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嶺南名園，海山仙館，鼎盛之日，舟楫往來，詩頌荔灣，歌舞荷塘。營商失敗，籍沒入官，繁華頓歇，聲色俱寂，悲涼之霧，遍被華林。時過境遷，湮滅無存，名園故址，紛議至今。本文蒐集整合詩、文、畫、地圖等方面史料，甄別校驗，走訪考察，相互參證，考證海山仙館故址，籍此小文，為海山仙館的進一步研究打下基礎。

一、序言

六年前，心血來潮地購買了一套重刊《海山仙館叢書》（圖1.1）。叢書刊刻於1845－1851年間，收錄圖書共56種，487卷，由行商潘仕成匯輯，叢書因其私人園林“海山仙館”而得名。匯刻叢書的風氣在同一時代見於同樣富有的紳商。嗣後，有行商伍崇耀（1810－1868）刊刻《粵雅堂叢書》，成書於1850－1875年間，收錄圖書共208種，1289卷，叢書亦是因其私人園林“粵雅堂”而得名。

圖1.1翻印《海山仙館叢書》封面

作為行商園林的海山仙館、粵雅堂，潘氏的海山仙館以其園林巨構更為後人熟知。潘仕成，字德佘、德輿、德隅，生於1804年（清嘉慶九年），祖籍福建，世居廣州，行商出身。從曾祖父潘振承（1714－1788）更是廣東潘盧伍葉四大家族之首。海山仙館，別稱：潘園、潘氏園、荔園、荔香園，西方人譯作：Puntinqua’s garden、Poontinqua’s Garden。海山仙館始建於1841年[1]，期間曾作外中外官方接待談判的外交場所、文人墨客駐足游賞的園林勝地。晚年橫遭變故，經濟拮据，1870年，潘仕成資不抵債，海山仙館被政府查抄拍賣。直到1873年，海山仙館已經分拆至所剩無幾，同年，潘仕成落魄而卒。及至海山仙館湮滅，人稱其故園為：潘氏廢園。

海山仙館，作為曾經的晚清嶺南第一名園，興起迅速，消亡亦快，前後三十餘年，令人扼腕歎息。亭廊台榭，花木水石，百年光陰，蕩然無存，故址也難以確指，更妄論其占地大小。

二、今人對海山仙館故址的考證

目前學界關於海山仙館故址的考證研究頗多，但眾說不一，且疑點重重。較早且全面的有1960年黎思複、鄺震球所寫《廣州荔枝灣史料》一文，作者詳細記錄了海山仙館故址位置，以及故址日後的演變，並引用《廣州城坊志》，指出占地面積“廣袤十數里”。本文成為此後數十年研究海山仙館位置的濫觴：

逮晚清道光咸豐年間，粵人潘仕成以辦鹽瞞稅發跡，豪華奢侈，極于一時，築園林別墅於荔灣地區。占地甚廣，水廣園寬。今之多寶路尾，恩甯橋龍津西路以訖，泮塘仁威廟及時敏路（筆者注：已被併入多寶路）以至粵漢鐵路傍等處，均為其園址……後以其大量販賣私鹽，隱瞞國稅，藉其家入官。故海山仙館漸演變為劉園、彭園、淩園、荔香園等私人園林……潘氏籍沒後，首先建築起來的是劉園……園址即今之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筆者注：即今廣州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附近一帶。……劉園是繼海山仙館之後的，迨海山仙館四分五裂後分為“彭園”、“淩園”、“荔香園”、“陳廉伯大廈”、“小畫舫齋”、“靜園”、“夏葛醫科大學”、“端拿護士學校”、“柔濟醫院”、“路得學校”、“坤維女子中學”等等。[2]

1964年，龔志鎏作《廣州西關士紳和文瀾書院》，羅列了一眾西關士紳的居處：潘仕成“潘氏住顏家巷及連慶橋附近的海山仙館”[3]。顏家巷為一長約90米的東西向內街，在蓬萊路東北側，連慶橋未查到具體位置，疑誤。根據1835年廣州地圖（圖5.1）可知，當時顏家巷處於城鄉結合部，往東是人煙稠密的西關商圈，往西是漁舟唱晚的荔林荷田。

1986年，余振騶在《荔枝灣簡述》一文中對海山仙館故址的記載，相對龔文，更是往東移至了民居鱗次、市廛櫛比的十八甫。潘仕成“其府第在十八甫附近。海山仙館是其苦心經營的一所園林式大別墅，內有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亭台水榭……在海山仙館附近的還有葉氏的‘小田園’，但規模遠遠不及海山仙館。以後從海山仙館的舊址上新建的園林，先有彭光湛的彭園和陳花邨的荔香園，附近又有黃氏的‘小畫舫齋’（該齋尚存但已成別用）”。[4]彭園、荔香園、小畫舫齋，分佈在荔灣湖公園南部，與十八甫的直線距離在1.5公里，稱不上是“在海山仙館附近”。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單獨介紹海山仙館的專稿增加，其部分結論影響及今。1991年，潘廣慶於《獨具特色的西關大屋》記及西關大屋的分佈，對海山仙館在十八甫的具體位置作了表述，“十八甫富善地區。愛育新街曾有‘海山仙館’主人潘仕誠故宅，一批西關大戶也建宅在其間”[5]。十八甫仍存愛育西街，但未查到愛育新街，疑誤。1996年，黃漢綱著有《海山仙館文物查訪記》一文，在龔志鎏的記錄基礎上，補述海山仙館的占地面積，“海山仙館位於今天荔灣區顏家巷至連慶橋附近一帶，面積數百畝”[6]。陳以沛、陳秀瑛合著的《潘仕成與海山仙館石刻》，詳細地列出海山仙館傳說中的十個故址，但基於缺乏史料證明，在文中未有確定故址的位置：

（一）有說：“在泮塘。”（見宣統年《南海縣誌》“雜錄”）；（二）有說：“在西門外泮塘。”（見宣統年《番禺縣續志》“潘仕成傳”）；（三）有說：“在城西（南漢）昌華宮苑舊址。”（見臺灣祝秀俠《海山仙館與清暉園》）；（四）有說：“在泮塘荔枝灣。”（見《廣州市文物志》“海山仙館叢帖石刻”）；（五）有說：“在西關外寶珠炮臺西南。” （見新《番禺縣人物志》“潘仕成”）；（六）有說：“在（今日）荔灣顏家巷至蓮慶橋一帶。”（見《羊城今古》李雲穀《海山仙館的盛衰興廢》）；（七）有說：“在荔灣之西，即今市二人民醫院及對岸的一大片地方。也就是民國時期著名的荔香園、彭園、小畫舫齋等地方。” （見荔灣文史集體創作室編的《荔灣文史》）；（八）有說：“在荔枝灣頭。”（見臺灣《廣東文獻》《荔枝灣長憶》）；（九）有說：“在現今多寶路，即原時敏路段內，恩甯路以西，蓬萊路以北，黃沙大道以東一帶。”（見《荔灣文史》《荔枝灣史話》）；（十）有說：“在今泮溪酒家一帶地方。”（訪泮溪酒家負責人的回答）。

