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广州城南临珠江，西面是冲积平原，越秀山在广州城北部，地势高亢，明代以前，是城外郊野地。墓地忌水，古代越秀山地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传统墓葬区。其历史可追溯至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

将岭南大地纳入秦国版图的大将任嚣死后，可能就葬在越秀山。唐《元和郡县图志》载：“任嚣墓，在南海县北三里。”唐代时广州城之北城墙在今越华路南侧高坡上，往北三里，约在当时的越秀山麓。不过任嚣墓至今没有找到。

南越国开国之君赵佗死后葬于越秀山。越秀山的第一个名称越王山即由此得，寓意这是越王陵所在。赵佗墓至今未找到，他孙子赵胡的墓找到了，那就是位于今解放北路西侧象岗的西汉南越王墓。据逻辑推断，赵胡的儿子赵婴齐墓亦当在越秀山。越秀山东麓之蟹山（蟹岗），建国后曾发掘出南越国时期古墓。

南越国墓（陈莉摄）

隋代建州刺史徐达恭死后，“（大业）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归葬于南海甘泉北之山。”“甘泉”即甘溪。“甘泉北之山”即越秀山。清末宣统三年（1911）春，这块墓碑在越秀山镇海楼后冈出土。简称《徐志竦碑》，全称《大隋仪同三司连州剌史徐使君墓志》，大业八年刻，高二尺七寸五分，宽一尺四寸五分。汪兆镛《广州新出土隋碑三种考》载：“此刻初出土时，鉴赏家多有拓本，寻为人椎坏数字，并舁石运往海外矣。”（民国二十年《番禺县续志·卷三十三金石志一·周至宋·大隋仪同三司建州刺史故徐君墓志铭》）是刻初归成都王秉恩，后归番禺胡氏，经半世纪海内外流转，今入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其书风端庄温雅，弥足珍贵。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辑入此碑。

唐代前期，伊斯兰教入传广州，在越秀山麓留下了穆斯林坟场，今桂花岗一带在唐代已成回族墓地。清真先贤古墓至今尚存。

唐咸通三年（862），潮州程乡县令夫人迁葬在越秀山东麓四望亭后岗（今小北路与越秀北路相交处以北一带），可知那一带是墓葬区。

唐代时，象岗朝台附近有墓地。1954年5月在越秀山镇海楼后面山坳间发现了唐代王涣墓，据墓志载，王涣在唐天复元年（901)因疾卒于金利镇，初葬于朝台之侧，天佑三年(906)才改葬于此。这是越秀山唐代著名古墓。其《唐故清海军节度使掌书记太原王（涣）府君墓志铭》碑，今立于镇海楼前碑廊。

宋代有谭惟寅墓。谭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进士，葬在越秀山南麓西竺山。过了七十来年，南海县尉方信孺写成《南海百咏》一书，书中《赵佗疑冢》记载：“今蒲涧之南平原中，枯冢垒垒数千”。这应是方信孺亲眼所见，可知宋代时蒲涧南面（包括越秀山地）是密集的墓葬区。

 

元代有刺马丹墓。在清真先贤古墓附近。又有蒲悦山墓。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载，其六世祖蒲悦山在元末迁至鱼珠炮台旁之珠冈村（即今珠江村）定居，为蒲氏珠冈房始祖，卒后葬于越秀山知府窿，墓今已不存。有关蒲氏碑石拓片现存广州博物馆。

明代有彭烈女墓，在大北门外百余步，约在今象岗山一带。还有丛葬了很多人的共冢，在越秀山南麓一带。可知当年此地是坟场。越秀山西麓流花桥侧，建有无祀鬼神坛，祭祀无主孤魂，可知附近一带也是坟场。清嘉庆·黄芝《粤小记》记载，在越秀山东南麓丹桂里，明代时曾挖出过一个大黑棺，并特写按语：“郡《志》载：‘汉以后古墓多言在丹桂里。’观此棺犹信。”

清初，清军攻灭绍武政权，绍武君臣死难，被丛葬于流花桥畔。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洪玉生购置大北门外流花桥北大蛇山建回教义冢，达千余穴。民国时期流花桥一带仍是荒僻地，做了杀人的刑场，有其渊源。

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破广州城。回族三将领战死，后人在清真先贤古墓东侧为之特设三衣冠冢以作纪念，是为回教三忠坟。当年两藩王霸占了广州老城，下令：“城内外三十里，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官军筑厩养马。”（清初梁佩兰《方莹堂集·养马行诗·序》）这些坟墓，主要在越秀山麓一带。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占据了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四出滋扰。当时越秀山双山寺、流花桥诸处是暂时停放棺柩的地方，洋兵竟打开棺木，激起众怒，成为“三元里抗英”的导火线之一。

清代后期，在小北门外西北侧，有洋人坟场。

清代回教坟场，其地域包括越秀山麓今解放北路兰圃西侧清真先贤古墓周围的坟地和梓元岗、聚龙岗、松柏岭的部分坟墓。

远远可以看到流花桥、流花桥村、象岗北端的保极炮台及六榕寺花塔。右边的清真墓不是先贤古墓，这一带有很多回民墓

清末，胡子晋《广州竹枝词》加注：“大北门外群山坟墓已满，大北、大东门外虽有地可葬，但出沙河三五里即有掳人勒赎之事。”如果这个记载没夸张，即当时越秀山西南麓地域是坟墓布满，已无下葬的地方了。

以上所记历代越秀山名墓，详下文。

民国前期，大北门、小北门外不是城区，而是村庄、菜地、沼泽和山岗。山上荒冢累累，也有一些各宗教、民族的坟场。抗战时期，民不聊生，越秀山五层楼下附近山岗杂草丛生，被人弃置死婴。（罗进《广州沦陷期间我所见的日军暴行》，载《广州文史资料》第四十八辑）

直到建国初期，这一带仍是相当的僻静、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