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1980年代的人，大概很少有人没看过《花城》杂志，当时它被视为思想解放、文艺春天的象征，有人把它与《收获》《十月》《当代》并称为中国文学杂志的“四大名旦”。好事者甚至把花旦、刀马旦、老旦、青衣之类的名头，分配给四大杂志，《花城》被封为花旦。 那么，《花城》杂志是怎么诞生呢？ 1978年秋天，一场台风从广东掠过。台风过后不久，高鹤县沙坪镇的县政府招待所来了一群广州客人，他们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岑桑、苏晨、易征、王曼、林振名等人。他们聚在一起，为了讨论一部书稿，书名叫《醒来吧，弟弟》，从已发表在报刊的伤痕文学作品中，精心挑选出18篇短篇小说，编成一本小说集。第一篇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还有他的《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卢新华的《伤痕》、陆文夫的《献身》、王蒙的《最宝贵的》和孔捷生的《姻缘》等。在沙坪忙了一个星期，编辑工作告一段落。
这本书在1978年12月正式出版，一开机就印了20万册。十分有趣的是，它以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为前言，把那些伤痕文学作品，称作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反映出编辑们谨小慎微的心态，大概觉得《人民日报》的大旗，可以为他们保驾护航。
审编稿件之余，编辑们在招待所外散步聊天。苏晨、易征、王曼都当过兵。苏晨是辽宁本溪人，第四野战军的政治部干事、营政治教导员和报纸副总编辑，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篆刻大师钱君匋曾为他刻过一方“辽东老兵苏晨”的名章。易征是湖南汉寿人，“三湘才子”易君左的哲嗣，汉寿易家，三代都是大才子，易征是第四代，幼承家学，富有才识，1949年加入解放军，历任文书、记者、编辑；王曼是广东海丰人，东江纵队出身，在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当过文工团分队长、团宣传干事和新华社两广支社随军记者。
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正是春秋鼎盛、风华正茂的年龄，却因“文革”虚耗了十年时光。顶着“汉寿易家”光环的易征，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编一套“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连环画，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在一次散步时，易征向林振名诉苦，这日子太无聊、太沉闷了，渴望有点新东西出现。
林振名是广东潮州人，曾经是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青年才俊，“文革”风暴一来，联合会机构被撤销，他卷着铺盖下放到广东省宣传战线五七干校（在英德县的黄陂，俗称“黄陂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出版社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后，广东人民出版社恢复运作，林振名与岑桑一起调入文艺室。他何尝不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可以做些什么呢？
北京出版社的《十月》创刊，是一个刺激。当时广东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是《作品》和《广州文艺》，前者是省作协的，后者是市文联的，出版社没份，未免让人感到失落，在编《醒来吧，弟弟》一书时，这种情绪更强烈了。书里的作品，都是别人报刊发表过的作品，出版社有作者资源，有编辑资源，为什么不能办一本自己的文学期刊？
这个念头一蹦出来，有如电光火石，“是的，出版社应该有一本大型的、大气的文学期刊。”易征脱口而出。林振名停住了，两人四目相对，好像无意中按下了某个开关，许多以前还是模模糊糊、零碎杂乱的想法，一下子全被激活了，变得清晰与完整：办一份全国一流的大型文学期刊！长期憋在心里的苦闷，被突如其来的想法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胸中怦怦作响、跃跃欲试的亢奋。