我們以為上述十種說法，是出自街坊父老相傳、史志學者見解和早年史實記載，不是全無依據的，只因這些說法都缺少具體的證明，周沿位置不清。加上原館園的地上文物已無影無蹤，地下遺物未有考古者發現和披露。所以，要將當年海山仙館周邊的地界和位置加以論證確認，仍有待深入調查研究，也期待識者予以指教。[7]

1997年，曾昭璿、曾憲珊結合古文獻、古地圖推敲，寫下《“海山仙館”地址小議》，回應讀者對《廣州歷史地理》一書附圖（圖2.1）的質疑，“把海山仙館繪在泮塘西南荔灣涌，是否有錯見疑”，並推敲出海山仙館占地面積，“約為7萬平方米以上”[8]。

1998年，陳澤泓對海山仙館的故址及面積作了深入而細緻的考證：“海山仙館之範圍，當包括今荔灣湖之西南部，逢慶大街以北，黃沙大道以東，龍津西路以西。而今小畫舫齋則不能肯定在海山仙館舊址之範圍內。就這一片區域之廣，也可與今荔灣湖公園相伯仲，稱得上辟地數百畝了”[9]。陳氏在2018年的文章《海山仙館考》[10]亦仍用其於二十年前《南國名園 海山仙館》的舊說。

《海山仙館名園拾萃》出版於1999年，為第一本記錄海山仙館的專著，敘及故址，“對於海山仙館原址在荔枝灣的具體位置，近年頗多爭議”，書中引用陳澤泓《南國名園海山仙館》的觀點，”海山仙館原址應包括荔灣湖公園的西南面並向西擴大至黃沙大道以西的珠江邊，南邊至多寶路以南昌華橫和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附近一帶”[11]，但未有記述面積。昌華橫為一長約220米的內街，北接多寶路，南抵昌華涌，若以南北向的昌華橫為南端界限，研究欠缺嚴謹。

千禧年之前，多為文史學者的探討，千禧年之後的十年間，建築學教授的參與，使得對海山仙館的研究納入了建築史、園林史的範疇之中。2000年，吳慶洲在《南粵園林之冠的海山仙館》一文考證：“海山仙館選址在荔枝灣……海山仙館總面積約12公頃左右。其範圍約南至蓬萊路，北至泮塘，東至小畫舫齋，西至珠江邊”[12]。2003年，莫伯治將海山仙館歸類於行商庭園，于《廣州行商庭園》作了扼要的概述：“其遺址在今荔灣公園西南部至珠江東岸一帶，占地範圍達約40hm²”[13]，以1908年廣州地圖為底圖，標示了海山仙館在荔灣涌一帶大致範圍（圖2.2）。 2008年，陸琦撰寫《廣州海山仙館》，對於海山仙館的位置及面積，略記為位於“廣州西關荔枝灣”，“海山仙館園林占地面積約12公頃”[14]。

2013年，高劉濤著有碩士論文《行商園林海山仙館研究》，海山仙館“位於珠江口”[15]，對於位置的表述含糊，附 “海山仙館舊址（今荔灣湖公園）”圖，圖中亦未明確標示海山仙館的所在及繪畫邊界線。2018年，許禮平於《海山仙館及<海山仙館圖>》記及，潘仕成“築園林別墅於泮塘地區，占地十多里，現在的多寶路尾及恩寧橋以至泮塘仁威廟都是他的園址”[16]。

就陳澤泓、吳慶洲所描述的範圍，繪畫海山仙館故址的範圍示意圖（圖2.3），並結合曾紹璿及莫伯治的故址示意圖，綜上所述，海山仙館故址的範圍，核心在荔灣湖公園西南部，包括向東跨越昌華涌至龍建西路、向西瀕臨珠江邊的廣闊範圍。‍

圖2.1 曾昭璿所繪故址示意圖
左上方為海山仙館（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2.2 莫伯治所繪故址示意圖
左方虛線為海山仙館範圍

圖2.3 海山仙館範圍示意圖（筆者製圖）
陳澤泓（紅色虛線範圍）
吳慶洲（綠色點劃線範圍）

三、海山仙館能否跨越河涌修築？

園林之設，室廬花木、水石禽魚，不可或缺。水于園林猶如血脈，因水成園，無水不園。在清代，行商園林密佈于廣州城西，義成行行商葉上林始築的小田園，泰和行行商顏時瑛修築的磊園，位於西關；怡和行行商伍秉鑒後人所擁有的馥蔭園、同文行行商潘振承兒子潘有為所築的六松園，位於花地。西關位於珠江之北，花地位於珠江之南，兩地均是嶺南水鄉濕地景觀，內河外江，水網縱橫，迂回縈繞，四通八達。暢通的河道，不但便利貨船往返，商品流通便捷，促進廣州商業繁榮；也使得行洪順暢，減輕水淹之災，維繫園居生活安定。

對於河道暢通的重視，在清代的中央政府多次發佈相關禁令。清乾隆十一年（1746），“戶部議：官地民業，凡有關於水道者，概毋許墾種。如自恃己業，私將池塘陂澤改墾為田有礙他處民田者，察出懲治。”[18]又如戶部相關更為詳細表述的禁令，“凡陂澤池塘，但關水道，無論官地、民業，概禁開墾，如有妄報升科者治罪，該管官濫聽者議處。瀕臨江海河沙漲地畝如有阻遏水道，致礙堤工處所，毋許私行開墾。倘朦混報種升科釀成水患，即將報種之人查抄治罪，並將率行詳題各官一併從嚴議處。”[19]通過各級官員對禁令的貫徹執行，力圖減少人為侵佔河道，確保河堤安全，將河道兩岸洪澇造成的災害降至低點。

行商紛紛在城西營造園林的年代，也正是十三行對外貿易大發展的時期，促進了西關一帶商貿頻繁，也使得人口聚集，沿河僭建居屋，造成河道淤堵。1810年，進士何太清聯合潘盧伍葉四大行商及各紳商，籌款重浚西關濠涌，“並將沿濠各橋概行升高，俾通舟楫”[20]。工程竣工後，成立清濠公所，附設於新創建的公益性機構文瀾書院，專責籌款，清理濠渠。1882年，清濠公所發出文告，“文瀾書院清濠公所于道光十七年（1837）奉前縣憲示：嗣後水濠界內不得占築搭蓋，致礙水道，如有故違，即行毀拆各等因。經監界，濠邊泐石，以垂禁宜，何如恪守，冀永患無虞。”[21]通過警示街坊，避免水患重蹈覆轍。全文被刻於石碑公示，這就是今天仍然可見的《文瀾書院清濠公所碑》，現碑立于恩甯路吉祥坊內的下西關涌支流大地涌旁（圖3.1）。

在清代，佛山與西關，同屬廣州府南海縣。省城經濟的騰飛，帶動佛山手工業進一步興旺，並成為中國四大名鎮之一。與此同時，佛山河網，也面臨與省城西關同樣的河道壅塞，民居占築日廣，導致河流如線。同光年間（1861－1908），佛山紳商仿效西關的清濠公所，設立清河公所（亦名：清河局），對於官方業權的河道，重浚官河故道，量明官河丈尺，並在河道兩岸豎立界杙，刻有“官河界內永禁占築”[22]字樣，以使河道通暢，常年可以行船。

