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和世界建立正常关系，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就是在全世界有两千多万华侨。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在“实业救国”理想的激励下，华侨踊跃投资办学校、建工厂、开矿山、设电线、修铁路、造火轮，不计其数，中国现代工商业的结胎与发育，全赖于此。1977年10月，刚刚官复原职的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他的讲话，很快就传开了，预示着国门即将打开。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港澳人士入境，愈来愈方便了，受到的接待也愈来愈殷勤，所以有更多人愿意进来。1978年4月，第43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有110个国家和地区、3.8万名客商参加，比上一年的春交会多了1.2万人。

为了让外宾大快朵颐，市副食品公司十甫商店陈列的四只珍贵熊掌，被广州酒家一扫光，买去烹制成佳肴。商店吃惊之余也开了窍，原来副食品不光是咸蛋、腊肠、豆腐干，熊掌、燕窝、膨鱼腮、鳘鱼肚也是，愈是“高精尖”商品，利润空间愈大，于是赶紧派人采购了三五百斤熊掌回来。这时有人出来反对了，但批评的不是吃熊掌不对，那时还没有这么高的文明水准，而是质疑卖熊掌算不算“为城市资产阶级老爷”服务。

其实，“资产阶级老爷”并不在乎有没有熊掌吃，他们只想进来做生意。到10月的秋交会时，客商增至3.9万人，成交额为历届最高。专门接待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友谊商店，在白云宾馆东侧开张了，二楼外墙架起一条热情洋溢的巨大横幅：“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大门口的铁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无关人员勿进，本店接待外宾”。普通内地人都属“无关人员”，不能进去，就算溜进去了也买不到东西，人民币不通用，要用外汇购物。这是明显的“身份隔离”政策。很多人一说鸦片战争，就觉得是奇耻大辱，但很多时候，自己也在制造耻辱，却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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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中国民航广州管理局为秋交会开辟了广州、香港间的包机飞行，不久改为定期航班；11月，广州、香港间的客运气垫船（飞翔船）航班也开通了；1979年4月，中断了三十年的广九直通车，在音乐与锣鼓声中，由东风3型0149号内燃机车牵引，一声长笛，徐徐驶出车站，正式恢复行驶。这一年，有两百多万人次的旅客，从港澳这个狭小的门口涌入内地。

开放已成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门迟早要打开。坐落在广州海珠区的珠江电影制片厂，适时推出了一部音乐电影《海外赤子》，讲述华侨如何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返回祖国，参加建设，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报效国家的故事。片中歌曲大多由瞿琮作词，郑秋枫作曲，表达华侨的思乡情怀，如《思乡曲》《飞向无限向往的明天》《生活是这样美好》《春来了》等，其中一首叶佩英演唱的《我爱你，中国》，更是唱红大江南北，风头甚至压过了港台流行歌曲。

如此美妙的歌声，以前只能到电影院，或者收音机里才能听到，现在多了一个渠道，就是电视机。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内地，可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商品，主要是家用电器和日用商品，很多人选择带电视机，因为这东西在内地属高档商品，一般家庭买不起。这时的电视节目乏善可陈，除中央电视台之外，本地的广东电视台只有两个频道，一个是岭南台，一个是珠江台，节目单调之至，但人们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有图像，有人在屏幕上唱唱跳跳，也看得开心。1978年以后，一些老戏重新上演，在电视上转播，成了最吸引人的黄金节目。

 

有电视机的家庭并不多，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价钱是255元外加100张侨汇券，黑市的侨汇券，炒到四五毛钱一张，最早拥有电视机的市民，大多是有港澳或海外关系的。每天晚上，电视机前就像居委会开会，坐满了男女老少。一位家有电视机的市民回忆：“每天的晚上我家门前就热闹啦！我结婚分配的老宅房间只有9.18方。还未入夜门前已经有人担凳仔、霸头位！”有人得意地向街坊炫耀：“我在电视上看六次《十五贯》！”下次电视再重播《十五贯》他还会来。如果觉得9寸电视机太小，看不清楚，不要紧，商店有一种塑料制的放大屏出售，搁在9寸电视机前，立即有了12寸电视机的效果，尽管图像有些变形。

外面世界的时髦玩意，不止有电视机，卡式录音机也进来了，电子手表也进来了，尼龙丝袜、缩骨遮，还有三鲜伊面也进来了。国际名牌皮尔卡丹落户北京，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二度访问中国，欧洲音乐《罗马狂欢节序曲》在舞台响起，美国文化、欧洲文化、日本文化在中国激起层层涟漪。

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中，演员高仓健、原田芳雄饰演硬朗、冷峻的男人形象、中野良子饰演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高桥洋子演绎的妓女生活，宛如一串串震撼弹扔下来，对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审美观，产生了强烈冲击，还引起了社会激烈争论，有人愤怒指责这是“黄色电影”“荼毒青年一代”，也有不少人挺身为其辩护，连大作家巴金也出来说话：“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日本电影《望乡》