易征、林振名马上去找岑桑商量。岑桑是广东顺德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1960年他出版了散文集《当你还是一朵花》，从此他的名字，便与“一朵花”绑在一起了，无论什么时候，人们只要说起岑桑，都不免要提到他是“一朵花”。听了易征与林振名的想法后，岑桑也兴奋起来了，三个人一起去找苏晨商量。
苏晨把所有人召集一起，进行认真讨论，这个想法同样在大家心里激起了兴奋。但他们也有一点担心：申请办刊，必须上报备案，审批程序复杂而缓慢，还要申请编制，更是困难重重。在这个漫长过程中，难保不会在某个环节，遇上某位领导干预，哪怕提一些鸡毛蒜皮的异议，也可能令杂志卡壳，给出版局领导惹麻烦。北京的《十月》，是以“十月文艺丛刊”名义出版的，名义上是书，其实是刊。这个办法挺好。
最后商定，在编辑室权限之内，从可以做到的范围起步，效法《十月》，以丛书形式出版，以书代刊，先是每三个月出一册。如果读者欢迎、条件许可，再逐步过渡到双月期刊。岑桑指定易征、林振名做责任编辑，开始着手筹备。
那天开完会，大家都跑到招待所外面，黄昏已快到来，清寒的风，吹过阡陌田垅，吹过丘陵山影，吹过沙坪河与龙口河两岸，吹在每个人的脸上，令人精神一振。远远望去，最后一束残阳，从西边斜斜投射在河水之上，几条小船荡桨而过，消失在河道弯处，留下了一片涟漪。天地如此恬静、安详。
编辑们从沙坪回到了在大沙头四马路10号的出版社后，要办花城丛刊的事，在文艺室传开了。大家都十分热心，纷纷出主意、荐稿件。迎接孩子的降生，要给孩子起个好名字。秦牧有一本书叫《花城》，早已家喻户晓，甚至成了广州的代称。“就叫‘花城文艺丛刊’吧！”大家不约而同说。没有任何争议，也不用再想别的了，就是它了。因为用了秦牧的作品标题，易征和林振名专程拜访秦牧，征求他的意见，秦牧慨然允肯，岑桑为此还打电话向他致谢。
尽管那是人人都在做文学梦的年代，编辑部每天都收到来稿堆积成山，但丛刊第一册还是以名家作品为主，第一篇是桑逢康（笔名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接着是欧阳山、吴有恒两位广东老作家的长篇小说选载，还有若干短篇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和诗歌作品，并专门开辟了“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和“外国文学”栏目。
很快，第一册的稿件，便整整齐齐送到岑桑、苏晨的案头，他们也很快便签名发稿，林振名、易征马上动手排版。文艺室的陈俊年、曾定夷加入帮忙。整个过程，环环紧扣。陈俊年回忆：“《花城》的一、二、三集，都是在易征家里排版的。”他们请了林墉、伍启中、陈衍宁、方楚雄等一批画家画插图。第一册版面的最大特色，是目录采用套色、竖排，让人眼前一亮，这是易征从香港学来的，内地还没有。
《花城》创刊号
当排版告一段落时，1979年的初春已经来了。
这天下班以后，省新闻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文俞来到文艺室，让林振名帮他理个发。林振名在干校时就帮人理发，手艺不错，回到出版社后，也常帮人理发，办公室里长期放着一套推剪。黄文俞是广东番禺人，以“思想解放”著称，威望很高，广东新闻界、出版界的老一辈，对他甚至有点崇拜。
这次黄文俞让林振名理发，是想了解“花城丛刊”的事情。林振名一边替他理发，一边把沙坪讨论办《花城》的起因、过程，大家的顾虑、思考、共识和最后决定，和盘托出。林振名解释，我们这样做没有违规，不马上申请办刊，是怕给领导惹麻烦，万一丛刊出事，责任可以自己扛。他补充说：“我们确信可以办好丛刊，不会违规，也不会出事。”其实，这个保票谁也不敢打，在第一集里的《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就是一篇风险极高的作品，因为它直接描写了1976年的“四·五”事件。
黄文俞听了，什么也没说，理完发后，拍打着身上的落发，嘱咐林振名，等清样出来以后，送一份给他看看。林振名连声答应。黄文俞起身告辞，临出门时，回头微微一笑说：“想绕过我是绕不过的。”第二天一上班，林振名便把这事告诉了苏晨、易征，让出版科多打一份清样，送到出版局给黄文俞审阅。但直到稿子付印，黄文俞那儿也没有任何回音。林振名后来说：“自此之后，我们留意到他时时关注花城丛刊，在《花城》遇到一些风雨时，他总是挡风遮雨，我们心存感激！”
就这样，1979年4月，“花城文艺丛刊”第一册面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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