私占河道，將會引起法律訴訟。如佛山，清光緒七年（1881），“經委員前署番禺縣袁祖安會同南海縣杜鳳治勘丈明確，陳治華謙豫益店委有侵佔官河情事，斷令將鋪後地基酌為毀拆”[23]。如廣州河南，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立碑《禁占官涌碑記》於合流津，明令禁止佔用官涌（即馬涌），影響來往舟楫的交通和沿岸居民的生活，違者當眾責罰不貸。在海山仙館沒落之後，同樣修建於荔枝灣一帶的劉園，園主劉學詢（1855－1935）因為改動河道，引起兩廣總督岑春煊（1861－1933）懲治，約在1903－1907 年間，“當年劉學詢與岑春煊有隙。岑指劉學詢曾在劉園‘擅改官地水源’，奏准革去劉氏功名”[24]。

圖3.1 《文瀾書院清濠公所碑》（筆者拍攝）

圖3.2  西關河涌
（截圖為荔枝灣部分，底圖：1900年《粵東省城圖》，筆者製圖）

通過今人對海山仙館故址的考證，大致範圍在城西荔枝灣一帶，密佈有上西關涌、下西關涌、柳波涌、荔灣涌四條主涌，以及與之相連的支流（圖3.2），彎曲密匝，鬥折蛇行，與沿岸的荷塘及岸基的荔林，構成一幅幅如詩如畫的水鄉美景。從莫伯治所標示的海山仙館範圍可見，故址需要跨越昌華涌兩岸；根據陳澤泓的考證，海山仙館的範圍則需要跨越昌華涌、柳波涌、下西關涌；通過黎思複、鄺震球的記錄，南從多寶路尾，北達仁威廟，不但需要跨越昌華涌、上西關涌，更需要將仁威廟南則有著超過九百年歷史的泮塘村囊括其中。

從交通層面而言，廣州城西主要河涌是南來北往的重要水路。在清代經濟文化發達的城市，一般都有依託城鄉水系的開放性公共園林，如北京什刹海、杭州西湖、昆明翠湖等，成為市民游憩觀光、文人詠吟興歎的絕佳去處。有著深厚文化積澱的城西荔枝灣更是如此，從唐代詩人曹松留下賞荔佳句始，荔枝灣一帶的河涌成了歷史悠久的水上遊覽路線，沼澤濕地，田園風光，景色多變，遊賞不厭，直到民國，一直是城中首選的遊船避暑勝地。

荔枝灣畔的泮塘村，龍舟文化最遲在明代已有傳承，泮塘老龍與“契爺”鹽步老龍結契更是超過四百六十年歷史。上西關涌、荔灣涌作為龍舟進出珠江的必經水道，新修私人園林若要佔據河涌，將會妨礙各水鄉村落數百年龍舟招景探親的傳統習俗，觸發鄉紳異議及反對，引來民間糾紛。清光緒十四年（1888）刊印的《廣東省城全圖•陳氏書院地圖》，附列了從外地到達省城陳氏書院五條路線，其中前三條是水路，可知水上交通對於出行的重要性。在舟楫當車的水運年代，不論是遊船賞荔，抑或是龍舟競渡，荔枝灣內河水路均是重要通衢，主要河涌有任何一個私人園林的侵佔，都將會導致水路交通的阻斷。

從嶺南四大名園，番禺余蔭山房、佛山梁園、順德清暉園、東莞可園，乃至江南四大名園，蘇州拙政園及留園、南京瞻園、無錫寄暢園，園林與水環境相互共融，多是因借自然水景而建設，引用活水而未見佔據河道。花地東園，為行商之首潘振承所築，最遲已於1770年落成，後歸同為行商的伍家所有，易名為馥蔭園。詩人張維屏詩作《丁巳年（1857）三月三日，俞麟士廉訪文詔、孔懷民侍讀廣鏞、許星台水部應鑅、筠庵太史應騤、伍蔭亭郎中長樾，招同潘德佘方伯仕成，集馥園修禊，即事有作》，可知海山仙館園主潘仕成曾往馥蔭園參加廣州名流的雅集盛會。從田豫繪畫的《馥蔭園圖》（圖3.3）可見，園垣之內，自成一體，園垣之外，與水相依。潘伍兩任園主，富甲一方，作為行商園林的馥蔭園，亦未見跨越河道修築。

圖3.3《馥蔭園圖》田豫繪

身為後起之秀的行商潘仕成，如果修築的私人園林海山仙館需要跨越或佔據荔灣涌、昌華涌、柳波涌、上西關涌、下西關涌等作為城西重要通衢的河涌：一、需要規避國家層面的法律管控；二、需要受到文瀾書院基層自治的約束；三、需要應對市民及沿岸村民的阻撓。由此分析，海山仙館的修築，是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跨越河涌廣占園地。

四、從清代畫作看海山仙館故址

表現海山仙館全景的清代畫作，流傳至今的有兩幅：一為田豫《海山仙館圖》便面，現為許禮平先生收藏；一為夏鑾（1802－1854）《海山仙館圖》長卷，現藏于廣州藝術博物院（前身為廣州美術館）。這兩幅畫作為我們瞭解海山仙館的全貌及故址周邊環境，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圖像例證，頗具歷史藝術價值。

圖4.1《海山仙館圖》便面 田豫繪

田豫，字石友，四川人，流寓廣州，曾經在伍氏馥蔭園居住，繪有《馥蔭園圖》，亦曾作為潘仕成清客，繪有《海山仙館圖》便面。在便面左上方記及園中情形，“荷花深處，扁舟抵綠水樓臺；荔子陰中，曲徑走紅塵車騎”[25]，田豫曾於1846年夏季客居海山仙館，畫作較真實地反映出海山仙館風貌。相對於《馥蔭園圖》從園外往內看的視角，《海山仙館圖》便面則是從園內往外看，海山仙館園區面積亦較馥蔭園為廣闊。兩園的造園理念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係，均為依河而築的水景園，因水成趣，臨河修築園垣並形成內部圍合；園垣內部未見跨越河涌、園垣外部亦未見截斷河涌；園內均為大面積水體，分割為若干湖區。《海山仙館圖》便面中清晰可見種植有荷花－一種適合於池塘湖等淺底靜態水體或流速緩慢的河岸的挺水植物。

浙江人俞洵慶遊幕廣東，曾在咸豐初年（1851－1861）兩遊海山仙館，在同治癸酉年（1873）三月再去參觀的時候，海山仙館已變荒蕪。俞氏在其著作《荷廊筆記》中詳細記錄所見，茲錄其文如下：

園有一山，罔坡峻垣，松檜蓊蔚，石徑一道，可以拾級而登。聞此山本一高阜耳，當創建斯園時，相度地勢，擔土取石，壅而崇之，朝煙暮雨之餘，儼然蒼岩翠岫矣。一大池廣約百畝，許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波渺㳽，足以泛舟。面池一堂，極寬敞，左右廊廡回繚，欄楯周匝，雕鏤藻飾，無不工徴。距堂數武，一台峙于水中，為管弦歌舞之處。每于台中作樂，則音出水面，清響可聽。由堂而西，接以小橋，為涼榭，軒窗四開，一望空碧。三伏時，藕花香發，清風徐來，頓忘燠暑。園多果木，而荔枝樹尤繁，其楹聯曰“荷花世界，荔子光陰”（筆者按：潘仕成題“荔子光陰，荷花世界”），蓋紀實也。東有白塔高五級，悉用白石堆砌而成。西北一帶高樓層閣，曲房密室，複有十餘處，亦皆花承樹蔭，高卑合宜。然潘園之勝為有真水真山，不徒以樓閣華整，花木繁縟稱也。[26]