但对妇女没有坏心思的年轻人，也未必就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也热衷于喇叭裤、大鬓角、长头发和菊花头，戴一副大大的墨镜，穿“包顶颈”冷衫、连衣裙、柔姿衫，喜欢挟着一台单喇叭、双喇叭，或四喇叭卡式录音机，播放着港台流行歌曲磁带，招摇过市。他们对单调、刻板的“革命化”生活，早已厌倦透顶，窗外光怪陆离的世界，充满了诱惑，有人问一个穿喇叭裤的年轻人：“你最想去哪里玩？”他说：“香港是富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我想去地狱看看。”

为了见识一下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有人跑到宝安、惠州去看香港电视。有人干脆泅水偷渡去香港。从1978年8月到1979年6月间，有54719人从动物公园偷来的老虎粪便（据说可吓退边防军的狼犬），带着五花八门的偷渡用具——把三四条打了气的单车内胎缠在身上，或用鱼丝网兜装着一兜乒乓球，或抱着一只水泡、一个篮球、一块木板，还有用医用胶布自制“橡皮艇”，或偷渔民的小船——从宝安县蛇口一带，投向茫茫怒海。1979年上半年，有超过10万（其中三万多是从香港遣送回的）偷渡失败者被送进深圳收容站，他们很多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收容了。

羡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就是从羡慕喇叭裤开始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有人怒不可遏，严词痛斥。北方城市的街头，出现由大爷大妈组成专门拦截、剪烂喇叭裤的“民间纠察队”，有的学校不准穿喇叭裤、蓄长发的学生进入。“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有人质问大学生们，但马上被人反唇相讥：“请问什么裤能吹响？”《中国青年》杂志在1979年第5期发表文章《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作者即使打算为喇叭裤辩护，也不得不首先声明：“我们并不赞成青年人蓄长发、穿喇叭裤。”然后才话锋一转说：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也不赞成在青年的衣着、发式等个人生活问题上过多地评头论足和指责干涉。”

这一波来势汹汹的争论，在广州却没有太大反响，因为广州毗邻港澳，交往频密，几乎家家都有“南风窗”，对喇叭裤见怪不怪，不仅穿喇叭裤，还穿牛仔喇叭裤。这种用坚固呢做的“工人阶级服装”，让人的双腿变修长，臀部变圆浑，显得格外挺拔，实在太过迷人。香港商人跑到广州设厂生产牛仔裤，东山区出地方、厂房，港商出资金、设备、原材料和负责产品的经营、包装和出口。时任东山区外经委主任的黄大同回忆，1978年“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建了广州第一家中外合作服装厂——东山区服装厂，专门加工牛仔衣服。”按规定“三来一补”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口，但肯定会有一些货尾，逃过核销，流入了内地市场，为内地裁缝提供仿制的样板。东山区第一年就从这家工厂收取了几百万港元加工费，而且因为成功引进项目，区外经委得到了两台免税进口小车，“我们成了广州市第一个拥有面包车的单位。”

大家好像忽然找到了一棵摇钱树，纷纷大开中门，招商引资。1978年11月，荔湾区与外商签订了羊毛衫来料加工协议；12月，东山区与外商签订了羽毛球加工合同；1979年3月，郊区与港商签订机织珠绣毛衣合同；新加坡华侨捐赠了一条价值100万美元的瓦楞纸箱自动生产线给广州。各个区纷纷成立“三来一补”办公室、外贸办公室、外贸公司等机构，到处找外商接洽引资……从数据上看，1978年，广州市引进了60万美元的港澳投资，到1979年暴增至163.34万美元。

芳村早期的合资工厂（图源《芳村区志》）

现在人们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邓小平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了。12月11日，中共广州市委、市革委召开大会，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归侨名人陈玉娣、黄美垣、廖联、李丽芳、戴赐联、姚书融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被诬为“资产阶级安乐窝”“阶级敌人避风港”的华侨新村，恢复名誉；向一批被扣上各种罪名的归侨侨眷赔礼道歉。“文革”中被撤销的侨务办公室恢复了，司徒梅芳被任命恢复后的第一任主任，到北京参加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不久便从北京传来消息：从现在起，对归侨、侨眷应采取“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十六字方针，团结广大华侨、归侨、侨眷，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门打得更开，更多人不仅带着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西装、羽绒服进来，也带着机器、技术、资金进来了。这难免让人们琢磨：都是中国人，都有一双手，为什么他们在外面那么有钱，而我们却那么穷？在现实对比的刺激下，“我要赚钱！我要过上好日子！”成了每天激励他们起床的动力。

现在，改变命运的机会，似乎已隐约可见。1978年5月，所有合作商店开始试行奖励制度和改进工资福利制度；11月，国营工厂也恢复奖金制度了。报纸刊登文章，鼓励人们“运用奖励办法解决生产关键问题”。广州灯泡厂实行超定额奖励办法，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全年80%的显象管生产任务，得到报纸大力宣传。很多企业按工资总额的10%发奖金。一位市日用杂品公司第一购销部驻外省的陶瓷採购员回忆，他每三个月从外地回广州休假一次，“1978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每次回单位，签收奖金等各种福利有好几种，我问发款人：怎会有这么多钱？是什么钱来的？发款人说：你只管签字收款，管它是什么钱。我笑过收银。”干瘪了几十年的钱包，居然开始鼓胀，让人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直的，并开始寻思：我是不是该换个大点的钱包？

太阳每天都很灿烂，万物欣欣向荣，寒冬真的结束了吗？