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广州发电厂控制室里，灯火通明。仪表盘里，一盏盏红色指示灯在不停地闪耀，一支支表针在正常地摆动。强大的电流，通过一条条粗大的电缆，源源不断地输往市区、工矿、农村……”

这是报纸对广州1978年1月1日凌晨的描写。此时街道上静悄悄，只有一串昏暗的路灯，气温在摄氏5、6度之间，北风二级，寒气砭骨。白天最热闹的中山路，现在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在夜色中匆匆行走，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车尾灯逐渐远去。马路两旁边的骑楼，大部分窗户紧闭，没有灯光透出。人们还在熟睡之中。

当海关大钟的指针，跳向5时正时，微光渐渐从东面泛起，天就要亮了。冷清的街道开始人影憧憧，许多老人、小孩在市场门口瑟缩着，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手里捏着一两张皱巴巴的肉票、鱼票，等着买几两肉过节；元旦还要上班的人陆续出门，赶着去搭头班公共汽车和电车；第一班从沥滘驶来的渡轮，在西堤码头徐徐埋岸；广州西郊大队的农民开始忙碌，把六万多斤菜心、生菜、西洋菜、莲藕和马蹄，运往市区各个市场；在悬挂着“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标语的街道上，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混合着公共汽车的“吱吱”刹车声、单车的“叮叮”铃声、巷子深处公鸡的“喔喔”啼唱、晨运者跑步的“踏踏”足音，把睡梦中的人都吵醒了。

天真的亮了。街头阅报栏贴出了今天的新报纸，吸引一些早起的人驻足浏览，广州仅有的两份本地报纸《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都在头版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南方日报》第四版刊登了老作家陈残云一篇迎新年散文，激情洋溢地写道：“让我们为迎接一九七八年新的胜利而欢呼歌唱！”

南方日报

1978年1月1日

新的一年，会和昨天有什么不同吗？人们好像有所期待，又好像雾里看花。在经历了漫长的高强度政治运动之后，整个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民间疲惫不堪，蕴蓄着强烈的改变冲动，但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却没人说得清楚。无论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平头百姓，都不清楚，前方一片暝茫，路向不明。有人说，“四人帮”虽然倒台了，但“两个凡是”还是要坚持，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就在几天前的12月26日，《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同时在头版刊登毛泽东的旧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和《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紧接着在1月的《广州日报》上，《跃马扬鞭大干新一年》《以大跃进的精神力争高速度》《粮食高产大有可为》《树立大跃进思想高速度发展我市国民经济》《国营农场要来一个大跃进》等文章，连篇累牍，把“实现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似曾相识的口号，似曾相识的氛围，让人喜忧参半。

虽然“两个凡是”如泰山压顶，却压不住民间求变的反作用力。“文革”既已结束，总得有点变化吧？哪怕只是缓兵之计，也需要有个口子，以释放民间的压力。于是，许多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演的电影，像《战上海》《刘三姐》《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景颇姑娘》等，都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仓库里翻出来，重新上映，以发挥安慰剂作用；新电影也在加紧拍摄，这一年推出了《熊迹》《青春》两部，虽然还是一股“文革”腔，但有总比没有强。人们兴奋地涌向新华、新星、解放、中华等大小电影院，以至一票难求。

报纸公布购票规则，元旦期间的电影预售票，一半在售票处公开发售，每人限购五张；其余在工厂密集地区设立临时售票点发售，或委托工矿企业代售，另有少量当天票，专供港澳同胞、华侨和荣誉军人，在特定窗口发售。市民排起了长长的人龙，和买鱼、买猪肉的队伍一样长。所有机关单位、工矿企业的礼堂、球场，凡是能放电影、演戏的，统统利用起来。看电影就像一日三餐，不可或缺，有人一天看三四场电影，放映日本电影《追捕》时，因为实在太过火爆，不少影院将尾场排到深夜2时开映，也还是满座。无论是学校还是肉菜市场，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有人在说“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卡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这句台词。

电影海报

1977年底全国恢复了“文革”中停止的大学招生，全国有570万25岁以下的未婚青年（1966、1967年的高中毕业生年龄放宽到30岁）参加了高考，结果很多已成家立室、有儿有女的人，也去赶考。收到大学体检通知书的人，欣喜若狂地忙着通知亲朋好友，以最快速度收拾行李、照相、办理户口迁移，飞奔向新的人生。

新生还没入学（要到1978年3月才正式开学），1978年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又传开了，1977和1978两年合并招收，年龄在35岁以下（后来放宽到40岁），即使没有读过大学本科的在职人员，但有“同等学力”（学习能力）也行。“文革”期间毕业的大中学生们，无不怦然心动，纷纷冒着寒风，到市招生办公室打听报考条件，索取招生简章。3月报名，5月初试，6月复试，9月入学。新华书店的售货员发现，在过完“革命化的春节”后，来购买《高等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的年轻人骤然增多。这一年，广东全省招收到约500名研究生，其中108名进了中山大学。

六七十年代被赶去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现在更关心何时可以回城，有人被安排到县城的农机厂、食品站、粮管所、建筑队、民办学校，算是到城镇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如果在前几年，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幸运儿，值得买三两白酒，一碟卤花生庆祝一下，但现在更希望回到大城市，回到广州。高考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但能考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天之骄子”，大部分人仍然徬徨歧路。

从1978年起，国家不再强制上山下乡了，高中毕业生一律交街道办事处安排，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称，叫“待业青年”。人们都意识到，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愈来愈多的知青，丢掉锄头往广州跑，与应届高中毕业生汇合在一起，形成一支庞大的求职大军。

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运气好的，考上了大学，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运气稍弱的，虽然高考落榜，但被招进了国营工厂，当上“工人阶级”，也算春风得意，学徒第一年工资18块，第二年22块，第三年24块，满师以后每月可以拿到39块，足以羡煞旁人；运气再差点，在父母单位当个临时工，工资每天八毫纸，每餐饭堂三两白饭，五分钱萝卜干炒肉丝，外加几条白菜，被谑嘲为“八路军”。但如果父母有熟人关系，走走后门，转为正式工，也能实现鱼跃龙门的梦想。

剩下运气差到连“八路军”也当不上的人，被鄙称为“社会青年”，他们也要吃饭，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在电影院门口炒卖电影票、兜售明星照片、通俗歌曲词谱，有人跑到虎门，搞些衣服、袜子、太阳镜之类的香港走私货，回广州倒卖；有人在街道摆摊，靠卖凉茶、猪肠粉、绿豆沙，或做些修、补、改的手工，勉强维持生活。新一年对他们而言，别说“跃马扬鞭”，就连马毛都还没摸着。 

然而，这是巨变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