半環形的便面中部偏上，繪有兩層歇山頂的主體建築－－堂，居於寬敞顯要之地，與堂前寬闊荷池，共同構成全園佈局核心，便面中部偏右下是石塔，左部是高樓層閣。明末造園家計成在《園冶》中對“堂”的解釋為:“堂者，當也。謂正向陽之屋，以取堂堂高顯之義”，並對堂的朝向作了設計指引，“凡園圃立基，定廳堂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1871年建成的番禺余蔭山房，在局促的園地限制下，主體建築深柳堂依然取朝向東南，以得到舒適的陽光照射和空氣流通。從空間構圖分析，與《荷廊筆記》記述的方位結合推敲，便面是從南往北作鳥瞰式構圖，海山仙館的規劃是遵循了計成的園林藝術理論。堂坐北朝南，南接“足以泛舟”的荷池，是故亦能有夏季南風送香入室的園居雅致。

田豫客居海山仙館後的兩年，1848年，夏鑾應潘仕成之邀，繪畫《海山仙館圖》長卷。長卷不但有園主潘仕成題識，更有時任兩廣總督耆英題引首。夏鑾，字鳴之，南京人。長卷中部（圖4.3）所表現的園區景象與《海山仙館圖》便面相去不遠。對於本長卷的視角，陳以沛指出，畫作是“從東北角高處俯臨館園所繪的全景圖”[27]，陸琦亦持同樣觀點，“該圖是從園東北角高處俯瞰園林的全景圖”[28]。若按陳、陸所指，則主體建築堂為坐西朝東，石塔在堂的北側，高樓層閣在堂南側－－園區南部為高樓層閣，既妨礙日照，亦不利通風，不但與《荷廊筆記》的記載相衝突，也與傳統園林佈局手法相左。

《海山仙館圖》長卷表現的園區西部，有圍牆與外相隔，與宣統版《續修南海縣誌•卷二十六》所記“垣繞四周”相吻合；《Bits of Old China》則記到，“The grounds were surrounded entirely by a brick wall of eight or nine feet high”[29]，整個海山仙館由一道八九英尺（約2.4－2.7米）高的磚牆圍合。長卷兩側展現了園區外環境，左部（圖4.2）表現了寬闊的江面，兩艘帆船自北而南航行；右部（圖4.4）則展現為自西向南的內河景觀，河上有兩艘小船，漁夫在船尾撐竹篙前行。長卷圖繪了位於江河交錯地帶的海山仙館的濃郁園林氣息，讓觀畫者似看到了園外的江河在流動，也似聞到了園內的夏荷在飄香，予人空靈、深遠的意境。

不論是田豫的《海山仙館圖》便面，或是夏鑾的《海山仙館圖》長卷，畫作雖非一般寫意山水畫，並有一定的藝術形象再造，畫家均有在海山仙館園居的真實體現，繪畫細緻入微，景物形象與文獻記載大致吻合，成為考證海山仙館故址的重要圖形資料。

圖4.2[上] – 圖4.3[中] – 圖4.4[下]《海山仙館圖》長卷 夏鑾繪

五、從清代地圖看海山仙館故址

清代的廣州地圖，記錄著大量的反映當時城鄉演變軌跡的歷史資訊，也是重要圖形資料，它的特點是直觀、形象，位置空間感強。通過解讀和比對歷史地圖，對瞭解海山仙館背景的時代變遷、周邊地理環境的變化，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明代《永樂大典》所載“廣州府境之圖”，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反映廣州城佈局的地圖之一，內容簡單概括，只有相似的形狀和相對的位置，形狀和位置失真。1584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到達廣東肇慶，編制《山海輿地全圖》，後名《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第一幅完整的經緯世界地圖，西方地圖學傳入中國。1707年起，清朝展開全國經緯度和三角測量，從此中國中央政府進入了實測地圖階段，法國傳教士馮秉正（1669－1748）等人，於1717年繪成有名的《皇輿全覽圖》。

廣州地近肇慶，也是中國面向西方的門戶，縱有近水樓臺之便，西方先進的地圖測繪技術未能影響到廣州方志中的地圖繪製。從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出版的道光版《南海縣誌·卷三》“縣治附省全圖”（圖5.1）所見，仍然不具備科學性和準確性，繪製粗劣，若按地圖從一個地方到達另一個地方，無法知道準確方位及距離，只會感到徒添困惑。嗣後，主動接受西方地圖學先進技術的廣州先驅有陳澧（1810－1882）和鄒伯奇（1819－1869）。科學家鄒伯奇參編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承擔地圖測繪工作，使得方志地圖提高了方位精准度，並嚴格考證，規範了地名。以致三十八年後，1910年（清宣統二年）宣統版《續修南海縣誌·卷一》寫到：“按本邑所屬各圖則為鄒征君伯奇所繪，界線明晰，讐校精美，此次重修未便再行更易”，即使廣州的城市建設變化已經翻天覆地，仍沿鄒氏測繪的地圖。

宣統版《續修南海縣誌·卷一》刊有“縣治附省全圖”（圖5.2），於荔灣涌西側處標有“潘園”。其時廣州可知的潘園有三，皆以園主姓氏冠名：一為河南潘有度的南墅，一為花地潘有為的六松園，一為荔灣潘仕成的潘園。滿洲旗人長善於1869－1884年間任廣州將軍，在其所著《芝隱室詩存·自注》記及荔枝灣、潘園與海山仙館的關聯：“荔枝灣夾岸多園林，潘園海山仙館極盛，今已荒落”。據此可知地圖上荔灣涌旁的潘園，即為海山仙館。縣誌詳附有南海縣各堡地圖，荔灣涌一帶當時隸屬下恩洲堡，翻閱“下恩洲圖”（圖5.3）可見，荔灣涌西側亦標有潘園，較之“縣治附省全圖”，自西而南添畫有“潘園”陸地邊界線，與其東、北的荔灣涌形成圍合。園址的西北角、東北角均為支涌與荔灣涌的交匯點，東南角則為上西關涌與荔灣涌的交匯點。曾昭璿、曾憲珊在《“海山仙館”地址小議》介紹了從古地圖注記推敲的出處，“本人作圖是根據鄒伯奇等繪製宣統《南海縣誌》圖西關部分荔灣涌和小北江間注記有‘潘園’二字去繪製”[30]，曾昭璿《廣州歷史地理》一書中對海山仙館位置範圍的不確切標記，應是根據“縣治附省全圖”，而忽略了繪有海山仙館邊界線的“下恩洲圖”。

