛滥，尤其是女生轻脆的吭唧，似乎在去掉某种异样的情绪。

要知道，下一张是画男人体。

一周下来，课堂上便有说有笑了。模特和我们混熟了，休息时不再回避，甚至连睡衣也不穿，光着身子在画架之间穿行，不时评价着我们的素描，说这张像，那张不好看，或者质疑这张把她画胖了，又嫌另外一张太过美化了。老师对同学们有过交待，说模特也是一种革命工作，是为艺术而献身，所以一定要尊重人家。于是，周末全班出去活动，上白云山玩，把模特也带上，让她和我们一起领略广州的风光。

广美一直到今天，男人体都带着一小兜，不是全裸。中央美院从一开始就男女全裸，其他美院也是如此。为什么如此？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当初的女生，她们不叫男的全裸，难道要我们去叫吗？

在美院，模特属于教具，归教具科管，一点也不“人性”，更无“艺术”。每天上课，班长到教具科去领教具，也就是去领模特，带着到课室来上课。模特习惯了，当众脱换衣服，自然而然。唯一让我们好奇的是教具科长，一个中年人，每有新的女模特到，他一定会出现在第一堂上，掏出小速写本，拿着铅笔，认真地对着模特作画。久之，我们明白，他这是要享受“初看权”。

画人体是一个高级的课题，不容易处理。而且，画久了，画多了，画出模式了，大概也就画不好了。到三年级时，我们觉得最无趣的课就是画人体。

2022年8月20日，广州祈福

发表于2023年第2期《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