圖5.1道光版《南海縣誌》
縣治附省全圖（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5.2宣統版《續修南海縣誌》
縣治附省全圖（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5.3宣統版《續修南海縣誌》
下恩洲圖（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上溯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海山仙館第一次出現于方志地圖，縣誌對地圖的重視可以從其排版次序及地圖品質和數量得到體現：次序從道光版《南海縣誌》的第三卷，前移到第一、二卷，刊印的地圖數量較道光版及宣統版均為多。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標有海山仙館故址的地圖有三張：卷一的《縣治附省全圖》（圖5.4），以及《下恩洲圖》（圖5.5），這兩張地圖在宣統版《續修南海縣誌》均有沿用；卷二的《橫四縱一圖》（圖5.5），不但標示有“潘園”邊界線，更在園內“潘園”上方用文字標注“塔”，以示意海山仙館園內築有塔。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地圖，鄒伯奇總纂，鄒璡、羅照滄分纂，測繪人員周行邑境，繪地必舉足親歷，嚴格按照西方繪製準則測量經緯度，採用比例繪圖，提高地圖準確性，於地圖的留白區域，清晰注明“此崗未到”、“一帶崩陷之山未到”，可見測繪的嚴謹態度。

杭州人陳坤（1821－？）著有《嶺南雜事詩鈔》，記錄廣東風土人情，詩人長期居粵，所述多為親歷親聞，使得詩集極富史料價值，卷一有詩《海山仙館》：

金榖林泉韋曲花，不多時種召平瓜。

海山隱約雲遮斷，一抹斜陽數點鴉。

海山仙館，番禺潘氏所築，在荔支灣側。有池榭花木之勝，羊城貴介遊宴無虛，踵相接也，曾幾何時鞠為茂草，殊為可慨已。[31]

詩中所注“在荔支灣側”，明確了海山仙館故址亦並未跨越荔灣涌而修築，縣誌中的《下恩洲圖》、《橫四縱一圖》所繪海山仙館亦是“在荔支灣側”。通過地圖與詩文互證互校，補充文獻記載的不足，從另一側面可以看出鄒氏地圖所測繪的海山仙館地理位置及占地範圍有著極高的可信度和使用價值，可以作為重要參考史料。

圖5.4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
縣治附省全圖（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5.5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
下恩洲圖（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5.6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
橫四縱一圖（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1879年（清光緒五年）出版有光緒版《廣州府志》，府志地圖部分為番禺陳澧繪。陳澧既是經學家，又是地理學家，與鄒伯奇共同繪有《廣東圖說》。卷八“省城圖”（圖5.7）標有“潘園”，位置及邊界線走向均與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卷一》“下恩洲圖”大致相同。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陳氏書院倡建人之一陳棨熙（號照南）為招集廣東陳姓族人合資興建，出版《廣東省城全圖·陳氏書院地圖》（圖5.8），出於方便各地陳氏族人前往陳氏書院的需要，用文字詳細記錄了五條路線，其中一條水路路線經過位於荔灣涌與上西關涌交點東南的彭園，“自沙面起，入西炮臺、柳波浦、彭園、觀音橋登岸，入五福里，入連元通津，直到書院”。此時，海山仙館已經消失人世十餘年，仍然作為地標以“潘園”字樣被標注在了荔灣涌西側，以指引異鄉人在支河汊港中定位前往陳氏書院。

圖5.7光緒版《廣州府志》
（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5.8 《廣東省城全圖·陳氏書院地圖》
（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明清時期，進入中國測繪地理，繪畫地圖的多為傳教士。1855年，一張最早反映海山仙館的廣州地圖《Map of the city and entire suburbs of Canton》（圖5.9）亦是由傳教士測繪而成，較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早十七年。地圖的繪製者Rev. D. Vrooman（1818－1895），全稱為Reverend Daniel Vrooman，漢譯為傳教士丹尼爾·富文，1818年出生於美國紐約。于1851年在美國碩士畢業，翌年來到廣州。1857年，他返回美國，1860年又來到廣州[32]。作為一個廣州通，著有一本關於廣州話讀音的小冊子《Phonetic Alphabet for the Canto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63年出版。

方志地圖的“潘園”所在位置，在1855年英文版廣州地圖中標記為“Puntinqua’s Garden”，園內形象地繪有三層高的小塔，並標有“Pagoda”，塔，圖外東南標有“rice grounds”，稻田。南部及西部為六段折線構成的陸地邊界線，東部與北部的岸線及與支流的關係，甚至園內塔的位置，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卷二“橫四縱一圖”（圖5.6）與之高度接近。Puntinqua，中文為潘庭官，庭官是潘正煒（1791—1850）的英文商名，在其逝世後，這個英文商名似乎落到了旁族潘正威的兒子潘仕成身上。有如潘振承被稱作潘啟官，兒子潘有度被稱為潘啟官二世，孫子潘正煒被稱為潘啟官三世。西方人混淆了潘正煒與潘仕成關係，只差未標記為潘庭官二世了。

1855年英文版廣州地圖的繪成，距離海山仙館肇建大概14年左右。從地圖可見海山仙館早期周邊環境情況，東距繁華的十三行商圈直線距離不過兩公里，在城市喧鬧環境外距離適中的地段找尋幽靜的環境而築園，園林周邊是廣袤的田地、密佈的河涌，藕花香處，荔子紅時，野趣盎然，誠如明末造園家計成《園冶》所說：“古之樂田園者，居於畎畝之中；今耽丘壑者，選村莊之勝，團團籬落，處處桑麻。鑿水為濠，挑堤種柳。門樓知稼，廊廡連芸”。

1858年，出版有《Canton, City and Environs》地圖（圖5.10），製圖人不詳，此時富文已返美國，但地圖上海山仙館位置及周邊的繪畫，與1855年英文版廣州地圖相似，柳波涌出口東側的沙面島開始成形。

1860年，時值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即將成為英法租界的沙面島也已於1859年下半年開始土建工程，沙基涌已經挖通，富文更新了《Map of the city and entire suburbs of Canton》（圖5.11），十三行及沙面的變化在地圖上得到展現，並相應添加了細節，南部及西部陸地邊界線依然為六段折線構成，折線走向略有變化，園內的三層塔細節則簡化為以雙圓圈表示。

圖5.9 1855年廣州地圖
（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5.10 1858年廣州地圖
（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5.11 1860年廣州地圖
（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1862年，出版有一張英文版廣州地圖，製圖者不詳，也沒有標記地圖名，姑且名之《Canton, China 1862》（圖5.12），沙面島有了更進一步的變化，而海山仙館園的位置、大小及塔的樣式，與1855年英文版廣州地圖相近，但英文標注為“Poontinquas Garden”，則又是明顯不同之處。在粵語拼音拼法中，“潘”既可譯作Poon，亦可譯作Pun，在今日的香港，姓氏“潘”多譯作“Poon”，譯作“Pun”的情況較少。

1867年出版的廣東省地圖《DIE PROVINZ KWANG TUNG（CANTON）》（圖5.13），在圖幅右下角的廣州小圖中，不忘標記“Puntinguas Garden”，可見海山仙館在當時是作為重要地標而被西方人所認同。

1875年，J. Bartholomew測繪廣州地圖《Plan of the City of Canton》，此時的海山仙館已經成為故園，地圖仍然作為地標標記：“POONTINQUA’S GARDEN”。

圖5.12 1862年地圖
（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5.13 1867年地圖
（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圖5.14 1875年地圖
（截圖為荔枝灣部分）

在西方人不能進入廣州城的年代，城外的海山仙館是重要的接待西方人的場所之一，不但被西方人測繪在地圖上，相對於其它同時期的私人園林，海山仙館更是得到西方人較多的文獻記錄。

1885年，英國倫敦發行一本關於中國社會狀況的專著《Bits of Old China》（《舊中國雜記》），久居廣州的中國通William C. Hunter（1812—1891）描述到海山仙館的位置及其與珠江的關係：

It was a privilege granted to any of his foreign friends to make picnic excursions to the beautiful residence of Pwan-Kei-Qua at Pun-Tong …… A branch of the Pearl River, to which we gave the name of North River, passes to the west of the grounds in their whole extent……[33]

“外國友人認為，可以在泮塘的潘啟官（筆者注：應為潘仕成）美麗居所進行郊遊，是一種榮耀……珠江的一條支流，我們稱作‘北江’，在花園西邊流過……”從地圖可見，海山仙館位於泮塘一帶，北江流經海山仙館西側，與William C. Hunter的表述是一致。

1867年在中國香港出版的《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中國和日本的通商口岸》），記錄到從北江江面上遠觀海山仙館園內三層塔的景觀感受：

A short distance within the mouth of Sulphur Creek will be seen, rising from amid the dense foliage of a grove of water-cedars, a small three-storied Pagoda which marks the site of a pleasure garden belonging to Pun-tin-qua, one of the old Hong Merchants. This garden is well worth visiting, and is always accessible to foreigners. It occupies several acres in extent ……[34]

“離沙貝海出口（筆者注：大坦沙東南）不遠的地方，可以看到在一片茂盛的水杉樹叢背後有一座三層高的小塔，這標示著老行商潘庭官（筆者注：應為潘仕成）的花園所在。這個花園值得一遊，外國人是被允許可以進入的。它占地有幾英畝……”，在1855年、1858年、1862年三張不同年份不同作者的英文版廣州地圖均可見畫有三層小塔，與上文的記載也是相符。文中的“Sulphur”當為“Sul Phur”，粵語音譯：沙貝，也即沙貝海，位於大坦沙以東，荔枝灣以西，是北江的其中一段，通過文獻記載中的海山仙館與水系的關係，可證地圖上的園址的準確性。

1875年，美國紐約出版《A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 Volume Ⅱ（《歷史遺產》第二卷），作者Mrs. Catharina V.R. Bonney記錄了在1859年登上海山仙館三層塔的情形，可以作為上一段文字的補充：

Poontinqua’s villa is in a better state of preservation than Howqua’s and on a more magnificent scale, covering several acres……We ascended to the upper floor of the three storied pagoda, from the windows of which the whole surrounding was beautiful like a picture.[35]

“潘庭官（筆者注：應為潘仕成）城郊居所比伍浩官的保存得更為完好的狀態，並且規模更大，占地達幾英畝……我們登上三層塔的頂層，從窗戶向外眺望，周圍的景物像一幅美麗的圖畫”。

將十三張帶有“海山仙館”相關標記的中英文版廣州地圖匯總，序列為表（圖1），剔除1910年重複的兩張，有十一張，時間跨度在1855年到1888年，其中又有八張是在海山仙館仍然存世的時候刊印。不同的製圖者，如：陳澧、鄒伯奇、陳棨熙、D. Vrooman、J. Bartholomew等，其所標示的海山仙館位置均在均在荔灣涌西側，且所描繪邊界範圍及面積大致相當。結合田豫《海山仙館圖》便面、夏鑾《海山仙館圖》長卷，畫作均是與地圖一致的“上北下南，左西右東”方位繪畫。

六、海山仙館與相鄰私園的關係

清乾隆年間（1736—1795），揚州園林進入全盛時期，長達十公里的瘦西湖兩岸帶狀分佈私人園林。清道鹹年間（1821—1862），廣州城西荔枝灣一帶，沿柳波涌—昌華涌—上西關涌為脈絡，薈萃私人園林，可以稱之為縮小版瘦西湖園林帶。海山仙館開建之前，已經有若干私人園林存在（表2）。

（注：本表与纸质表略有差异）

上西關涌東側仍有黃景棠建於1902年的小畫舫齋，陳樾（1886—？）《小畫舫齋記》一文介紹了修建的緣起及與小田園的關係：

踵邱氏者葉雲穀。葉故蒙侈，土木繁興，點綴佳麗，曰“小田園”，園中堂榭參錯，有“風滿樓”、“水明樓”、“耕霞溪館”、“佇月樓”。楹欄樹石，皆雅流指畫，令各抱地勢。同時海山仙館，隔水為鄰，猶極園林之勝。潘葉文酒觴詠，膾炙人口。同光以後，次第零落。時事澒洞，於以荒廢。

光緒中葉，臺山甫田黃公，自海外歸。悅其幽夐，購而葺之。令其子詔平、子靜讀書其中。約名流結詩社，曰“小畫舫齋”,即“小田園”故址之一部也。[36]

文中的葉雲谷，即葉夢龍，字仲山，號雲穀，為行商葉上林的兒子。從上文可知，小畫舫齋所在，是葉家小田園故址的一部分。未零落荒廢之前，其範圍北部包括小畫舫齋，西南邊界到上西關涌與昌華涌交界，是以葉家的小田園可以與潘家的海山仙館隔水為鄰。葉上林的曾孫葉兆萼寫有《小田園古今體詩》，自注:“予小田園與潘園比鄰”[37]。有小田園為鄰相伴，其後建設的海山仙館亦未致在城郊孤懸城外。行商潘振承與行商伍秉鑒，在廣州河南隔漱珠涌而築居室、園林，潘伍、潘葉隔水為鄰的情形一致。

名士謝蘭生（1760—1831）與葉家多有往來，從日記可知小田園的耕霞溪館最遲於1819年已經落成並投入使用：

[清嘉慶廿四年（1819）十月] 廿二日 晴。到耕霞溪館陪十三兄席，再到自在航聽曲。[38]

[清嘉慶廿五年（1820）五月] 廿三日 晴。楷屏來早飯，隨與出城過訪銘山，再到耕霞溪館賞荷，寫小畫數幅，主人乃至，客亦薄暮方集。[39]

葉應陽（1803－1848），字樹聲，號蔗田，為葉上林的孫子，以耕霞溪館為名，著有《耕霞溪館詩》，刻有《耕霞溪館集帖》。《海山仙館圖》長卷有潘仕成題識，亦有葉應陽題詩，可知潘葉交情。葉應陽的女兒與潘仕成同輩族親潘恕結為秦晉（潘葉兩族關係見“表3”）。是故，潘飛聲（1858－1934）雲:“外祖葉蔗田公（應陽）……所刻《耕霞溪館集帖》，其精美在吾家聽帆樓、海山仙館，吳氏筠清館諸帖之上”[40]。

 

 

直到1854年，詩人張維屏（1780－1859）過荔枝灣，作詩《五月十三日王恭三刺史招同梁儷裳太史孫逸農別駕江雨村大令泛舟遊荔灣恭三逸農詩先成皆絕句四首餘亦繼聲》，第三首詠“葉家新築小田園”，可知其時小田園仍在擴建：

遊人指點潘園裏，萬綠叢中一閣尊潘園有雪閣，高數百尺。別有亭台堪遠眺，葉家新築小田園葉園名小田園，有台可望遠。[41]

大概在清光緒（1875－1908）中後期，小田園呈現破落。南部裂為彭園，北部易為小畫舫齋。

在海山仙館開築之前，鄰近不但有葉氏的小田園，也有邱氏的虯珠園。虯珠園園主邱熙，字浩川，為英國東印度公司買辦，是第一個把牛痘醫術引入中國的商人。其後，潘仕成又將種牛痘之術在北京推廣。邱熙在園中的擘荔亭開詩社，征詩有千餘首。名士謝蘭生多次作客邱園，邱熙亦親自上門為謝蘭生長孫種痘：

[清道光二年（1822）五月]十五日 ……午後到荷香館會集諸君到擘荔亭，遊人頗眾。主人邱浩川亦請客再入松陰，又到芸圃荔圍啖荔，回船飲荷香館，聽南曲，席設月下，將三鼓，客散乃寢。[42]

[清道光六年（1826）二月] 廿三日 晴，為邱浩川寫《荔園圖》，已落墨將就……[43]

1823年，虯珠園最輝煌的時候，兩廣總督阮元六十大壽，駕舟親臨，改園名為：唐荔園，並為之賦詩《唐荔園》。唐荔園衰敗之後，葉兆萼作《唐荔園感舊詩》追憶故園：

荒亭故址草萋萋，野樹橫斜鳥亂啼。苔色綠侵曹子石，柳痕青鎖鄭公堤。

燕巢寂寂秋煙暗，蛙鼓聲聲夕照低。曩日阮公題詠處，朝風暮雨總淒迷。[44]

根據此詩可知，海山仙館故址並未囊括“曩日阮公題詠處”的唐荔園所在。

與唐荔園同一時期建成的另有李秉文的景蘇園，位置靠近小田園，最遲消失於1886年。詩人陳璞《丙戌（1886）小田園登高次譚彤士工部韻》有句雲：

小樓幸未逐蒿萊，偶借登高亦快哉。卷箔櫨聲搖客到，隔江山色送秋來。

招邀舊雨還今雨，爛漫深杯與淺桮。莫向鄰園感興廢右為景蘇園，左則海山仙館，今皆故趾矣，劉王亭苑早飛埃。[45]

在海山仙館之後繼起的有彭園、陳園[46]。1885年，詩人陳璞過小田園設席，其時，陳園已經存在，《乙酉（1885）四月浴佛伍襄卿七十壽辰置酒招同兒輩集小田園次韻》有記述：

溪邊隨地有林園，任子花前倒酒樽。初擬荷亭投竹杖初約設席陳園，叩門不開，因移席小田園，還過柳渡叩柴門。

軒窗盡啟宜長夏，雞黍相邀趁晚飧。人世華筵介眉壽，今君真覺局新翻。

1900年，潘飛聲遊覽泮塘，從伯祖潘仕成的海山仙館、外祖母家的小田園，均是兒時嬉戲過的地方，先後敗落不存，難免有一番眷戀之情，作《攜家遊半塘得詩八首》感懷。從1888年《廣東省城全圖•陳氏書院地圖》（圖5.8）可與第三首記及的彭園與陳園隔水為鄰情形互證：

彭園隔水又陳園，都向吾家畫本翻。

猶有當年紅蠟石，劍痕劚處血斑存。海山仙館試劍石今移于彭氏園矣。[47]

海山仙館原有試劍石，石上刻有“永鎮潘園”[48]，寄寓著園主潘仕成對海山仙館傳承百世的祈願，未想園因人榮，園因人廢。

七、海山仙館占地面積

今人對海山仙館故址位置的表述不一，也導致對海山仙館故園面積表述的巨大落差。曾昭璿、曾憲珊在《“海山仙館”地址小議》記為“約為7萬平方米以上”；黃漢綱的《海山仙館文物查訪記》、陳澤泓的《南國名園海山仙館》則記為“數百畝”，以最低值三百畝，則占地至少在20萬平米以上。莫伯治在《廣州行商庭園》更是記為40萬平方米。

曾親身遊覽海山仙館的西方人則有更為保守的記錄，Dennys的《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和 Bonney的《A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記為“several acres”（幾英畝），一英畝合4046.86平方米，若3－9英畝，合1.2－3.6萬平方米。

方志的刊印愈為遠離海山仙館的消失年代，文字的描述則愈加溢美。宣統版《續修南海縣誌•卷二十六》記載，“潘德輿仕成以鹽起家，致巨富，有別業在泮塘，曰‘海山仙館’，垣繚四周，廣近百畝。”民國版《番禺縣續志•卷四十》記載：“海山仙館，又名荔香園，在城西荔枝灣，邑人潘仕成別業。池廣園寬，紅蕖萬柄，風廊煙漵，迤邐十餘里，為嶺南園林之冠。門聯雲：‘海上神山，仙人舊館’，集句天成，一時遊客稱盛。今圮。”

茲將中外文獻關於海山仙館的面積表述匯總為下表（表4）：

從標有海山仙館邊界線的清代地圖測算其占地面積更為客觀。鄒伯奇在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卷一》中寫到，地圖“闌外畫小格，每格為一里，以取計里之便”。清代一里為500米。回看同治版《續修南海縣誌•卷一》“橫四縱一圖”（圖5.6），地圖左側及下方均畫有小格，海山仙館東西長度及南北長度都在圖框的一小格長度範圍內，也即長寬值在500米之內，故址面積上限在25萬平方米。

在更早期的1855年英文版廣州地圖（圖5.9）、1858年英文版廣州地圖（圖5.10）、1862年英文版廣州地圖（圖5.12），地圖邊框每小格則取比例值為1000英尺，合304.8米。海山仙館東西長度及南北長度約在圖框的一小格的長度範圍左右，也即長寬值在304.8米上下，故址面積上限在9萬平方米。

結合上述中外文獻及各種版本地圖，採用1860年英文版廣州地圖的海山仙館輪廓線，按比例繪畫於1:30萬彩色衛星影像圖上（圖7.1），經考證，海山仙館故址囊括荔灣湖公園西南的如意湖全部，以及南部、西部部分地塊，大致推定海山仙館故址的四至：東邊及北邊以荔灣涌為界，西邊以黃沙大道西側路邊線為界，南邊以荔灣湖公園南邊線為界，並向東南延伸至荔灣涌與上西關涌交界點。海山仙館故址的西北角荔灣涌對岸原為泮塘涌口上街與泮塘涌口橫街交匯點（此交匯點已為一多層建築所佔據），交匯點以北的泮塘涌口橫街即清代地圖中的西北支流所在。測算的海山仙館故址邊長：東西長315米、南北長295米，故址周長約1000米，占地面積約6.5萬平方米，合97.5畝。面積資料與宣統版《續修南海縣誌》的“廣近百畝”甚為相近。

金學智的《中國園林美學》介紹到蘇州園林的面積，拙政園62畝，滄浪亭16畝，怡園9畝，“從總體上說，嶺南宅園比江南宅園面積更小，嚴格地說只能稱為庭園。番禺余蔭山房算是大的，只有三畝；東莞可園也只有三畝多……”[49]。海山仙館若仍然存世，廣近百畝的占地面積與蘇州園林相比毫不遜色，亦能改變世人對嶺南園林小巧玲瓏的感觀。

圖7.1 海山仙館故址四至圖（筆者製圖）

八、結語

潘仕成的《海山仙館叢書》收錄宋代李格非（李清照的父親）所撰《洛陽名園記》，書中借唐諷宋：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

行商園林的廢興與十三行貿易的盛衰息息相關。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之後，對歐美的一口通商體系（Canton System）被廢除，中國經濟重心由廣州北遷上海。活躍的廣東行商群體也漸趨沒落。行商負債破產，潘仕成不是第一個，卻是最為轟動社會的最後一個。作為十九世紀中葉行商翹楚的潘仕成，商海浮沉，禍福莫測，最終資不抵債，導致曾經見證十三行貿易畸形輝煌的一代名園海山仙館被政府拍賣。海山仙館存世僅三十餘年，故址宛若流星，一閃而過，一併消失的，連同刻有“永鎮潘園”字樣的紅臘石。

2020年6月30日寫于廣州市琶洲村芒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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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劉濤，碩士論文《行商園林海山仙館研究》，P52。

[2]李齊念主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9輯》，中國文史出版社 , 2008.05，P16-19。

[3]龔志鎏，《廣州西關士紳和文瀾書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12輯》，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64.10，P162。

[4]潘廣慶《獨具特色的西關大屋》，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市荔灣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35輯》，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86.08，P113。

[5]潘廣慶，《獨具特色的西關大屋》，廣州市荔灣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91.12，P203。

[6]黃漢綱，《海山仙館文物查訪記》，羅雨林主編，《荔灣風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6.01，P97。

[7]陳以沛、陳秀瑛，《潘仕成與海山仙館石刻》，羅雨林主編，《荔灣風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6.01，P113-114。

[8]曾昭璿、曾憲珊，《“海山仙館”地址小議》，《羊城今古》1997年第2期，P14-15。

[9]陳澤泓，《南國名園海山仙館》，廣州市荔灣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別有深情寄荔灣廣州西關文化研討會文選》，廣東省地圖出版社, 1998.04，P136-137。

[10]陳澤泓著，《南國傑構廣州建築文化研究文集》，廣州出版社, 2018.04，P373。

[11]廣州市荔灣區文化局，廣州美術館編，《海山仙館名園拾萃》，花城出版社, 1999.09，P13。

[12]吳慶洲著，《廣州建築》，廣東省地圖出版社, 2000.03，P205。

[13]莫伯治，《廣州行商庭園》，莫伯治著，《莫伯治文集》，廣東科技出版社, 2003.04，P344。

[14]陸琦，《廣州海山仙館》，《廣東園林》，2008年第5期，P74。

[15]高劉濤，碩士論文《行商園林海山仙館研究》，P22。

[16]許禮平，《海山仙館及<海山仙館圖>》，徐俊主編，《掌故》（第五集），中華書局，2019-10，P183。

[17]莫伯治，《廣州行商庭園》，莫伯治著，《莫伯治文集》，廣東科技出版社, 2003.04，P340。

[18]彭雨新編，《清代土地開墾史資料彙編》，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2.12，P176。

[19]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1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 臺灣私法 第1卷》，1990.06，P156。

[20]黃佛頤撰，《廣州城坊志》，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4.12，P574。

[21]冼劍民，陳鴻鈞編，《廣州碑刻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12，P1202-1203。

[22]佛山市圖書館整理；冼寶幹編纂，《民國佛山忠義鄉志校注本上》，嶽麓書社, 2017.04，P88。

[23]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桑兵主編，《清代稿鈔本六編第287冊》，廣東人民出版社 , 2014.10，P239。

[24]許禮平，《海山仙館及<海山仙館圖>》，徐俊主編，《掌故（第五集）》，中華書局，2019年，P189。

[25]許禮平，《海山仙館及<海山仙館圖>》，徐俊主編，《掌故（第五集）》，中華書局，2019年，P200。

[26]黃佛頤撰，《廣州城坊志》，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4.12，P320。

[27]陳以沛，《海山仙館的文化成就與影響》，廣州市荔灣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別有深情寄荔灣廣州西關文化研討會文選》，廣東省地圖出版社, 1998.04，P126。

[28]陸琦，《廣州海山仙館》，《廣東園林》，2008年第5期，P74。

[29]WILLIAM C. HUNTER，《Bits of Old China》，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i PATERNOSTER SQUARE，P79。

[30]曾昭璿、曾憲珊，《“海山仙館”地址小議》，《羊城今古》1997年第2期，P15。

[31]陳坤著，《嶺南雜事詩鈔箋證》，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4.01，P62。

[32]林貴添，《富文廣州城地圖之辨——兼從地圖看19世紀70年代廣州城》，《嶺南文史》，2020年（第1期），P58。

[33]WILLIAM C. HUNTER，《Bits of Old China》，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i PATERNOSTER SQUARE，P78-80。

[34]Nicholas Belfield DENNYS，《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Trübner & Company，P147。

[35]Bonney，《A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Volume Ⅱ，1875年，P312。

[36]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廣東文征續編》第三冊，1987年，P91。

[37]黃佛頤撰，《廣州城坊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4.12，P321。

[38]（清）謝蘭生著，《常惺惺齋日記 外四種》，廣東人民出版社 , 2014.09，P19。

[39]（清）謝蘭生著，《常惺惺齋日記 外四種》，廣東人民出版社 , 2014.09，P35。

[40]潘飛聲，《在山泉詩話》，卷三。

[41]張維屏，《草堂集卷四》《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33》，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2，P342。

[42]（清）謝蘭生著，《常惺惺齋日記外四種》，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4.09，P94。

[43]（清）謝蘭生著，《常惺惺齋日記外四種》，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4.09，P203。

[44]黃佛頤撰，《廣州城坊志》，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4.12，P643。

[45] 陳璞《尺岡草堂遺詩》，卷八，清光緒十五年（1889）。

[46]黃佛頤撰，《廣州城坊志》，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4.12，P611。

[47]潘飛聲，《著作林》，1900年，第9期，P41-42。

[48]黃佛頤撰，《廣州城坊志》，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4.12，P321。

[49]金學智，《中國園林美學》第二版，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年8月，P102。

跋、

是文收录于《廣州歷史研究》（第一辑），书承《近代廣州研究》植根於深厚的廣州歷史文獻，以近代廣州城市史研究為核心，上溯下延，力求不拘於模式，不囿於成見，嚴謹治學與拙誠探索相結合，以深功夫、大視野、多角度書寫活著的、流動的歷史，在深研近代廣州政治、經濟、文化之宏大敘事的同時，關注與城市律動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民間記憶、影像尋踪等微觀歷史，立體呈現廣州城市歷史，傳承、傳播廣州城市文化，探索學術大眾化、傳統新生之路。此書現已發售，歡迎購閱。

誠摯感謝王美怡主編、黃柏莉副主編以及周驚濤社長等各位的大力支持，將我的小文《廣州海山仙館故址考》收錄，寫作過程中，也得到一眾好友在史料上、翻譯上的支援，有研究歐洲史的Josef Ho、研究省港文化的香港Yip Sir、研究城鄉規劃的亮哥、研究廣州水利的欣欣等，更有園林界吳前輩更與同行實地考察，帶來各種幫助和教益，有你們的支持，亦增加了繼續從事研究的信心及樂趣。

原擬海山仙館研究三部曲，此二萬字故址考為第一部，然後是還原考，文化考，後來竊知一些高校亦在同步推進，且個人的時間及精力不逮，聊作遙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